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提出，奠定了这一具有中国新时代特色的文艺工作指导方针的重要地位。其思想内涵有三方面：一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美学基石；二是以人民为文艺表现主体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要求；三是确立人民艺术标准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政治本色。

【关键词】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内涵

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美学基石

艺术来源于生活，文艺要反映普通民众的酸甜苦辣，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习近平指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息息相关，所以文艺创作只有植根现实生活，深入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才能充满活力，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对艺术本质的尊重，是艺术成其为艺术的首要条件。

《诗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乐记》中也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我们今天以为的高雅殿堂的艺术，究其本源就是完全发乎心性的肢体语言和情绪传递，来自最基层的人们，源自最日常的生活。人们喜爱的诸多经典歌曲，无不诞生在落英缤纷的山坡林间、炊烟袅袅的人间村落、依依不舍的十里长亭，如《沂蒙山小调》、《洪湖水浪打浪》、《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九九艳阳天》等，这些民歌带着烟火和大自然的氣息，咏歌着人们的生活，抒情表意。

以创作于1960年的经典歌曲《十送红军》为例，《十送红军》改编自赣南采茶戏的曲调《送郎调》。《送郎调》表现的是赣南山区农民背井离乡时的离别愁，曲调凄美、歌词情真意切，具有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1]当这样的曲调被重新填词之后，原本亲人之间的情感就转变成了军民之间以及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情感，“小爱”就成了“大爱”，旋律依然优美哀婉，但主题却升华了。目前这首歌曲有多种演绎表现，有宋祖英、彭丽媛、张也等民族唱法版本，也有刀郎、那英、黑鸭子、梦之旅组合、北京男孩等流行唱法和摇滚版本，还有琵琶、唢呐、古筝、钢琴等器乐版本，不管哪一版本，都有着广泛的听众群体，他们提供了明证——扎根泥土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都能感染人们并能历经岁月传唱不衰。

二、以人民为文艺表现主体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要求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工作者要尊重人民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同时也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总要与人有关，艺术才有血有肉有气息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人的尊重，因此，习近平将其作为“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核心要求提出。

网络技术渗透进社会生活之后，娱乐信息无远弗届，出现了批评家看到的娱乐至死的现象，这不但对个人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侵蚀着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在文艺作品中不时出现，对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甚至也出现文艺创作者远离人民生活实践，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创造大量假、大、空的“神剧”以迎合低级趣味的现象。

在习近平看来，“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2]具体而言，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能“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这一看似浅白的要求，如果放在相关历史背景中再看，就更能体会习近平明确提此要求的良苦用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艺创作脱离人民而走向个人崇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创作当属文革时期创作的“毛泽东颂歌”和语录歌了。研究发现，1935年之前，包含领袖的歌曲基本还是以歌颂军民鱼水情深和对领袖朴实自然的爱戴为基本情调的，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却越来越表现出脱离人民、强调领袖的左倾面貌。[3]可见，习近平重新表述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就具备了历史赋予的深沉又迫切的现实意义。

三、确立人民艺术标准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政治本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确立了以“人民”为各项事业、工作的最终标准。具体落实到文艺创作上的表现，即是旗帜鲜明提出人民艺术标准。因此，习近平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家”，正是对人民作为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地位的承认，也是人民艺术的应有之义。

人民以对生活、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创作着深情的文艺作品，也以艺术的眼光鉴赏和评判着优秀的文艺作品，人民有能力鉴别出什么样的作品是“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的好作品，什么样的作品是“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作品。[4]只要是符合人民心声的文艺作品，都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只要是顺乎人民最真实内心的愿望，都能得到人民行动上的支持。

当然，客观而言，即使身处同一历史阶段，由于人们的审美情趣之间总是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层次，如江南的采茶调与陕北的信天游在美学特征上就差异很大，产生的审美体验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创作的主体、歌颂的主题、表达的情绪上是完全相通的，如热爱祖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人们最真实的情绪体验等的艺术创作。人们审美体验的“同心”性最终会跨越音乐调性上的区别，融合不同民族、国家等地缘及群体特征而形成全新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文艺创作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纯艺术”地创作，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礼记》），文艺作为人民心声的投射，始终忠实地表现着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民。

习近平深刻理解艺术表现的内容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高度依存关系，高屋建瓴地重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指导思想，不仅是提醒执政者“审乐以知政”，更是提醒执政者牢记顺应民心、以人民的福祉为执政的最高目标的政治信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应该进入新时代，更多“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应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表率。

【注 释】

[1] 吕荷，朱厚鹏.《十送红军》的风格转变和时代价值——从接受美学角度入手.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2][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0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10/14/c_1116825558.htm.

[3] 学者将毛泽东颂歌分为四个时期：毛委员颂歌时期、陕甘宁边区颂歌时期、建国后神坛颂歌时期和改革开放后追忆历史的新时代颂歌时期。参见钟声，高翔宇.论毛委员颂歌的主要内容、产生原因及历史特点.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0.12.

【作者简介】

廖金英（1979.8—）女，广西南宁人，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传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