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晨

序幕：“真正有一种春天要来了的感觉”

“那个冬天湖南也很冷，不过，也正是从那个寒冷的冬天开始，湖南从此走上了明媚的春天。”这是湖南省委一位老领导印象中的1978年。这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时在省委机关杂志任编辑的周佑勋和同事们争相传阅，激动莫名：“真正有一种春天要来了的感觉。”就在上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我们一群年轻人不敢公开大讨论，但经常聚集在一起私下讨论，有一种隐约的振奋感，感觉大变化就在眼前。”

1978年，湖南还发生了两件大事，对湖南来说，影响深远。

这年6月23日，湖南湘乡县委组织撰写的《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犹如一记春雷，揭开了全国上下为农民减负，农村承包到户的序幕。

当时，湘潭地委在调研中发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严重影响整个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群众形容为“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湘潭地委一方面在湘乡试点，采取紧急措施为农民减负;一方面将调查情况以简报形式报送省委和中央有關部门。农业部立即派人来湘乡实地考察，认为非赶快向中央报告不可。

1978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一万余字的报告，一个晚上就出炉了。197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以37号文件正式批转湘乡县委的报告，并作了长达2500多字的批示，郑重指出：湘乡县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中央文件下发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3篇社论：《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湘乡经验一定要落实》《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一齐动》。时任湘乡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的谭庆云回忆说：“很快，《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南日报》的记者都到了湘乡采访，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到湘乡来取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而此时，坐落在湘乡最高峰褒忠山上的月山镇羚羊大队，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明包到组，暗包到户，湖南省第一个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偏远的羚羊大队紧锣密鼓地实施了起来。在1978年，尽管湘乡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但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创下了增产的历史纪录一增产5500多万公斤。

第二件事发生在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亲自致悼词，为他们恢复名誉。两位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反昭雪，在湖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藉此，历时9年的全省集中解决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全面展开。

1983年，长沙蝴蝶大厦老杨明远眼镜店，周捷三（中）站在店门口

不过，由于“文革”十年的禁锢，湖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时间都处于边清理“左”的思想，边解放思想的状态。1979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全省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湖南现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思想解放不够。要继续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当前很重要的就是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起步：“摆个小摊摊，心里不得安”

鲁迅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1979年，湖南全省实际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个体户有七八千人，其中登记注册的仅1315人。1980年，原在长沙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的李静萌生了既能到外面闯荡事业，又保留单位稳定职位的想法。不过，单位没有同意。无奈之下，李静给省长写信反映他首创的“停薪留职”。“没想到这么‘冒失的举动获得了省长回信同意。”李静说。时任省长刘正支持李静到乡下去给农民照相。至此，李静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获省长批准的个体工商户“下了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静顶住家人、朋友反对的压力和社会的偏见，从全国第一家个体照相馆起家，之后做过“可口可乐”在中国内地的首家个体批发商，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创办了湖南省第一家民营黄金珠宝首饰商场。

不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经济发展没有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1982年8月，李静从广东进了300箱可口可乐准备在长沙销售，但被一个区级工商局认为个体工商户搞长途贩运违反党的政策。时值党的十二大召开，李静无奈给有关部门发电报：“祝贺党的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提请大会允许个体户搞长途贩运，搞食品饮料批发。”这才得以允许“销完为止”。

当时，绝大多数人忌讳一个“私”字。在湖南，某些部门错误地把个体工商户的正当经营活动与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活动混同起来，任意打击甚至取缔个体工商户的现象时有发生。1981年12月15日，长沙市个体工商户黄希林和谭年勋遭市公安局无故收容一事，就是典型的案例。

黄希林和谭年勋原来都是待业人员。1981年1月1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两人集资办起了长沙市第一家个体集资经营的合作商店，先后安排待业人员17人。因店里生意兴隆，于是社会上谣传该店几个月赚了二三十万元钱，长沙市工商局多次派人查账、查物，办“学习班”，认为他们有坐地批发、倒卖外货、哄抬物价等行为，于是抄走商品，冻结银行账号。另外，长沙市公安局对谭、黄两人收容审查，把他们和流窜犯关在一起。两人先后于次年“保外就医”。

当时，有关个体商户的合法经营权遭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屡见报端。如1982年“常德市个体户宋家二三兄弟”案，1983年“湖南泸溪个体商贩集体抗议”等等。当时流传于个体经营者的顺口溜说：“摆个小摊摊，心里不得安，四方都征费，哪里把钱赚，不如早收场，免得亏个眼。”

作为改革开放后湖南省第一代个体工商户，中华老字号——湖南“老杨明远”的创办者周捷三，也是个体私營经济发展的见证者。

1983年，43岁的周捷三在单位和家人的反对声中，离开国企自主创业。当时办工商营业执照需要凭无业和辞职证明，周捷三辞职没能获批，办营业执照就成了大问题。最后他租用别人的营业执照，托人找关系在长沙蝴蝶大厦盘下一间20来平方米的铺面，开起了自己的眼镜店，取名“老杨明远”。开店第一个月，老杨明远眼镜店就盈利上千元，随后两年，平均每月盈利在3000元左右。而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才30元左右。

“尽管政策越来越宽松，但个体工商户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回想当年的情景，周捷三深有感触，“当年，年轻伢子找个女朋友，岳母娘如果晓得你是个体户，怕是没有笑脸。”

1986年，湖南省政府召开全省个体劳动者先进表彰大会，对个体工商户进行表彰。“受表彰的个体工商户激情高涨。”这次表彰大会首次肯定了个体工商户所做出的成绩和社会贡献。渐渐地，个体工商户不仅腰包鼓了，腰杆子也挺起来了。个体私营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全省第一批正规集贸市场随之诞生。

集贸市场红火发展，使不少个体工商户成为当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当中诞生了湖南省第一批“万元户”。

争论：“广东人来了，物价就涨了”

1982年，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南长沙人章蕴，在给胡耀邦并邓小平的信中，反映她在广东调研时看到的特区面l临的困难：当地干部群众希望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

与此同时，在与广东临近的湖南，上述的问题同样存在，一场关于“堵”与“放”的论争也在悄悄地展开。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湖南与广东仅仅只有一岭之隔，是最有条件利用沿海改革开放带动效应的。但是，两个地区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同，特别是较大的政策差异，广东给湖南带来了“南海潮”的猛烈冲击。

一来，广东大量兴办工厂，大批湖南人南下务工，一时间“孔雀东南飞”“百万湘军下珠江”。当时，在深圳务工的湖南人，最多时达到了400万人。二来，大量农产品流向广东，湖南出现了“湖南的工资、广东的物价”的矛盾现象。

湖南怎么办？1984年，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走出湖南看湖南”的考察活动。面对重大战略选择和实际困难，城乡议论纷纭。

在当时长沙市最大的百货商店——中山路百货商场，可以看到广东顺德的“鸿运”风扇，比上海老牌子“华生”电扇更富有魅力;在大街小巷的副食品商店，“健力宝”“东莞荔枝”等饮料，巧克力夹心饼干之类的广货琳琅满目，以其较好的质量和考究的包装，越来越多地占领着湖南市场。在郴州、零陵（今永州市）市面上，“万宝”冰箱、“三角”电饭锅、“威力”洗衣机，也在许多商店里唱了主角。

广东的“冲击波”不仅给湖南人民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商品，还打破了湖南经济生活的平衡态势。南岭山脉中过去那种封闭式的经济生活，已被价值规律的作用力激起了波浪。千百年来封闭的自产自销的小市场，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了，从而发生了巨变。过去在一些县、乡集镇上，猪肉每公斤从来不上2元，鸡蛋一个不过1角。现在猪肉涨到了5元一公斤，鸡蛋2角多钱一个，甚至白菜、萝卜也身价倍增。

1979年，郴州市郴州商场，市民围观12吋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的电视节目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进行，广东食品需求量剧增。大批汽车开进湖南山区集镇收购猪、牛、羊、鸡、鸭。湖南物价的上涨比全运会运动员竞赛水平提高得更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使城镇里的家庭主妇们惊慌，使奖金极少的机关干部、医生、老师叫苦不迭。由此，人们对广东产生了恐惧和愤懑。“广东人来了，物价就涨了”成了普遍的抱怨。

于是，“堵”这个既简单、又省力气的办法便应运而生。生猪过境要收“培植费”，每头猪30元或50元。粮食、烤烟等等一概限制外流！一些经营部门和个别地方政府热衷于这么办，一些老百姓也拥护，认为这样可以控制物价，稳定市场，恢复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风平浪静的“田园生活”。但同时也有许多人主张“放”，尤其是能从这种商品交换中直接获得好处的农民。

干部要“堵”，农民要“放”。农民作为生产者，希望自己的产品卖个好价钱，谁出价高，他就卖给谁。这样，在郴州、零陵、衡阳的一些地方，就不断出现“共产党干部与农民打游击”的故事。

广东针对湖南的“堵”，在省界沿线广设收购点，价格比湖南高，热情接待湖南的农民。比如，湖南收购稻谷，每50公斤17元，议价22元。广东则是30～35元。生猪，湖南的食品站坐收，毛重每公斤价2.4元左右，还得扣除猪食;而广东人收购价是3.6元一公斤，还特别欢迎农民把猪喂得饱饱的。因为喂饱了的猪，在长途运输中不易发生死亡损耗。这样的竞争，使湖南的收购部门大吃“败仗”。无奈，湖南一些部门的干部就在公路上设卡，而农民则挑着粮，拖着猪，钻山沟，走小路到广东去卖。干部们又埋伏到草丛灌木中，拦阻带货“偷越边境”的农民，对骂、对打的事也时有发生。

“堵”的办法激起农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干部开始清醒过来，“堵”又堵不住，“放”一下如何呢？一些地方悄悄地“放”。事实证明，“放”得越早，得益越快，收效越大。位于湘粤边境交通道路上的湖南宜章县和蓝山县，最早受到广东冲击，也最早觉悟。他们不但不“堵”，还放手让农民贩运生猪等产品到广东去卖。宣章县的一六乡，164户农民联合起来贩猪，仅1987年一年达15万多头。他们向养猪户提供仔猪和饲料，与广东签订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这样，由贩运户牵头，农民自愿组合形成了生猪的产、供、运、销“一条龙”，促进了宜章县养猪业大发展。1987年，全县户均养猪6.2头，一头肥猪可得纯利50元左右，有了一项很好的脱贫致富门路。

尝试：“湘南地区的改革开放在全省先行一步”

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個十年内，湖南在满怀憧憬与期待中迎来了新的尝试。

1981年湖南第一家合资企业——粤湘强丰有限公司在长沙成立。两年后，“利改税”的春风吹至湖南，企业职工们奔走相告。原湖南省国税局退休干部梁桂荣回忆说：“当时，我们去湘潭钢铁厂、湘潭电机厂、湘潭纺织厂等国营企业搞调查测算的时候，不管是经营较好的企业、还是亏损的企业，从上至下一片叫好。”

1979年10月，湖南省政府决定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点从涟钢扩大到湘潭纺织印染厂、醴陵国光瓷厂等60家企业。为扩大改革成果，1980年，省政府对涟钢试行利润递增包干制，也就是承包经营，以1978年实际利润为基数，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上交国家，剩余部分归企业，一包7年。

留利多了，有人说“涟钢发财了”，甚至有人主张叫停改革。时任省长孙治国力挺涟钢试点，坚持要搞下去，同时确定将涟钢年利润上交基数由500万元增至1200万元、递增比例由7%提至12%，这才保住了这项改革。当时在全国冶金行业，涟钢可谓首家。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力标准大讨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全国同步，1988年4月至12月，《湖南日报》开辟“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专栏，省电台、电视台、《学习导报》《长沙晚报》等媒体也积极开辟专栏或刊发系列报道。时任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秘书长的唐振南直接见证了湖南的大讨论，“大讨论范围非常之广，从党政机关到学术团体到新闻媒体，从省委领导到普通党员，都参与其中，讨论非常热烈，形成了气势和规模”，“用什么标准评价改革的成败，对改革开放如何再认识、再出发？这场大讨论来得很及时、很有必要”。多年的“堵”与“放”的论争，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可以说，这场大讨论激荡了湖湘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达成了“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的共识。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使得湖南省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动作。

1988年，是改革开放十周年。这一年对湖南的改革开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早在1985年7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的熊清泉到郴州考察，便提出打开“南大门”的设想，实行“四开一通”（开发农业、矿业、能源、智力。搞活流通）的战略重点，以适应广东全方位开放的形势。1987年6月，省委省政府又提出在郴州建立“弹性地带”，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使郴州成为湖南与广东经济联系的桥头堡和突破口，以此推动整个湖南经济振兴。

1987年，时任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的张萍赴广东进行调研，并为“广东全面综合改革试验怎么搞？对湖南会带来什么影响？湖南应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寻找答案。

在回到长沙后，张萍建议“以开放应对广东的开放，以开放带动湖南的开发”。并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建议，其中两条具有深远意义：一是以长株潭为核心、衡阳岳阳为两翼，沿京广线城市打造重点发展区域，培育湖南自己的经济增长极，即“一点一线”;二是在湘南的衡阳、郴州和零陵地区，建立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区。

在张萍带领的调研小组南下广东之后，1988年元旦刚过，时任省委书记毛致用带着省直部门负责人来到郴州考察。通过调查研究，他把湖南与粤北进行了详细对比分析，明确提出要把郴州正式列为湖南省改革开放“试验区”“实行类似韶关和赣州的经济政策”。

湖南首批上市企业“湘中意”“湘火炬”股票认购申请表

1988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衡阳市、郴州地区、零陵地区作为由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的过渡试验区，设立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使湘南地区的改革开放在全省先行一步。

“‘过渡二字，是熊清泉建议加上的。试验区里实行了一些类似于广东、有别于省内其他地区的政策，如放松物价管控、下放项目审批权。试验区承担探索任务的同时，也是缓解广东经济冲击波的过渡地带。”张萍认为。

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确立之后，试验区地委确立了“坚持以市场为取向，以广东为导向，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以自费改革为主，重点抓好价格体制、流通体制、投资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全省率先进行粮食改革，并积极有序地推进其他各项配套改革。

转折：“湖南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

时间到了1992年，这一年，影响最深远的就是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1月17日，邓小平乘坐专列从北京南下，18日下午4时，专列驶入长沙火车站。“小平同志路过湖南，作短暂停留，我到火车站去迎接他。”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清泉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长沙火车站，是邓小平南巡途中第一次谈话较多的地方。邓小平对湖南工作的要求是：“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指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熊清泉回忆，小平同志话虽然不多，但给了大家很大的触动和鼓舞。事实上，当时的湖南并未彻底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大多数人对改革开放的程度把握不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处于观望状态，担心“风向”还会变。

这个20分钟左右的短暂停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到湖南。对湖南来说，却意义非凡。

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发，随后，湖南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地州市委书记会议，研究贯彻中央2号文件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在3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湖南省委提出了以“谈话”为武器，提出了“放开南北两口”“建设五区一廊”“加速西线开发”、开发旅游资源、兴办海外企业、组织劳务输出等方面的措施。

结合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等几大家组织大规模的考察团，赴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考察。1992年8月，省领导到衡阳现场办公，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凡是广东实行的政策，过渡试验区都可以实行”。

1992年1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前左一）在长沙火车站接迎邓小平

这时，全省上下则掀起了学习南方谈话的热潮，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企业，改革之风处处涌动。从思想观念上来说，人们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认识也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已从姓“社”与姓“资”，姓“公”与姓“私”的困惑中彻底摆脱出来。因此，从1992年到1996年，湖南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1992年春，长沙市政府决定，包括湖南绸厂在内的20家国企推行打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改革。湖南绸厂是1969年年初由劳改企业改制的一家国有中型纺织企业。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统一接单，绸厂按计划生产。当时，湖南绸厂有一批杭州知青，他们是技术骨干，手艺精湛，带领工人生产的坯绸专供湖南湘绣，生产的丝绸被面、软缎、仿古旗袍等出口日本和欧美国家，业务十分红火。“有人形象地说，湖南绸厂两三年的效益就可以修起一座湘江大桥”。可改革开放后，湖南绸厂显露出自身的脆弱：湖南不是蚕茧产地，原材料要从外地进货，成本高;机器老化，品质、工艺赶不上杭州，没有了市场竞争力。

处于同样境遇的，不止湖南绸厂一家。据《长沙市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报告》，2000年年初，长沙市属规模以上国有企业共199家，其中，91家国有工业企业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企业就会步入死胡同，就没有出路。

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湖南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国资国企改革。经过10多年的艰难推进，长沙市纳入改革范围的199家国有企业中已有189家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股份制改造、破产、清算关闭注销、并购、低保救助等）的改制;形成了一整套人员安置、资产处置、职能分离、全面监管等涵盖国资国企改革全过程的科学操作方法，被稱为“长沙模式”，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高度肯定。

湖南坚持国资国企改革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开拓了招商引资渠道，推进了资产、产业重组。从2002年起，央企和其他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长沙，形成了本土企业与外埠企业、公有与非公有企业同台共舞、彼此共融、竞相发展的经济格局。其中，中联重科并购浦沅工程、湖南机床，湘电股份入主长沙水泵，美国沃茨水工业集团收购长沙阀门厂，友阿集团兼并长沙机床厂、中山集团等已成为产业重组的成功案例。

而在长沙改制企业中，已有中联重科、友阿、通程控股、九芝堂、湖南投资、梦洁等7家成功上市。另外，还产生了湖南湘涂、湖南丽臣、湖南龙骧、湖南长重、长沙电机、长沙新创轴承、长沙金岭机床等一批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

在此之前，湘股成功破冰，激发了市场活力。

1993年12月，“湘中意”“湘火炬”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实现了湖南省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零的突破。

股票、券商、监管齐备，湖南资本市场在量的积累中也实现了质的突破：全国第一家旅游类上市公司、全国第一家传媒类上市公司、全国第一家粮食系统上市公司、全国第一家县属上市公司……湘股遍地开花。

迎着改革开放的长风，湖南，正在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与世界对接。“引进来”的同时，湖南产品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在1993年湖南外运报关有限公司的报关单里，90%的出口产品是生猪、茶叶、稻谷等农产品，后来各种深加工产品逐渐增多，出现飞机刹车片、混凝土泵车等高端产品。

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敢闯敢干的湖南人，在海外市场尤其是东盟地区占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开发、路桥房建、能源开发、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海外湘军”品牌。

1993年，湖南省工商局出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的意见》，允许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经本单位同意后，申请从事个体经营或兴办私营企业。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利好政策的刺激和个体工商户的示范带动下，一大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纷纷加入创业大军中，创办私营企业，如远大科技集团、三一重工、湖南迅达集团、湖南艾华集团等私营企业，均在当时先后创办。

新时代，开放崛起中的长沙

此时，曾经搁置的“一点一线”建议也被提上了日程。1995年，湖南省委省政府结合制订“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战略实施的区域重点为“一点一线”;1996年，长株潭三市市委组织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搁置10多年的“长株潭一体化”再次被提上议程……

进入21世纪，湖南的改革开放深化发展。今天，湖南省委省政府已经提出了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新目标，牢固树立了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明确了“一带一部”新定位，实施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精准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

回望40年改革开放历程，湖南改革的每一次突破，开放的每一次深化，发展的每一次提速，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

湖南这块沃土，从不缺乏变革开放的基因。近代以来，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到第一个敢于走向世界的郭嵩焘，再到现代史上一大批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无不体现了湖湘文化中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我们也始终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湖湘文化定能释放出新的活力，湖南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定会大放异彩！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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