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

摘 要：契丹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其建立的大辽帝国雄踞中国北方200余年。契丹人建国后全面学习中原盛唐文化，将唐人喜爱的牡丹及牡丹纹饰作为盛唐文化的精神象征全盘吸收，进而将之融入到自身诗歌创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死后也是如此。可以说，牡丹及牡丹纹饰已经成为契丹人汉化加深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他们不断追求民族强大、国力昌盛的一种精神象征。

关键词：牡丹；牡丹纹饰； 契丹；汉化

牡丹花型硕大、体态雍容而华美，历来为我国古代上层统治者所喜爱。尤其是到了唐代，时人对牡丹的喜爱可谓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全唐诗》中专门咏牡丹的诗就有100余首，更不用说涉及牡丹的诗了，唐人对于牡丹的热爱可以从刘禹锡《赏牡丹》一诗中得到直观体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1]通过芍药、芙蕖与牡丹的对比，来烘托牡丹之美，它在盛开之时引起全京城的人前去观赏，这在历朝历代都十分罕见。而继唐之后，在中国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喜爱牡丹，并和唐人有着一样的审美情怀，这就是契丹人所建立的大辽帝国。契丹人热爱花型硕大且象征着富贵吉祥的牡丹，期望通过吸收唐代的审美风俗向唐王朝看齐，达成其建立大唐盛世一样的辽朝盛景。契丹人对牡丹及其纹饰的热爱直白而热烈，体现在契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一个对于牡丹及其纹饰十分执着、热爱的民族。

1 契丹人喜爱牡丹的体现

1.1 咏诗

契丹人喜爱牡丹在诗歌中就有体现，如这首被传是辽代人所作的《契丹风土歌》：“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2]（也有一说是南宋姜夔听契丹人讲述游牧生活所作）牡丹本生长于中原一带，唐代长安、洛阳是牡丹的两大种植中心，这和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据竺可桢先生所写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一文可知唐代时期为我国的气候温暖期，牡丹这种能稍微抗寒的植物因此在这一时期长势良好，遍植于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和洛阳内外。牡丹也许一度可以在契丹人的活动区域生长，但因为地球纬度和气候的因素，需要人为的细心培育。到了9世纪中期以后，根据宋人的笔记记载，中国气候转为寒冷期。契丹人所建立的辽王朝正是建立于公元10世纪气候转冷之后，加之契丹人活动区域位于松漠之间，它的避寒和避暑之地均在长城以北地区，因此牡丹是不能在辽地的野外安全越冬的，除非有专人精心照顾，但也达不到《契丹风土歌》中所说的芍药、牡丹相间红的程度。因此，辽人在诗歌中所描述的遍地牡丹与芍药盛开的景象，只能是心中所想的草原盛景和对游牧生活的美好期许，也代表了契丹人对于牡丹这种辽地难得一见的华贵花卉的喜爱。

1.2 体现在器物纹饰上

契丹人不仅以诗歌抒发对于牡丹的热爱，同时在生活中大量运用牡丹纹饰装饰生活实用器具，甚至辽墓中也能找到牡丹的身影。如赤峰市博物馆藏的辽代錾花折肩银罐（图1）、白釉剔花洗（图2）、黄釉刻花钵（图3）和白釉刻花绿彩洗（图4）等文物，这几件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部刻画有牡丹纹饰。通过仔细观察这几件文物器表的牡丹纹饰可以看出，当时辽地的匠人技艺娴熟，只运用单刻线条就描绘出了一朵朵生动的单支牡丹，尤其是白釉刻花绿彩洗上加了绿釉点缀，这让牡丹纹饰更为突出。不仅赤峰市博物馆如此，目前在全国多地博物馆都发现了许多带有牡丹纹饰的辽代器物。如此众多带有牡丹花朵纹饰器物的出土和传世，证明了契丹这个民族对于牡丹的喜爱，所以它才能在辽代器物上如此常见。

契丹人在死后也运用牡丹或牡丹纹饰装点自己的墓葬，陪伴自身长眠地下。目前所见辽墓中出土的墓志志盖上在其四个边角位置均刻有一朵牡丹花，而且牡丹花周围都有仙人相伴，这种形制在辽代时期成为了辽代墓志志盖上的惯例。从中可知，契丹民族对于牡丹纹饰的广泛认可。辽墓中绘制的壁画同样大量运用牡丹及其纹饰作为装饰。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和敖汉旗羊山辽墓1号墓的墓室壁画中发现有绘于墙壁上的牡丹图，不同的是庆陵辽墓绘制的是《山野牡丹图》，而羊山辽墓绘制的是《湖石牡丹图》。可见，契丹民族对于的牡丹喜爱形成了辽代人生与死的连接，同时也给予这个勇猛的草原民族更多的铁血柔情。

2 吸收借鉴盛唐文化，进而汉化的原因

契丹人最初游牧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民风淳朴、不修文字，在唐代末期还处于松散的部落联盟时期。他们于公元10世纪初逐渐强大，耶律阿保机率先打破契丹民族部落联盟时期固有的“世选制度”，进而称帝，将契丹民族带入封建社会。在阿保机建国之后，他多方面学习中原文化，进一步加快契丹民族的汉化，其中就包括全盘接受盛唐文化，进而形成了对于牡丹和牡丹纹饰的喜爱。因此，牡丹纹饰的广泛出现可以说是契丹民族逐渐汉化的重要表现方面。前面提到的赤峰市博物馆藏多件辽代文物上的牡丹纹饰，以及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众多辽墓壁画中绘制的人物要么头戴牡丹饰品，要么手持牡丹花，甚至《湖石牡丹图》的大量运用，都足以证明在辽代中期以后契丹民族的汉化已达到很深的程度。到了辽代晚期，统治上层礼制完备，文化修养极高。辽道宗曾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3]所以，对于牡丹花的喜爱和大范围运用成为契丹民族汉化加深的重要标志。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纹饰体现对于盛唐文化的继承，同时体现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国力强大。

3 “三品论”思想的延伸

契丹民族对于花卉纹饰的喜爱也体现出了对于花卉纹饰的等级分化。我国自西汉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将人性分为了上、中、下三类，即“善、中、恶”三种，唐代韩愈将之发展成“性三品说”，把人性的等级分化更详细了。既然人有上、中、下之别，那么世间万物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也有上、中、下的划分，将这个理论应用于花中也是一样。而世人喜爱的牡丹无疑就是花中的上品，所以在诗歌创作中、器物纹饰的应用中广泛使用牡丹和近似牡丹的芍药，常见的花卉很少作为装饰纹饰来应用或歌颂，这无疑是契丹人对于花卉等级划分认可的结果。虽然从契丹建国前后遗留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契丹民族有关于“三品论”思想的研究和发展，但他们因循唐俗，无疑在学习、接受盛唐文化的时候，也将“性三品论”思想学了过来，并将之运用于实际生活中。

4 结语

契丹人作为一个塞外游牧民族热爱牡丹，将牡丹装饰于生活中，不仅仅是对于这种花卉的喜愛，也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牡丹和近似于牡丹的芍药这两种花卉纹饰丰富了契丹人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可以更为接近唐人的精神世界，进而缔造出盛唐一般的景象，达成万国来朝的民族愿望。所以，在学习盛唐文化过程中，契丹人形成了自己的牡丹情怀，也让我们后世研究者通过分析他们热爱牡丹的原因，进而更为了解这个已经消失的民族。

参考文献

[1]（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