王道生

天津新立村位于天津市东郊，20世纪50年代曾以水稻试验田亩产12.4万多斤驰名中外。1958年8月10日，毛泽东曾到天津新立村视察。关于这次视察书刊报纸有过种种虚假描述，谬误流传，遗害不浅。作为《天津日报》记者，我曾先后两次去新立村进行实地调查。

孟繁兴：“这纯是胡扯！”

1993年夏的一个星期天，在纪念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视察35周年前夕，我第一次来到天津新立村。找到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新立村党支部书记孟繁兴家里，一进门，就看见屋子四面墙上挂满了玻璃相框，里面镶嵌的全是1958年毛泽东在新立村视察的照片。我对他说，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李银桥与毛泽东》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上世纪大跃进时代……牛皮越吹越大，最终在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吹爆了，新立村上报亩产水稻12.7万斤，合63.5吨。毛泽东闻讯带李银桥驱车来到新立村，只见地里的稻秸紧密挨着，密不透风。地四周有一圈几米宽的水沟，他执意要过水沟去看，生产队和公社领导无奈，只得派人弄来几块大木板搭在沟的两沿，老李搀着他过了沟，毛泽东在地头就近拔出一株稻子看了看，最下面齐刷刷的没有一丝根须，他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又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嬉戏，毛泽东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8月10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新立村，到农田参观，当时稻秧刚长到膝，还没吐穗

孟繁兴很不客气地说：“这纯是胡扯！”

此时的孟繁兴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精神饱满，待人亲切热情，他说：“来，先请你看看墙上这些照片吧。”

“看这张，毛主席右边这个瘦长脸小伙子是我。我右边这位宽脑门张嘴笑的是当时我们东郊区区委书记曾国栋。毛主席来那天是1958年8月10日，正是大夏天，毛主席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衬衣，我和不少人穿着短袖褂;当时地里的稻秧才这么高，还没秀穗呢。怎么可能上报亩产12万斤，毛主席怎么可能看见小孩站在稻秧上？纯是胡扯！”

“真是，看了这些照片，所有的虚构和不实杜撰都被揭穿了。孟书记，就请您把毛主席视察新立村的真实情况介绍一下吧。”

孟繁兴沉静片刻，娓娓道来——

新立村的人，解放前基本上都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要饭的多，打光棍的多。解放后翻了身，分了地，劳动热情空前高涨。1951年组织了互助组，1955年成立8个初级社，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社员们都真心实意走集体合作道路，发挥集体的力量，抓农业技术，抓稻田管理，抓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年年递增。到1957年，水稻单产已达千斤，涌现了6名全国劳动模范。

1958年那年，河北省干旱特别严重，新立村发动群众挖渠浚河，整修水库，抗旱保苗，利用地下水浇地，庄稼没受损失，水稻长势喜人。时任河北省省长刘子厚（1909-2001）、天津市市长李耕涛（1912-1974）来过好几次。8月2日，刘子厚又来了。

“我领他去地里转了转，他很高兴地说：‘天这么旱，能把地种成这样，很不简单。过几天有中央首长到你们这里来。我随便说：‘来吧。当时根本不知道谁来。”

8月10日下午4点多钟，公路上开来6辆小车停在村头，刘子厚先下车，接着毛主席走出来了，随行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天津市市长李耕涛、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摄影记者侯波等10多人。

毛主席和大家在稻田旁的路上往前走，看见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小红旗问是什么意思。东郊区区长张福安说：“每十天各队评比一次，上游是一类苗，插红旗，中游是二类苗，插黄旗，下游是三类苗，插白旗。”毛主席关切地问：“‘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啊？”张福安回答说：“能赶，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5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半个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毛主席听了，笑着点点头。

孟繁兴把毛主席领到5队，主席径直下地里去了。

毛主席问：“一亩地插多少棵秧？”孟繁兴答：“30多万棵。”

毛主席又问：“能亩产多少斤？”孟繁兴答：“一千多斤。”

毛主席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

区领导又领着主席去看实验田。

孟繁兴说：“这实验田一开始是我搞的，计划打3000斤。后来区领导把我找去说，南方已经放卫星了，亩产4万斤，市里也布置新立村放卫星，问我：‘你有胆子没有？我说：‘实事求是吧，亩产3000斤还得争取呢。后来区里不让我管了，直接来人抓这实验田。毛主席一来他们就汇报说要计划亩产5万斤。毛主席问区长张福安：‘产5万斤，有可能吗？张福安说：‘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太阳西下，毛主席要走了，与围着送他的群众一一握手告别。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孟繁兴对我说。

“可是，后来报纸上确实报道了一亩地产了稻谷12万多斤，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很认真地问。孟繁兴很无奈地说：“都是上面逼着搞的！详情区领导知道。”

逼出來的“亩产稻谷12万斤”

我第二次到新立村时，老书记孟繁兴和老伴都已经先后故去。村委会张主任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谈起1958年“亩产稻谷12万斤”的事，他说：“那年我还没出生呢，只是听老人们说过一些，不过我们的村志里有一份当年的区委书记曾国栋的材料，他也是陪同毛主席视察一直在毛主席身边的人，你看看。”

曾国栋就是站在毛主席身边那位宽脑门张嘴笑的干部。他作为当时的区委书记所写的这份材料，披露了许多内情。现摘录几段——

“1958年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市委农村工作部召集四个郊区的书记、区长开会，领导说，据专家讲，水稻能亩产5万斤。所以领导给我们东郊区定的指标就是亩产5万斤。我们选定在新立村孟繁兴那搞，由区长张福安挂帅。张福安要农技干部齐学礼按亩产5万斤算出一米见方需要多少棵秧。区常委决定在津塘公路以北、四号桥以东那块地里拔秧，进行移栽。孟繁兴提出这样做肯定不行。区里没听他的意见。对试验田，盂繁兴的态度和区常委不一致，张福安找了他几次，后来对我说：‘孟繁兴这个人太固执。所以我们把他试验田的队长撤了，换成了翟殿柱，老翟这个同志老实、听话、好领导。”

“栽完过了半个月，秧都烂了。又移了秧，栽了十多天，秧又烂了。社员们提出了意见，说你们这样搞，我们秋后吃什么？区委决定不搞了。市主要领导马上坐着汽车来东郊质问我为什么下马，我把烂秧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汇报给他。他批评我说：‘六六六粉（一种农药）还试验666次才成功，你试验两次就下马，不行！还得接着搞。领导走后，试验田又上了马，移秧又烂了。当时全国各地、各国使节以及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这怎么办？上面领导指示说：‘要想办法，不能让人靠近。于是，我们用绳子把这块试验田拦上，参观的人隔10米观看。”

时任新立村党支部书记孟繁兴（左二）与时任东郊区区长曾国栋（左一）陪同毛泽东视察

“孟繁兴同志说：‘不能再搞了，咱不能搞欺骗人的事。上级领导说：‘国务院分管农业的领导指示试验田要认真搞，你们还得搞。现在先应付参观，别全换，光在外面换，叫金裹银。根据他的意见，又把外围稻子换上新的。”

“毛主席在8月10日来新立村视察了，走到水稻试验田，主席问：‘亩产多少？张福安答：‘5万斤。主席说：‘你要搞到5万斤的十分之一，也是世界上的奇迹。我认为这是主席的批评艺术。”

“收割季节到了，实际产量怎么办哪？正在没办法的时候，报纸上登出了湖北麻城放出早稻亩产7万斤‘卫星的消息。我们马上派人前去‘取经。‘取经人回来说麻城的试验田，稻根在外面露着，一看就知是假的……9月27日，市里通知明天在新立村召开水稻试验田收割现场会，由市政府秘书长主持。接电话后，我和张福安等到现场研究。决定在特制的捋子（打谷机）里事先秘密倒进一麻袋稻谷，捋稻子时就掺进去了，参观的人看不出来。第二天就是照这样干的。验收时，试验田的稻子只收割了一平方米，加上掺在捋子里的一麻袋稻谷，折算成亩产十二万四千多斤。”

查阅1958年10月1日的《天津日报》，果然有这样的重大新闻——

[本报讯]毛主席视察地的东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水稻试验田获得高额丰收。这个社的一亩零四厘计划亩产十万斤的试验田，从9日28日到昨日，已经收割完了一亩二厘五。经严格的丈量、过磅和验收。共收获干谷十二万七千四百多斤，计核亩产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九斤半……

翻阅1958年的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类似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浮夸成了弥漫全国的风气。

毛泽东：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

当时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较早发现了这种偏差，便从1958年11月开始到1959年，相继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大力纠正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就是庐山会议，也是为了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只是因为会议快结束时发生了彭德怀针对“左”倾错误的“万言书”，遭到一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使局势发生了逆转。

据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早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他谈话，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道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1960年冬天，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以整“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错误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我作为河北省委工作队成员到衡水县情况最严重的“三类队”亲身参加了这项工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本人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信中提到了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记得当年我读这封信的时候，会场上鸦雀无声，社员们不分男女，个个睁大眼睛，认真倾听。读完之后，没人鼓掌，没人喊“毛主席万岁”，仿佛还在梦中。会后有位老人問我：“这封信可真是毛主席写给俺们的？”我回答：“是真的。”他又问：“你们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北京来。”他又问：“是毛主席派你们来的？”我答：“可以这样说。”他抓住我的手摇晃：“这一下可要好了！这一下可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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