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

摘 要： 与以往的作品相比，余华《第七天》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变化。女性渐渐地从男性阴影下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母亲形象的李月珍因为与“我”没有血缘关系，不受制于父亲，且指导着父亲，体现出对父权锁链的挣脱。其次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余华以往小说中局限于妻子、母亲这样的附属性角色相比，《第七天》中积极抗世的李月珍、力图掌握自身命运的李青则体现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最后是在小说中，与女性相比，男性开始变得无力、妥协，不复以前小说中男性的完美、强大和野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地位逐渐发生变化，时代呼唤着作家塑造新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 余华 《第七天》 女性形象 变化

余华的小说塑造了很多经典的男性形象，如《活着》中的徐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广才、《兄弟》中的宋凡平。男性形象在他的小说中总处于主体地位，读者常将着眼点投放于此，而忽略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余华的小说中，作为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常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下，以忍辱负重的姿态承受着家庭、社会所施加的苦难，不论是家珍，许玉兰还是李兰，都曾如此。《兄弟》发表后，时隔七年，余华再次发表了长篇小说《第七天》，其中的女性形象却在时代的推动下，发生了变化。

一、挣脱父权锁链的母亲

《第七天》讲述了杨飞在死后七天的所见所闻。在第三天集中讲述了“我”的身世。“我”的生母去看望病危的外婆，在前行的火车厕所里生下了“我”。杨金彪，一个年轻的扳道工捡起了“我”，并把“我”当作儿子抚养起来。一次恋爱让他不得不抛弃“我”，但最后却又将“我”领回，抚养“我”至长大。直到我的生母通过媒体寻找到“我”，“我”才离开养父去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但一次吵架，使“我”拿起行李，再次回到了养父身边。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养父牺牲了爱情，含辛茹苦的抚育“我”长大，虽然养父未婚，然而“我”母亲的角色却从未缺席。父亲的同事郝强生的妻子李月珍是“我”心里的母亲。“我”生下来的第一天喝的就是李月珍的奶水，在她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也一直用她的奶水喂养着“我”，她指导“我”的父亲如何换尿布、去哪里剪脐带，在父亲上夜班、有事的时候，“我”吃住在她家，我的童年很多时间都在她家度过。李月珍将“我”当成儿子看待，“我”亦视李月珍为“我”的母亲。“我”的生母对我只有生育之恩，“我”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失而复得的商品被她到处展览，对于生父生母的家庭来说，我只是一个不速之客。李月珍在“我”的心中无疑才是真正的母亲，她不同于余华以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在余华的小说中，母亲常常被父亲的权力所禁锢，自己承受着父亲给她的暴力和耻辱，但是在那个以父亲为主导的社会里，家庭、经济都有赖于父亲维系，母亲在生理上、心理上都依赖着父亲，这使得她们对父亲形成一种本能的依附。最后，她们或者因为失去丈夫而死；或者得到解脱，寻到另一个丈夫作为依靠点；或者与父亲相濡以沫。但总的来说，母亲都离不开父权的束缚。而在《第七天》中“我”的母亲李月珍不仅与“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更与“我”的父亲不存在任何父權的牵绊，李月珍作为一个母亲，在杨飞的叙述视角下，她作为儿子的母亲存在着，而不再是父亲附属品，她跟父亲没有了夫妻关系，不再躲在父亲的阴影下，忍受着父亲的暴力与耻辱。她指导着“我”父亲如何养育我，为“我”父亲的恋爱出谋划策。她死后，灵魂看着丈夫和女儿消失在眼前，在伤心的哭泣之后，看到那二十七个婴儿，她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现实世界的丈夫和女儿，却得到了二十七个孩子，再次成为母亲。即使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她亦能带着这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婴儿走向“死无葬身”之地。她在这二十七个婴儿的簇拥下，从塌陷的天坑里走出来，穿越生与死的边境线后，踏入了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恨的永生之地。这一幕与西方的圣母升天图很相似，圣母玛丽亚也是在小天使的簇拥下，走向永生之所。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说，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在余华先前的小说中，女性大多局限于妻子、母亲这样附属性的角色，缺乏对自我的认识，顺从隐忍是她们的本色。在现实社会中，默默地承受着社会、他人带给自己的压迫和伤害，没有改变自身困境的主观能动性。家珍在嫁给福贵后，面对福贵的殴打、败家混账，却不离不弃，即使父亲将她接走了，她还是带着儿子回了家。许玉兰的婚姻无法自己做主，在许三观打了她、被何小勇侮辱、“文革”时被剃了阴阳头、一乐患病时，只能以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体现了女性面对现实软弱性。《在细雨中呼喊》里的“我”母亲在父亲爬进了寡妇的床后，仍然忍耐着耻辱，竭尽全力维持整个家。即便是李兰，她的整个人生也都靠依赖着宋凡平而活，宋凡平死前，她是她的天，是所有幸福的来源；宋凡平死后则成了她活着的精神支柱。而在《第七天》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挣脱了父权锁链的母亲李月珍，还能看到主动担当社会角色的李月珍。她在河水里发现死婴后并没有回家，而是挎着菜篮直接去了报社，在报社门口拦住了两个记者，告诉他们死婴的情况。她没有选择走开，不管不问，没有去报警，而是巧妙地选择了去报社，这种事情曝光后肯定有风险，但她并没有退缩，她以她的正直去揭发这种黑暗，她不再是以往那种懦弱者，而是积极的抗世者。她在对待“我”父亲的恋爱时，主动介入其中。她明白女人的想法，让父亲送姑娘回家；她觉得“我”会阻碍他们的恋情，而让“我”一直缺席，她是一个有主见的女人。除了李月珍外，在李青的身上更是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李青不再是余华小说中塑造的传统女性，她虽然漂亮、聪明，被很多男人渴慕，但她并没有轻易陷入其中，而是在众人的不解中选择了杨飞，一个可靠踏实的人，而不是非富即贵者。她渴望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非安逸平庸，与杨飞离婚，她走向了自己真正的道路，她后来的丈夫在她面前，似乎只是配角。即使在失败之后，与杨飞在阴间相遇，她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走向盛大的葬礼，而不是与杨飞一起走向“死无葬身之地”。在男人眼中，只看到她的美丽，公司只利用她的美丽作为通行证，却不知道她的才干和野心。她主动地反抗众人对漂亮女人的定义，努力地在这个男人主导的商业领域内，开创一份自己的事业，她无疑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者。

三、强势的女性与无力的男性

“有人说余华的语言没有力量，其实不仅仅是语言没有力量，主人公整个人没有力量……余华是很形象地把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可奈何感，表达出来了。”在余华的《第七天》里，与女性相比，男性开始变得无力，他们丧失了对女人的主导权。在男女关系中，他们因无法满足女性的欲望，而充满了无力与妥协。他们不再像宋凡平那么完美高大，承载着单纯的反对恶与暴力的力量；也不再向李光头有着强大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也没有《在细雨中呼喊》里那些男人野性的力量。首先从叙述者“我”来看，李青一出场就迅速占据了应该属于“我”的座位，主动而强势，她的美丽让“我”自卑，尽管爱慕她，却没有野心追她。在李青要离婚改变自己命运时，“我”满足不了她的欲望，只能没有任何挽留的妥协，承认自己是一个在自己命运里随波逐流的人。在跟李青的对比中，“我”一直是被动者，充满了无力感。再看“我”的父亲杨金彪，在“我”与他的爱情之间，他先选择抛弃了“我”，后来又因为无法满足姑娘的要求，而选择放弃那位姑娘。在生活中，他不是主动的选择者，而是在逼迫下做出抉择。在“我”要离开他去亲生父母那里时，他尽管特别不想让儿子离开，但也只能爽快地答应。在快死的时候，仍然满怀当初抛弃“我”的罪恶感去寻求救赎。在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我”的父亲杨金彪虽然将没有血缘的父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却更被动，更无力。最后是伍超，鼠妹的男朋友。他跟鼠妹的故事与“我”和李青相似，同样是爱慕的自卑，无法满足女性欲望的卑微。在快要饿死，需要靠乞讨过活时，却软弱无比，只能让鼠妹去乞讨一些面包。养不活鼠妹，只好劝她分手，但鼠妹却表现出了对他坚定的爱心与勇气。因为没有钱，只好用假的苹果手机骗鼠妹，导致鼠妹自杀。最后，他想到鼠妹生前有過很多愿望，他几乎没有让她满足一个，决定卖肾为鼠妹买个墓地。在他与鼠妹的现实生活中，他卑微至极；在他死后，大病初愈、身体弯曲、头发乱蓬蓬的形象与光彩照人、穿着婚纱一样的长裙去往安息之地的鼠妹再次形成对比。在《第七天》中，男性在无法满足女性的社会里，在无法掌控女性的情况下，处处充满无力之感，显得萎缩而没有活力。

结语

在余华文学世界中，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批评余华以男性视角为中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都被压制在男权的霸横之下，缺少自主铿锵的个人话语，缺乏自身的独立，依附于家庭、男性、父权制的安排。不可否认，在余华的小说中，确实存在这种对女性形象的遮蔽。这与作家对女性的认识有关，同时也与时代有关。社会发展至今，在中国，男女平等已经基本实现，很多女性走出困居已久的家庭，踏入社会创立事业，她们的经济得到了独立，对家庭和男性的依赖减弱。她们自尊、自信、自强，追求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要求打破男性标准，重塑新时代的女性。余华的《第七天》距离他上世纪发表小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时代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女性也在发生改变。《第七天》描写的都是日常见怪不怪的新闻事件，他在改写这些新闻的时候必定要受到变化的时代的影响，虽然《第七天》还是以他一贯的男性叙述视角为中心，但其中的女性形象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有了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祖嘉合.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J].社会科学论坛，1999（5）.

[2]张清华，张新颖，曹卫东，陈晓明，程光伟，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3]林华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J].中国文学研究，2001（4）.

老师评语：

角度很好，从变化的视角审视余华女性塑造的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