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琪

摘 要： 当代作家余华在《第七天》中，以荒诞的想象与隐喻的笔法颠覆了传统的乌托邦世界，将一个人人平等的世外桃源建构于魑魅魍魉的冥界——“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既是对传统乌托邦世界的颠覆，又是对其创作愿望的延续。本文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与作家愿望三个方面分析余华对传统乌托邦世界的解构与重塑。

关键词： 余华 桃花源 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指一个虚构之所，其词义是“没有这个地方”（nowhere）。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长篇小说《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客观世界中不存在的、完美的理想化社会，乌托邦也由此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国文学创作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延续着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将现实性与神秘性相结合，描绘出一个个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理想国。然而当代作家余华在《第七天》中，以荒诞的想象与隐喻的笔法解构了传统的桃花源世界，将那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国建构于魑魅魍魉的冥世——“死无葬身之地”。小说故事以各种各样的死亡为契机，平行延伸，汇流成一汪属于亡灵的聚集之地、别样桃源。本文试从三个层面探究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对传统乌托邦世界的解构与重塑。

一、物质层面：丰衣足食与“衣食无忧”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生理的需要（食物、水、睡眠等）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处于需要层次金字塔的最底端。在中国传统的乌托邦世界中，衣食问题也始终是思想家和文人首先关注的重点。老子提倡“小国寡民”，小国里的人们“甘其食，美其服”，方能“安其居，乐其俗”；陶渊明描写桃花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便是解决了粮食与服装的原材料问题，为自给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小国和桃花源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他们就不可能“怡然自乐”。

恰恰相反，《第七天》中的冥世乌托邦是一个完全脱离物质基础的世界。主人公杨飞在死后的第四天到达“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墓地的亡灵的聚集地。这里的人们既不需要进食也不需要穿衣，他们的肉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脱落，就像落叶离开大树一样，只留下一副空荡荡的骨骼。“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固然是“衣食无忧”的，倒不是因为丰衣足食，而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余华大胆地将物质需求抽离人们的需要层次，人们便不再囿于物质的世界，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尽管无衣无食依旧能够生存，亡灵们对于吃饭、穿衣、甚至娱乐活动的习惯，却都在“死无葬身之地”中得到延续。曾经在活着时经营谭家菜的谭家鑫一家，在这里将谭家菜重新开张，服务员们做出端盘子的动作，顾客们也仿佛围坐在一桌一桌的酒席旁，动作各异。这在初来乍到的杨飞看来，像是一场盛大的无实物表演，但他很快便融入其中，愉悦地享受着空气面条的美味；再如，两个下棋的骨骼，对着并不存在的棋局争吵了八年，他们活着时是仇人，死后却对这无聊的游戏乐此不疲。当物质需求不再是金字塔的最底端，这些行为也就摆脱了它们的原始意义，成为人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亡灵们延续着和人间无异的行为，以维持与他人的交往、与社会的联系，保留下这一份人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展现出一种别样的“怡然自乐”。

二、精神层面：生而平等与死而平等

在西方早期的乌托邦构想中，人人生而平等，财产公有，按需分配。早在我们的春秋时期，孔子也曾勾勒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些乌托邦世界都秉持着尽善尽美的原则，构建出一个仿佛皆大欢喜的童话结局。

余华却撕开了这一片祥和的外衣。

他为我们描绘的，是一群死无葬身、寻求安宁的人。他们生而不平等，死亦不平等。他们生前奔波劳苦，死后无人惦念。余华为这些现实生活中卑微到苟延残喘的小人物搭建了一个冥界乌托邦，把他们的仇恨与怨念停留在生与死的边境线，阻挡在那個已经离去的世界里。在这个特定的亡灵聚集地，“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看不出年龄，身材和衣服，名字不再发挥作用。皮相、身份与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已经彻底地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剥落皮肉，骨骼与骨骼相亲相爱；抛却记忆，灵魂与灵魂获得安宁。这荒诞无比的叙事却带给读者似曾相识的温暖感，在难以置信中引发了读者的共鸣与深思，而后产生和杨飞同样的疑惑——“我怎么觉得死后反而是永生？”

死亡和永生，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在此展开了正面的交锋。

《圣经》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理论：“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灭亡和永生是两条路。两条路的起点就不同，以宽门为起点，在安逸中堕落至灭亡；以窄门为起点，在坎坷中信奉至永生。两条路从无交汇，之间似有楚河汉界，黑白分明。

而余华却有意识的模糊了灭亡和永生的界限，削弱了二者强烈的对峙感。《第七天》中，肉体的灭亡分为两种情况：“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墓地的得到永生。”墓地，成为衡量一个亡灵最终状态的标准。拥有墓地，就终究摆脱不了身外之物的纠缠与纷扰——等候火葬的贵宾区域与普通区域，进口的火化炉和国产的火化炉，寿衣的材质与骨灰盒的价格，墓地的大小与风水。因而，有墓地的亡灵在自己的物质欲望里得到肉体的安息。没有墓地的，身体和欲望都随着春天的到来慢慢腐烂，消失殆尽，然后获得死而平等的权利，遗留一副纯粹的骨骼，和一颗丰盈的心。

因为生前一无所有才获得死而平等的权利，看似美好，却建立在残忍之上，这正是“死无葬身之地”完美外表下的悲剧内核。它是对世外桃源寻而不得后的妥协与让步。

余华在《第七天》中教给我们的死亡是——“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死无葬身之地”里的亡灵们走出了时间，获得了永生，那是一种状态，一种永生的精神状态。这种死而平等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死亡带来的恐惧，为漂泊的心灵提供了栖息之所。

三、作家愿望：理想生活的希冀与世俗的倒影

中国传统的乌托邦世界大多是封闭型的，无论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是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都是与世隔绝、不与外人往来的。然而，这些看似神秘的乌托邦世界却往往有相对具体的时间和人物，通往理想国的途径又往往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这似乎是在给读者一种暗示——乌托邦世界并非遥不可及。作者们虚景实写，不遗余力地描绘理想生活的美好，为虚构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现实感。他们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更多是对安宁和平的社会的向往，对独立自由的心灵园地的希冀。他们的语言让读者沉浸于理想的国度，几乎忘却了现实社会的纷扰与痛苦。

与余华同时代，作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与世隔绝的湖心小岛花家舍则是革命乌托邦的社会缩影，它起始于美好和平的愿望，终结于人的自私与贪欲，似乎又在向读者暗示着一个乌托邦悖论——一个人人富足、没有痛苦、没有矛盾的理想国，其根本特征是社会拥有严密不可更改的秩序，并且人们的价值观念高度一致。而严密的秩序意味着有人具有更高的约束权，价值观念高度一致意味着社会的多元性被抹杀，那么这样的乌托邦究竟是天堂还是炼狱呢？格非亲手建立起这个匠心独具的桃花源，又亲手在这净土之上导演出一幕幕人间惨剧，剥落空想的外衣，将人性的原罪与命运的无常尽数展露于读者面前。

余华似乎觉得这还不够。

于是在他的笔下：鼠妹想要跳楼自杀，网友们纷纷告诉她该怎么死，却没有人劝她不要死；杨飞和谭家饭店老板全家死于火灾，只能自己为自己戴孝；李月珍飞来横祸被车撞死，骨灰盒里装的骨灰竟不是她自己的……这些看似荒谬无稽的故事，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被看者的悲伤与苦难，在看客口中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新闻一个接着一个，看客们却始终保持着无关痛痒的冷漠与麻木。因而，在描述现实世界的时候，余华如同一个冷静的医生，用手术刀将病态社会的脓包一一切割开来，将其肮脏不堪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面对“死无葬身之地”，他却表现出少有的温柔，曾经“苦难中见温情”的元素再次充斥在字里行间。他创作出这片净土，除却对理想生活的希冀，更多是出于对小人物的悲悯。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向往着自己心中的乌托邦世界，那是人類的生之所愿。但是当余华以死写生的时候，源远流长的疲惫感被放大，生命消失殆尽的虚无感逐渐清晰，明明是虚拟的亡灵世界，却让读者在似曾相识中感受到真实，这种真实几乎超过了对桃花源的感知。桃花源是远在天边的虚空幻想，而死无葬身之地，它是世俗的倒影，看似荒诞的真实让人不寒而栗，看似冰冷的温情又让人百感交集。

鲁迅先生在《野草》中写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死无葬身之地”既是对传统乌托邦世界的颠覆，也是其创作愿望的延续。它是作者洞察人生苦难之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照，是一丝希望、一抹温柔。

参考文献：

[1]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2][英]莱尔.《马太福音》释经默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法]蒙田.蒙田随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4]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老师评语：

角度很好，结构完整，围绕乌托邦问题层层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