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狗包弟》是巴金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现被选入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但是在教学中教师却往往忽视隐藏在其中的“良知呼唤”问題。借助于海德格尔的良知现象学分析，会发现作者的自责和忏悔正是来自于作者的良知。良知告诉“我”，“我”不应该把包弟送向死亡，“我”是有罪责的。在良知呼唤中，那个被日常生活遮蔽着的、沉沦于世的“我”就被唤醒了。被良知唤醒的“我”也就是本真此在的“我”，就是开始忏悔的“我”，同样也是带着良知去生存的“我”。

关键词：良知；良知呼唤；忏悔；本真的我；日常生活中的我

《小狗包弟》是巴金1980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后被收录到散文集《随想录》中，现又被选入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小狗包弟》讲了这样一个事件：包弟是与作者一家一起生活了七年的小狗，作者和包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期间，为了自保，作者却不得不亲手把小狗包弟送向了死亡。在送走包弟后，作者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之中。

作者的自责与忏悔来自于作者的良知，或者说没有良知就不会有自责与忏悔。但是，在这篇课文中却并没有出现关于良知的任何字眼，作者把良知“藏在”哪儿呢？本文认为，作者的良知就隐藏在作者的“瞧不起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向包弟表达歉意”、自责、忏悔等言辞的背后，或者说正是“良知的呼唤”让“我”意识到了“我”的罪责，良知让“我”开始忏悔，良知让“我”“带着良知”去存在。

但是，在现实教学中，教师却往往不能“发现”那被“隐藏”起来的良知，当然也就无法引导学生去“倾听”作者的“良知的呼唤”。本文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对课文中作者自责、忏悔的分析，揭示出那被作者“隐藏”起来的作者的良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良知现象学的分析。

一、黑夜里，良知在诉说“我”的罪责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如果说送走了包弟，保全了自己，“我”应该感到轻松，但是，为什么在入睡时，“我”却感到了羞耻，感到了自己的罪责了呢？

从原因上来看，是因为“我”为了保全自己把包弟送向了死亡，“我”“亏欠”包弟的，所以“我”才会感到自己的罪责。

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了保全自己，就不能把包弟送向死亡呢？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时期，难道不应该为了人的生命而舍弃狗的生命吗？而如果，为了人的生命而不得不舍弃狗的生命是正当的，那么“我”的罪责又来自于何处呢？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反驳：难道是“我”杀死了包弟吗？难道不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杀死了包弟吗？“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我”要忏悔？为什么“我”要承担罪责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认为为了人的生命而牺牲狗的生命是天经地义的选择，如果把包弟的死亡归结为社会的冷酷无情，如果我们自己以受害者的身份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根本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罪责。

但是，“我”却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罪责，感觉到了自己的羞耻。那么，“我”的罪责来自于哪儿呢？当我们回顾课文时，会发现，与其说是包弟的死亡引发了的“我”的罪责，不如说，当“我”彷徨地决定送走包弟的那一刻时，“我”的罪责就已经产生了。而包弟的死，则让“我”的罪责在当下显现了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我”的罪责来自于“我”当时的决定，来自于“我”当时的选择，当“我”选择把包弟送向死亡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我”是有罪的。

那么，在当时，“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是的，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也曾多少次的不舍得，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

但是最终包弟还是被送到了解剖桌上，送向了死亡。而正是这个选择构成了“我”现在感觉到的罪责。而相反，如果“我”当时没有选择把包弟送向死亡，那么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罪责。

“我”的选择构成了“我”罪责的起源，那么，“我”的选择为什么会成为“我”的罪责的起源呢？海德格尔解释说，罪责之所以构成罪责，就在于能不这样，与其说有选择的罪责，不如说是能够不这样选择。[1]324-325所以，当“我”能以不这样选择（把包弟送向死亡）的方式，而却这样去选择（把包弟送向死亡）时，罪责就已经到场了；当“我”以能不把包弟送向死亡，却把包弟送向死亡时，“我”就是在有罪责的生存。能够不（把包弟送向死亡），但是“我”却如此（把包弟送向死亡），才是“我”罪责的起源。

海德格尔认为，罪责来自于选择，就意味着，罪责中有着“不（这样选择）”的性质，而能够不这样（选择）则来自于另一个可能的选择。

那么，“我”能够不这样选择（把包弟送向死亡）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选择把小狗送向死亡，同样，“我”也可选择把小狗留下了，还可以选择把小狗送向其他可能。但是，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我”要承担“我”自由的责任，而“我”的罪责就是“我”的当下的这个选择需要承担的。

虽然，作为自由的此在，“我”是有罪责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罪责却又总是被恐惧、害怕、轻松等沉沦于世的状态遮蔽住，因此当“我”送走包弟时，“我”感到轻松，“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但是，当黑夜里，当“我”意识到包弟的死亡时，当“我”意识到“我”还可以不把包弟送走时，包弟还有生存的可能性（还可以不死）时，“我”的罪责就被唤醒了，“我”意识到了“我”（选择）的罪责。于是，“我”感到深深的自责，“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在这时，当“我”意识到“我”的罪责时，“我”也就听到了诉说“我”罪责的声音。这个声音呼啸而来，振聋发聩，彻底击碎了日常此在的“我”。

那么，谁在诉说“我”的罪责，谁在诉说“我”选择的罪责？也许，在表面上看，是包弟的死亡让“我”意识到了“我”的罪责，但是包弟的死亡只能从外部判断“我”是有罪的，却不能从内心唤起“我”的罪责感。而能让“我”领会到自己最本己的罪责的，能唤起“我”内心的罪责感的，能让“我”的此在觉醒的，只有良知。正是良知告诉我，是“我”把包弟送向了死亡，正是良知告诉“我”，“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正是良知告诉“我”，“我”不应该这样做（选择），正是在此时，“我”听到了良知的诉说。

“我”终于听到了良知的呼唤，良知在诉说“我”的罪责，良知在呼唤“我”有良知的存在。

二、听到良知呼唤前的“我”——被日常生活遮蔽的“我”

良知在诉说“我”的罪责，那么，这个“我”是谁呢？当然是作者自己。但是，现象学提醒我们说，事实上，课文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因为害怕而送走包弟的“我”，一个是听到良知呼唤而忏悔的“我”。显然这里的“我”，是那个为了保全自己而把小狗包弟送向死亡的“我”，那个被良知呼唤的“我”。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我”呢？课文中这样介绍：

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我”是害怕包弟给“我”带来危害的“我”，是为了自保决定把包弟送向死亡的“我”。这个“我”和在“文革”中处于害怕状态中的他人并无不同，海德格尔把这样一个“我”称为：日常生活状态中的我，或者说“沉沦于世的我”。海德格尔所讲的沉沦于世，沉沦于日常生活中，并不表示任何的否定的、贬义的评价，而只是意味着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被日常生活构成着的生存状态。沉沦于世就是“迷失在常人的公论与闲言之中，它在去听常人本身之际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1]311。沉沦于世的我，也就是以常人的方式现身着、领悟着、言说着的此在。因此，海德格尔说，作为存在者，此在并不完全掌握着自身，此在总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1]316-317，同时也是被这个生活世界构成着，被日常生活关联着。

那么，这个沉沦于世的“我”是如何对待包弟的？依据课文内容，我们可以把沉沦于世的“我”对待包弟的方式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我”“担心”包弟会给“我”带来危害。在当下这种生存境域中，“我”被抄“四旧”的红卫兵带来的恐惧包围着，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我”祈祷着畏惧的事情不要到来，但是包弟的吠叫却成了最不确定的因素，包弟的叫声可能会随时把可能的抄“四旧”变成真实的抄“四旧”，“我”担心着包弟的叫声，担心着包弟可能给“我”一家带来的危害，于是“我”决定把包弟送走。

第二，“我”不舍得把包弟送走。“我们”一家和包弟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我们”一家都不舍得把包弟送走，特别是在包弟友好地向“我”作揖时，更唤起了“我”的不舍。同时，包弟又是无辜的，它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更不知道“我”将要把它送向死亡，面对这样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更唤起了“我”的不忍心，不忍心去想这件事情，不忍心去面对包弟。

第三，在送走包弟之后，“我”感觉到轻松，像是甩掉了一个包袱。形势的紧张，让“我”不得不决定把包弟送向死亡。虽然“我”很舍不得包弟，但是既然包弟会给“我”带来危害，为了自保把包弟送走就应该是自然不过的事情，难道“我”（和家人）应该受到包弟的拖累不成，“我”可能会怀念包弟，但是把包弟送走应该是正确的。因此，把包弟送走后，“我”也就感到了莫名的轻松。

这样，我们也就看到了那个沉沦于世的“我”对待包弟的方式：“我”把“我”的“决定”委弃给了日常世界，日常世界中的“当前形势”告诉“我”要把包弟送向死亡，虽然“我”内心是不舍得的，但是“我”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是顺从了日常生活中的“我”，把包弟送向了死亡。把包弟送走后，日常在世的“我”也就感到了莫名的轻松。

但是，当“我”带着这种轻松睡眠时，在黑夜里，当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渐渐消散时，当“我”沉寂下来时，“我”却想到了受难的包弟，这时，良知的呼唤也就不期而至，猛然间振聋发聩地呼啸而来。良知告诉“我”说：“我”不应该把包弟送向死亡，“我”是有罪责的。良知的直接呼唤，瞬间击碎了“我”的日常生活，“我”也被瞬间“命中”了，“我”所恐惧的、害怕的、暂时的轻松都被良知的呼声跨越了、打碎了。在良知的呼唤声中，“我”猛然间看清了自己的罪责，“我感到羞耻，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在“我”的自责、忏悔中，良知也就发生了，良知也就到场了。海德格尔称“以这种方式呼喚着而令人有所领会的东西即是良知”[1]311。良知到来时，那作为“常人”生存着的“我”也就被处决了，“我”所恐惧的、害怕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也被彻底击溃了。

这时，“我”领会到了良知的呼声。

三、听到良知呼唤的“我”——本真此在的“我”

“我”终于听到了良知的呼声，领会到了自己作为自由此在自身的罪责。听到良知呼唤的“我”，也就是去掉了日常生活遮蔽的“我”——本真此在的“我”。[1]339-340本真此在的“我”将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呢？课文中写到，当“我”听到了良知呼唤时，“我感到羞耻”，“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要还清心灵上的欠债”，“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在这里，我们看到，听到良知呼唤的“我”，并没有逃避自己的罪责，也没有否认自己的罪责，而是“听从”了良知的声音，选择了有良知的生存。说此在有良知，就是说此在以倾听良知呼唤的方式置身于良知之中，听从于自己最切己的生存可能性，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罪责，真诚地向包弟道歉，真诚地开始忏悔，真诚地带着良知去写作。

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还需要追问的是：作为此在的“我”是如何“听到”良知的呼唤的？课文中这样写道：

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我的罪责）。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良知就这样自然出现了，“一声呼唤，不期而来，甚至违乎意愿”[1]315。良知就“是”这声呼唤，良知就这样不期而至。那么，良知的呼喚来自于何处呢？海德格尔说：“呼声无疑并不来自某个共我一道在世的他人，呼声出于我而又逾越我”[1]315，良知就来自于此在自身，良知就是此在呼唤自身。但是，在这里，我们会不禁会反问道：难道不是包弟的死在呼唤“我”吗？包弟的死确乎引起了“我”的良知，但是良知呼唤者却并不是包弟的死，包弟的死只是告诉了“我”包弟的死亡，而能够意识到包弟可以不死、包弟还有生存的可能的则是本真此在的“我”，正是本真此在为“我”打开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包弟的可能生存方式，正是这种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性才让“我”震惊。这种可能性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我”的“决定”的否定，是对沉沦于世的“我”的谴责，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那个被良知的呼唤去掉了遮蔽状态的“我”，那个“从闲言唤回到生存的能在的缄默之中的我”，就这样被良知带回其自身——本真此在的“我”在此时显现出来。

在良知的召唤中，“我”猛然间不仅看清了自己处身其中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听见了随之而来的由本真此在发出的良知的呼唤。海德格尔解释说，我之所以能委弃已经板结化的日常的生存方式，能够听到良知的呼唤，能看到被遮蔽着的“此在自身”，就是因为此在并不是一个“现成者”，而始终是一个以能在的方式存在着的“本真能在”。[1]340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我”能够被唤醒，能够听到良知的呼唤，仅仅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在者，而是一个始终以能在的方式存在着的“本真能在”，在良知召唤发生之际，被召唤的此在自身听见了自身能在的召唤，在听到良知召唤时，“我”的“本真此在”就被唤醒了，即是说当“我”听到了良知召唤时，“我”的“本真此在”就已经到场了。

作者巴金是有良知的，也终于听见了良知的声音，领会到了作为自由的此在自身最本己的罪责存在。自责、忏悔是巴金写作《小狗包弟》的初衷，同时也是因为他听到了本真此在的“良知的呼唤”。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良知是此在的良知，良知不会因为外在的“说谎成风”而消失，良知总存在于本真的此在中。[2]

四、结语

“文革”这场浩劫，让巴金失去了小狗包弟，也失去了他最亲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毫无过错的老人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声讨和控诉那一段历史，而是浸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之中，《小狗包弟》就写作于此。在这篇文章中，巴金作为一个受害者但是却要站出来忏悔，这种勇气和动力来自于作者的良知，同时，也在唤醒着我们的良知。

几十年后，当巴金回顾自己的写作时说：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良知的老人的本真此在。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张鲁宁.美德的起源与形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