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薛有福最初的印象，是他们家大门上贴的那两个门神——深红色的正丹纸上画着两个穿着花里胡哨的大胡子。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已经搬去城里住，只有在大年三十那天，会跟随我爸回老家薛镇贴春联。那天我们搬了梯子，把最后的一张出门见喜贴在门口的电线杆上后，就准备返程回家了。农村里年味很重，站在大街上，不时能听见二踢脚的声音，声音过来没多久，便能闻见刺鼻的火药味，有时还会混合着油烟味，吸进鼻子里，我爸告诉我，那是油炸酥菜的气味。以前出了正月十五，才算把年过完，在此期间，为了囤一些食物过年，老人会用面糊裹上土豆条、萝卜馅、猪肉、豆腐、鱼，然后下到油锅里炸，炸好之后放在干燥阴凉处，能保存很久，直到出正月。

我就是闻到了油烟味才找到薛有福家门口的。他媳妇正在家门口炸酥菜，灶台是用砖头堆起来的，上面架着油锅，下面烧着柴火，油烟呼噜呼噜地往外面飘。他一边被油烟呛得咳嗽，一边把两张门神贴在双开的木门上，贴好后，他退后几步，站在门前观摩了几秒钟，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门口的另一边，邻近大街上，停着一辆他新买的摩托车，整个车身是蓝色，只有后座的皮垫子是黑色，车身油桶的侧面印着一行字母：SUZUKI，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时我在班里干语文课代表，认识的生字和成语比其他同学加起来还要多。但面对这行字母，我按照拼音的发音，拼了好久都没有拼出来。

薛有福看到我，便朝我招手，叫我的小名。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当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从他媳妇油锅旁边的竹筐子里，捏起了两个炸酥菜递给了我。他说，你得叫我三叔。于是我叫，三叔。他把酥菜给我，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外面一层面糊是脆的，咬下去咯吱一声，里面的土豆已经熟透了，软乎乎的，嚼起来很香。薛有福的媳妇是我们那儿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特点，但薛有福和村里的其他男人很不一样，他的头发梳得锃亮，皮带扎在外面，穿着发亮的咖啡色皮衣，靠在摩托车旁边跟我说话。那时候，农村里有摩托车的都是少数，就连城里也不多见。

我吃完手里的酥土豆，他又给我拿了几个炸的萝卜丸子，但他媳妇好像不太乐意，他没有管他媳妇的脸色，而是塞到我手里，说，拿着吃。说完，他转过身去，擦着一根火柴，把脚底下的一堆废纸点着，那一团废纸在火里燃烧的时候，来回摆动，好像身体在颤抖。我看见烧着的纸上画着的人像，和他门上贴的门神一模一样。我走过去，指着火堆问他，为什么烧这些。薛有福说，这是揭的去年的，得烧了。我又问为什么，他说，是对门神的尊重，一年到头，都得靠门神保佑。我指着门上新贴的那张，问薛有福，那是谁。薛有福说，那叫神荼，你知道不。我摇摇头。薛有福从地上捡起一小块褐红色的砖头子，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写下两个字：神荼。于是我念，神茶。薛有福纠正我说，神，tu。之后他又问我，你上学考了多少分。我说，语文九十九，数学九十六。薛有福说，那考得不孬，可得保持住，考上了大学，以后好坐办公室。他说完，我突然想起教室后墙的黑板报上写的几个大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薛有福却告诉我了另外一个道理：为坐办公室而读书。

没过多久，我爸就找过来了。他看到我在薛有福家门口吃酥菜，便上来客套了两句。看见印着拼音的摩托车，我爸笑着问，新买的啊。薛有福笑嘻嘻地回应，年前买的，然后又补了一句，不值钱。后来，回去的路上，我爸告诉我，在农村，种一年的地都买不起一台摩托车。于是我就问，那薛有福为什么说不值钱。我爸想了一会儿，也没有回答我。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便跟我说，薛有福不在农村种地，他在城里开了个玻璃店，给别人划玻璃、装镜子，挣了不少钱。

二

我刚上初中那年，进入了新世纪，我们那个小县城里的网吧像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在每一个背诵完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午后，我都会偷偷地钻进黑网吧里，打开红警，操纵世界大战。结果是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从班里的前几名掉到中游。我爸因为这件事情，被老师叫去学校开了好几次会。我爷爷知道我成绩下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农民热爱土地，工人热爱机器，你要热爱学习。

初三那年寒假，我爸把我锁在家里，监督我备战中考。即使我面对着中考模拟试卷，心里还在盘算，对付苏联和伊拉克这种国家，是应该用德国的坦克杀手还是韩国的黑鹰战机。于是我每天趴在灯下，看似在学习，其实心不在焉。终于在大年三十这天，我爸才同意给我放一天假。但我并没有时间溜去网吧，因为他要带我回薛镇贴对子。

那时候过年，很多人家已经不再贴门神，而是改贴“福”字和对子了。但薛有福家，每到大年三十，总还是会换上新的门神，从神荼郁垒，到关羽张飞，再到秦琼尉迟恭，他们家的大门上，换了一批又一批的门神。

三十那天一大早，我和我爸来到薛镇，路过薛有福家门口的时候，看见他家大门紧闭，但门上已经贴好了新的门神。秦琼和尉迟恭双手各执兵器，庄严威武，眉毛呈倒八字，目视斜前方。我们从秦琼和尉迟恭身边走过，他们两个一动也不动。我对我爸说，薛有福他们家贴得还挺早的。我爸说，薛有福在城里忙着卖火鞭，擎等着挣钱。

贴好薛镇老家的春联后，我们便返回城里。回去路上，我爸骑着摩托车载着我，绕过北街的友谊广场，一路往南去。我问我爸去哪儿，他说去找薛有福买火鞭。

那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街上的门市部都关了门，只有几家小卖部门口还摆放着酒箱、牛奶箱和糕点盒子，两列箱子和盒子摆放在门口，店里却黑灯瞎火，屋里的尽头处摆着老式电视机，小孩坐在一旁，收看往年春晚小品的集锦。这种人家，大概就是在小卖部里过大年三十了。

薛有福的火鞭铺子就离一家小卖部不远。说是火鞭铺子，其实是用军绿色厚帆布和钢管搭起来的棚子，五面围得严严实实，座落在一片空地上。这种棚子平常日子里没有，只是到了临近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都是用来卖火鞭、礼花和炮仗的。薛有福已经是第二年搭这种棚子了，去年过年时候，他在城边上搭了个小的，挣了不少钱。今年刚入腊月，薛有福就去托关系，陪人喝了好几顿大酒，终于把城里搭棚子的准可证给拿下来了。拿到准可证的那天，薛有福又摆了一场，专门致谢，当晚喝了二斤白酒，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路上，没看清道路，栽到路边的下水沟里去了。不过幸好人没大事，只是胳膊上打了个石膏。这场意外并没有耽搁薛有福办事，他还是雇人搭起了棚子，而且比之前的大一倍，又囤了很多货物，不仅有火鞭，还有礼花。

那天，我和我爸一起走进薛有福的火鞭铺子里，他就坐在门口，抱着富光牌水杯，里面放的茶叶能占到杯子一半的容量。我们走进去时，他正满脸呆滞，看到是我们，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我爸上去便问，生意挺好的吧，薛有福没说话，吧唧着嘴，喝了一大口茶，嘴里吃进几片茶叶，他噗噗噗吐了三下，把茶叶吐回到杯子里，说道，没法儿干。他说话时眉头紧皱，倒八字的眉毛像是门神上的秦琼。我爸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小年前下了一场大雪，棚子没盖严实，火鞭都受潮了。薛有福面前的玻璃柜上摆放着礼花和各种炮仗，那大概是大雪过后仅有的幸存品。听他这么说，我爸叹了一口气。薛有福又说，也就这些礼花还能卖。他大概也猜出来我爸来的意图，于是从身后大红色的火鞭堆里取出一挂，放在玻璃柜上说，你看看能用就用，拿走就是。他说这句话，是不用给钱的意思。我爸伸手去摸，明显能感觉到受了潮。我爸说，你搁着，看看年后能干了点不。我爸没要那挂火鞭。

临走前，薛有福又叫住我，从柜子上拿了两盒小蜜蜂，想要送给我。我作为一个已经开始打电脑游戏的中学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东西是小孩子才玩的。我忙对薛有福说，不要了，我早就不玩这个了。薛有福看了看我，才注意到，我已经不再是个小孩了。时间在大人面前过得不快，只有在小孩面前才蹭蹭地往前跑，因为小孩要长个子。薛有福打量完我，把小蜜蜂放下，又拿了两盒黑蜘蛛，递给我，说，小男孩都喜欢玩这个。薛有福坚持要给我。我看了我爸一眼，我爸点头给我示意，说，拿着吧。于是我就接了下来。

回到家后，我爸顺嘴和我爷爷聊起了薛有福开火鞭铺子的事情。我爷爷说，那怪不得呢。我爸问，什么事。爷爷说，今天去东市场上，听老刘讲，薛有福从东市场进货，赊着钱，找他要钱，就一直拖着，今天年三十，一大早去他家，看见大门上贴着两块崭新的门神，他这是成心不想给。

我当时没有听懂，后来才知道，老辈有个说法，叫年三十贴完门神，家里的钱财就不能再进进出出了。有欠债的人，故意在三十那天一大早就贴上门神，是躲债用的。债主要是追上门去，便能用老辈的风俗回应。即便是这样，有的债主也不吃这一套，毕竟门神是纸上的，人才是活的，谁家都得过年，该要债的照样要。那天东市场的老刘找上门去，只有薛有福的媳妇和儿子在家里，问薛有福的火鞭铺子在哪，他媳妇死活不说。

爷爷说，那看这个样子，薛有福年三十晚上都不敢回家了。

那天趁我奶奶和我妈包饺子的时候，我拿着薛有福给的黑蜘蛛，对我爸说，我去外面放擦炮。出门之后，我就奔到网吧里，开了一局红警。我担心自己在外面逗留时间太长，被家里发现，也没有恋战，一局之后就离开了。那时候天快黑了，网吧里只有两三个人，彼此坐得很远。网管孤独地坐在前台，电脑里不时传来QQ来消息的声音，他面无表情地敲打键盘，让我想起同样孤独的薛有福。

回到家后，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八个菜，有凉有热，有素有肉。电视机调到了中央一台，在播放广告，我奶奶和我妈讨论，她们说今年是倪萍主持的最后一届春晚了，刚说完，画面就切换到了倪萍。倪萍开口说话时，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鞭炮声，噼里啪啦的，持续了将近半分钟。那半分钟里，只能看见电视机上倪萍的嘴巴在动弹，根本听不清她说什么，我们一家人坐在堂屋，对着电视机看，像一群聋哑人在看电影。

此刻如此喧嚣而又安静。我又想起了薛有福，他应该还在火鞭铺子里。这个时候，街上已经没有人了。他坐在军绿色的帆布篷里，被一堆受了潮的火鞭包围，听着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倒数着旧年的最后几个小时。也或许，他会拿上几盒小蜜蜂和黑蜘蛛，走去附近的小卖部里，送给别人家的小孩，然后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观看联欢晚会。

他是怎么度过那个除夕夜的，我不知道。只是春晚播出的过程中，外面时不时地会响起礼花爆破的声音。跑到院子里，抬头望上去，能看见一支火光冲上天，各种颜色先后绽放。也不知道薛有福有没有看到这些烟花。

三

我二十岁时，还没有读大学。和我同龄的人，读技校的，都快要毕业了。当时我坚持要考电影学院，甚至立誓，考不上就不剪头发。留了将近一年的头发，拖到脖子边上，觉得自己像个搞艺术的。学校门口的理发店里，剪头的大哥劝我说，你这个头发，我给你烫一下，你就是贝多芬。我当时有过心动，因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南斯拉夫导演就披着一头长卷发。在我还没决定要烫头的时候，我们班主任把我扯到了办公室。他是个谢顶，头顶上都秃光了，只剩下耳边一圈苟延残喘，仿若盘山公路。我们同学给他起外号，叫他谢顶，或谢老师。当时谢顶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头发说，你给我把这个二鬼子头给剪了，我说我不剪，头发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凭什么干涉我的身体生长。谢顶说，就凭我是你老师。我依旧说，不剪。他讲道理讲不过我，就打电话把我爸叫来了。谢顶当着整个办公室所有老师的面，把我骂了一顿。我爸当时站在一旁，一句话都不说，我不知道他是在生气，还是在羞耻，又或者是在思考。我正准备再次跟谢顶辩驳时，我爸突然从办公桌上抄起一把剪刀，两步朝我走过来，一手揪住我的头发，另外一手挥舞剪刀，咔嚓一声，一把头发从他手心滑落。与此同时，他咬牙切齿地喊道，你再给我犟！我反应过来时，想要躲开，于是在办公室里四处乱窜。我爸依旧紧握剪刀，随时朝我刺来，办公室的老师忙着拉架。最终，我屈服了，跟着我爸去理发店，花了八块钱，剪掉了头发。

那年过年期间，我感觉很压抑，经常白天跑出去，到半夜才回家，没地方去的时候，我就跑去老家薛镇。薛镇还有我们家的宅子，只是没有住人，那两年也没有租出去，就闲在那里。离我们家没多远，就是薛有福家。那是个大年初五，我走在薛镇的路上，听见两个农村妇女在聊天。其中一个说，薛有福在矿上偷金子，让人给逮住了。她又说，薛有福跑去云南跟人挖矿，在施工队里开升降机，用刀子划破大腿，把小金块塞肉里。我躲在一旁，装作在玩擦炮，以便听她们讲故事，结果越说越惊心动魄，但也越离谱，我一想，她这讲的不是闯关东嘛。我从她们身边离开，直奔薛有福家。

到他家门口时，门上的门神赫然站立。仔细去看，会发现两边不太对称，一高一低，有一边还满是褶皱，估计是贴得不用心。我推开门，朝里面走去。薛有福的媳妇正在屋里生炉子，她蓬头垢面的，穿着脏兮兮的花棉袄，听到我的脚步声，转过头来。我说，婶子，我找三叔。她看着我，愣了一下，好像没认出来我是谁，但还是给我指了指，说，他在东屋。我转而走去东屋，东屋的屋门是双开的，门上有玻璃，左右两边各贴着明星海报，一个是唱歌的周杰伦，另一个是打球的科比，左右对称，和大门上的门神如出一辙。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这两个人像是专门守护东屋的门神。

我走进去，看见薛有福半靠在床上看电视，电视机里在播《西游记后传》。我进门便叫三叔。薛有福当然认得我，他看见是我，忙说，呦，你怎么来了。他想站起来迎接我，但只是做了个起身的动作，然后指着大腿说，年前干活给碰伤了，不好站起来。我说，不用，三叔你坐着就是。我朝他大腿上看过去，黑色棉裤的一条裤腿是经过改造的，空出来的腿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绷带。一看到这，我便想到刚刚听到的谈话，说薛有福偷金子的事情，不知是真是假。我还在想着这事时，薛有福开口问我，下学了吗。

这是我们那儿的说法，下学了吗，意思是问从学校里出来了吗，也就是说，还有没有在上学。我回答说，还没。薛有福又问，在哪上大学呢。他以为我在读大学。我说，还没考上，在复读。薛有福一算，觉得也不对劲。于是我先说，第三年了，高六。薛有福有些惊讶地看着我。我说，我想考电影学院，考不上，我就不上大学去。薛有福流露出不能理解的表情，但还是继续问，你考电影学院，得考多少分。因为他儿子也在读大学，前两年刚刚经历过高考，他大概知道考试分数。我说，考电影学院，得先考专业课。薛有福又问，那专业课怎么考。我说，就是考你看的电影，还有写的文章。薛有福噢了一声，然后说，你都看什么电影。我想了想回答说，都是艺术电影。薛有福便没再说话了。

电视机里还在播放《西游记后传》，正演到白莲花被押在刑场上，千钧一发，孙悟空从天上扔下来一块黄布，上面写着：神灵不乐，速放白莲。刑场上的官员被吓傻了，赶紧宣布释放白莲花。于是，乔灵儿和白莲花重新抱在了一起。这一段很精彩，我和薛有福都盯着电视机看。屋里很安静，我俩谁也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薛有福才对我说，这个电视拍的不孬。然后问我，你以后也能拍这个不。我说，不比这个差。

我又想起来他屋门口的周杰伦和科比，便问他，门口上的画是你贴的不。薛有福以为我问的是大门上的门神，于是说，我腿没好利索，让小新（他儿子）贴的，他干活不行，贴得邋邋遢遢，不板正。然后又补了一句说，这一年到头，都还得靠门神保佑，门神可别生气。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门口的门神。于是我重新问，东屋门上的画是你让贴的不。薛有福这次听明白了，说，那是小新的画，他娘贴的。我又问，你知道那是谁不。薛有福说，管他是谁，我不认的。我笑着说，也是门神。薛有福跟着也笑了，补了一句，外国门神。

然后，薛有福又跟我聊了一会儿考试的事情，他鼓励我说，有理想很好，争取今年一定考上。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薛有福又说，等以后我看你拍的电影。我看他笑得很灿烂，于是说，好。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次约定，总之很草率，也很荒唐。

那天晚上回家后，我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去北京考试。我爷爷给我拿了五百块钱，让我考试留着用。我跟爷爷说，我今天去薛有福家了。爷爷问，给他拜年了吗。我说，没磕头。我爷爷说，大过年的去，你不磕个头不像话。我发现我把这事给忘了。

我爷爷又说，薛有福是个讲究人，也是个场面人。前几年有钱的时候，要场面，我回薛镇，他都给我玉溪的烟吸。这两年没挣着钱，但也要场面，你过年去他家，不给他磕头，他得生气。我想了想，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聊的很欢乐。最后告别的时候，他还想出门送我，但站不起身来，就坐在屋里面，看着我走出东屋，离开他家。

大年初七的早上，我去北京参加考试。一周后，我进了复试，又一周后，公布三试名单，我落榜了。

四

大概有三年多，我都没有再见过薛有福。再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在正月十五，我爸和我爷爷聊天，说薛有福的媳妇让大车撞死了。具体怎么回事，谁也没见到，都是口口相传。据说，薛有福的媳妇大晚上骑着电动车，从村子口往大马路上去，半夜里，大货车司机没看清路，连人带车一起撞了。

那时候我正面临大学毕业，上半学期已经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过了，所以也不着急返回学校。我本来在想，要不要回趟薛镇，去看看薛有福。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荒唐而草率的约定。薛有福曾经说，他以后要看我拍的电影。当然，我猜测，他自己都把这句话给忘了，但我还记得。事实上，我没有考上电影学院，而是去了一个三本院校，读的专业叫广播电视编导。我们整个班里，只有两个人看过库斯图里卡的电影，这让我觉得很伤感。大三大四这两年，我跟着学校里的老师，拍了很多次婚庆和宣传片，唯独没有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和薛有福无关，他此时正沉浸在丧亲的痛苦中。我不是不忍心去打扰他，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打扰他。

后来听我爷爷说，薛镇的人都传言，说薛有福的媳妇，是他们家门神克死的。

他媳妇出车祸是在年后。年前，薛有福和他媳妇整天打架，好像是因为薛有福在外面胡搞，被他媳妇抓到了。他媳妇天天骂他，他也理亏，就不还嘴。有一回，约着村里的伙计在家里喝酒，喝多了，说起了关于女人的事情。他媳妇听见了，又破口大骂，伙计们都在场，薛有福觉得脸上难堪，又趁着酒劲，打了他媳妇一巴掌。他媳妇这下不愿意了。等薛有福酒醒过来，才发现媳妇回了娘家。等了一个星期，都没回来，薛有福买了烟酒糖茶，去娘家邀她回来，媳妇死咬着嘴，说不回。又过了一个月，快到年关了，媳妇还没回家。薛有福去给媳妇娘家送节礼，顺带着认错，再请她回家，但媳妇依然没松嘴。

大年三十那天，媳妇还是没有回来。那年儿子也在深圳定居了，第一年不回家过年。到了三十下午，天都快黑了，薛有福站在家门口望出去，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鞭炮声。薛有福便拿出新的门神和熬制好的浆糊，把门神贴在门上，一个人回家里去了。

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旧时贴门神有个讲究，说是家里人都回家了，才能把门神贴上，要是贴完之后，再有人回家，门神不认这个人，不仅不会保佑，还会有灾祸。当然，这些没有科学依据，但村里人信这个，尤其是老一辈的。

三十那天晚上，薛有福贴完门神后，天就黑了，回屋下饺子的时候，他媳妇突然拎着包裹回来了。薛有福自己都没想到。媳妇说，自己是被娘家人劝回来的。三十当天一大早，娘家人来来回回地劝她说，无论多大的事，都得回家过年，年后再说。于是中午之前，她就从娘家出来了。但她觉得不能回来，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从娘家出来后，就在路上走，走了好久，都没有回薛有福家，最后走在路上，实在是太饿了，路上也没人卖吃的，她知道娘家不让回了，于是只能回到薛有福家。媳妇说完，锅里的饺子正好开了，飘浮上来，在水里摇摇晃晃。薛有福给媳妇盛了一碗，媳妇没再吵架，两个人一起过了除夕。

至于年后的几天，薛有福和媳妇也没再起争端。据说，薛有福给媳妇彻底认了错，并立了保证。这件事情好像就翻篇过去了。正月十三那天，媳妇晚上骑电动车回家，让大货车给撞了。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村里有老人说，是门神克死了他媳妇。

那时候整个薛镇，过年贴门神的不过三五户。大多数人家，都是门心上两个“福”字，门垛子两边一副对子，类似“新春新岁新气象，迎财迎福迎吉祥”，然后门檐上一则横批：欢度春节。这是新时代的祈福。大家似乎觉得，有没有门神，也无所谓。而且，路边上卖门神像的也越来越少了，很多地摊上只有春联。要是问他，为什么不卖门神，他说往年进的，不好卖，今年干脆连进都不进了。

薛有福媳妇的丧事办的很简单，正月十五之前就完事了。

那几天里，我实习的广告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继续回去工作，我没有给他答复。因为我并不喜欢那些工作，每天要面对各种PPT，无聊透顶。以前薛有福告诉我，考上大学后就能坐办公室，可是现在满世界都是大学生，毕了业都能坐办公室，围着一块办公桌，像农民围着一块土地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不过城市的人管这叫朝九晚五。这种生活不仅让我觉得无聊，甚至有些绝望。可是更让我绝望的是，除此之外，我好像没有别的出路。之前听一个导演说，想搞电影，必须要去北京。可是北京那个地方，我只在小时候去看过一次天安门升旗，那里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说到底，我心里全是害怕。

在我决定返校的前几天，我爸让我开车载他回薛镇办点事。那是一个晚上，大街上灯火通明，小路上还是一片漆黑。停好车后，我爸去办事，我呆在车里等他。

当时已经立春过后很久了，天气渐渐转暖。即使是晚上，也不会觉得太冷。我从车上下来，在薛镇的大街上瞎逛，走着走着，没几步路，就走到我家宅子附近。我意识到薛有福家就在前面，于是我又朝前走了几步。快走到的时候，我心里竟然生起一份期盼，好像是去见一位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面了，需要坐下来好好聊聊，我甚至想要把自己内心的焦虑讲给他听，即使他未必能给我指点。走到他家大门口时，看见大门上两个门神还在那儿，他们面目凝重，一日长于百年。看到他们那一刻，我心里的期盼好像落下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停在了门口。我知道，我不会走进薛有福的家里去了。我告诉自己，也许他不在家。突然，我又觉得，如果这时候，薛有福从家里走出来，看见了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上前跟他打招呼，我需要解释什么吗，只是碰巧路过，还是故意造访？如果他问我近况如何，我该如何作答？复杂的思绪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决定从他家门前离开，或者说是逃走。

于是，我转过身去，拐进了一条漆黑的小路，朝停车的地方返回。

五

毕业之后，我去了北京，做过很多份工作，在剧组干过制片助理，在电视台干过摄像助理，去后期公司，专门给视频素材合板，又在编剧工作室替小有名气的编剧搜集资料，总的来说，我没有离开电影的行当，但一直都是个助理。混了四年，总算稳定下来，在一个影视公司里做策划。部门的总监给我允诺，说不出两年，我就能做上策划经理。因为多次复读的缘故，现在我已经二十八岁，两年后就三十了。我想起看电影史的书上讲，戈达尔三十岁已经拍出《精疲力尽》，特吕弗三十岁之前就把《四百击》拍出来了。而我三十岁，就快要当上策划经理了。我并没有为此而难过，因为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于是，我抱着辛酸的侥幸度过了在北京的一个又一个夜晚。

有时候我会想起薛有福，即使是在北京的时候。他笃信门神能保佑他，于是一年又一年地在门上贴门神，从未间断。我不知道门神是不是暗中给了他保佑，但从他的生活条件来看，好像并没有。最早我认识薛有福的时候，他是薛镇的有钱人。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这两年，听说混得更差劲。还去深圳待过一年，因为他儿子在那里定居，他把这些年攒下来的钱都给他儿子买房用了。当然，也没有攒多少。在深圳那一年，他什么事也没干，呆在家里，身上起满了湿疹。北方人到了南方，都会有不适应。薛有福更为严重，又疼又痒，反复发作。最后，薛有福从深圳回来了。

他一个人住在薛镇，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听我爷爷讲，整个薛镇上，只有他一家过年还贴门神。他是如此的虔诚，还是说，他只是懒得改变。我有时候在想，我如果是薛有福，也相信门神的话，是不是要把卢米埃尔兄弟的画像贴在门上，兄弟两个，左右各一幅。想到这儿，我就想笑，别人肯定会觉得我有病。但如果真能保佑的话，我也愿意这么干。

我突然觉的，薛有福是真的相信门神会保佑他。我决定过年回家，去找薛有福好好聊聊，说一说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也问问他怎么样了。

今年过年回家，遇见了不少老熟人，有同学也有邻居，都是好久没见了。甚至年二十七的下午，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蒜瓣儿，碰见了高中的班主任。自从毕业后就没再见过。我俩迎面撞上时，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上来就叫我的名字，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谢顶，我差点脱口而出，叫他谢老师。我努力去回想，实在不记得他姓什么了，只记得谢顶这个外号太响亮。我没有加上姓氏，直接叫了一声，老师，我俩寒暄了好几句，甚至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要不要去他家坐坐，就住附近。我忙说，不了不了，还有事。分别之后，我才想起来他打电话叫我爸去学校给我剪头发的事情，当初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他整我整得心力交瘁。大家再见面时，却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年三十那天中午，我主动请求回薛镇贴春联。到那儿后，我先把家里的春联贴好，然后走去薛有福家，快走到时，我看见他家门口周围长满了杂草，好像很久没人来清理了。再走近时，门口是干净的，只是杂草长在两旁。但让我觉得惊讶的是，薛有福家的大门上贴着两个大大的“福”字，两边门垛子上空着，上面是一副横批。我看到时，甚至觉得走错了地方，左右再去看，发现没错，这正是薛有福的家。我走上前去，仔细地看，门上还有长方形的印记，已经很浅了，那是以前贴门神留下来的。我没有想到，他们家的门上竟换成了“福”字。

于是，我敲了敲门。过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应。大街上有两个小青年路过，他们和我年龄差不多，只是留在了农村。他们看见我在敲门，其中一个对着我说，薛有福一大早就把对子贴好，回城里上班去了。说完，他们继续走。我叫住了他们问，薛有福去哪里上班了，刚才那个人便说，在小区给人当保安，看大门。我又问哪个小区，那人说不知道。我继续问，他家怎么不贴门神了。那人说，去年就没贴了。另外一个人说，前年也没贴，没贴门神都好几年了。几年了，我追问。至少得三四年了，那人回答。我算了算日期，好像就是薛有福媳妇去世那年。我又回想起我爷爷说过，整个薛镇就只剩下薛有福一家在贴门神了。

我越想越觉得混乱，实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因为薛镇上有人传言，门神克死了薛有福的媳妇，他就不贴门神了，这会不会是真相。我不知道。

回城里的路上，街边有商店都还开着门，远处有鞭炮声不时传来。最近几年，路上的那种火鞭铺子已经没有了，因为影响市容，不允许搭。我路过友谊广场的时候，想起薛有福以前的火鞭铺子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那里现在新建起了一栋大楼，还是个高档小区。

到家后，我奶奶和我妈正在包水饺，她们面前是一台液晶电视，挂在墙上，看的还是中央一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准备的饭菜，有凉有热，有素有肉，一切好像都没变。窗外时不时传来鞭炮声，让人听不清电视机里在说什么。

等鞭炮声过去，我爸从屋里拿出一瓶白酒，吩咐我起开，分别倒上。我跟我爸说，今天回薛镇，看见薛有福家的大门上贴了福字。我爸没接话。我意识到，他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又说，薛有福他们家以前都贴门神。我爸说，现在哪还有人贴门神。我一边倒酒，一边听我爸唠叨。他说，现在用不着门神了，你看咱小区，都有保安，保安就是门神。我一想，突然觉得，我爸说的很对。我又想起白天的遭遇，那个薛镇的小青年说，薛有福在干保安。这么看来，薛有福就是门神。

他这么相信门神，最后成为了门神。也许这就是真相。我倒酒时走了神，白酒从酒杯里溢出来了，洒在桌上。我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用抹布擦干。

我又想问我爸，薛有福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贴门神的。话刚说出口，外面又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北京已经禁燃了，我们家乡还没有，不过应该也快了，这算是禁燃之前最后的狂欢。鞭炮声响完过后，外面又传来了礼花爆破的声音，我朝窗户外望，有好几束火光冲上天空，然后炸裂开。我走到窗边去看，那些火花四散开来，和以前过年时一模一样，比如，薛有福躲债的那个除夕夜晚。今年的此时此刻，薛有福应该坐在某个门卫处过除夕吧。往年和今年，这里和那里，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薛有福也在看的话，我想，我们看到的烟花，应该是同一片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