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焱焱

(枣庄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一、东方语境下的救赎

近年来，《一九四二》《无人区》等不同叙事背景下的底层叙事深刻地探讨着人性的善恶和生存的底线；《金陵十三钗》《集结号》等战争题材的影片则以“勇士”的姿态直面民族灾难和生存绝境；《夏洛特烦恼》《情圣》《缝纫机乐队》等都市电影则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反思着人生的选择、自我的追寻等深刻的问题，这些形神兼备的影片都取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佳绩，成为中国当代电影的优秀代表。细观之下，这些底层电影、战争电影和都市电影在不同的题材、风格下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救赎。目前，对于国内电影“救赎”这一主题的研究留白较多，对救赎主题的影片所体现出的现实价值与反思价值的探讨还不够充分，这也是本文选题的意义所在。对中国电影救赎主题进行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界定“救赎”，众所周知，“救赎”一词来源于基督教的教义，在基督教的思想架构中，人生而有罪，需要付出“赎价”来偿还与生俱来的原罪，但人无力偿清罪恶，于是上帝之子耶稣便以鲜血和死亡来代偿信徒之罪，所以基督教徒要保持着忠诚的信仰和赎罪之心。相比之下，东方语境下的救赎则不再带有原本的基督教色彩，而是受到了儒家“性本善”思想的影响，被赋予了伦理学色彩，关乎道德规范、人伦纲常，更多地体现在特定情境下的人性拷问。受心理学理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下的“救赎”还呈现出了困境中寻找精神解脱的含义。简单来说，东方语境下的“救赎”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有明显的差异，主要指向了摆脱现实困境和精神困境，实现生存发展，追求内心安宁。由此可见，“困境”“人性”“选择”“追寻”无疑是中国电影救赎主题中的关键词。

二、底层叙事与人性救赎

底层叙事在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戏剧再到当代电影，来自底层的故事都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感染着一代代的中国观众。就电影艺术而言，底层叙事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戏曲电影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电影，中国电影中的底层叙事始终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和“斗争”倾向。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转型发展使中国电影的底层叙事彻底走出了“阶级”的藩篱，以更为多元的题材展现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底层风貌，在底层叙事中探寻生存的底线和人性的救赎。

在金鸡奖、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大放光彩的影片《一九四二》上映于2012年，以20世纪40年代河南大旱灾为背景，以两线并行的方式展开叙事，一条线索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逃灾的过程为视点；另一条线索以李培基等国民政府的救灾过程为视点，呈现出了灾难面前的生存百态和人性善恶。老东家范殿元带着殷实的家产和一家老小踏上了逃灾之路，逃灾之初，范殿元单纯地认为只是暂避旱灾，很快就能回归以往的富裕生活，一路上还拿出粮食接济逃灾的贫民；逃灾日久，老东家的粮食、家产越来越少，亲人也或死或离，备受摧残的范殿元不仅再无救济之心，甚至默认以女儿换取粮食的行径。在老东家范殿元之外，灾难还使高傲的东家小姐星星自愿成为妓女,佃户花枝在丈夫瞎鹿死后不久便另嫁他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救灾进程也在内忧外患之中毫无实效，一心救灾的李培基也在贪污腐败等官场“潜规则”中无能为力。影片《一九四二》中，围绕逃灾展开的叙事用饥饿、严寒甚至死亡拷问着人性的“底线”，当最基本的生存欲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善良、教养、伦理、尊严甚至是亲情、爱情都无从谈起，人便与动物并无二致，人性在人欲面前无法得到救赎。影片围绕救灾展开的叙事则用利益、猜忌、嫉妒拷问着人性的善恶，即便是面对着无数等待被拯救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依然无动于衷，盘算着如何发一笔“救灾财”，贪腐官场的清流李培基也无力扭转乾坤，上演了一幕充满着无奈、讽刺和失败的救赎。影片《一九四二》在充满悲剧色彩和绝望感的底层叙事中不断呈现人性的沦丧和救赎的失败，然而，却在影片尾声处留下了希望，当人财两失的范殿元彻底放弃生存、放弃一切后，他开始逆着逃灾人流朝家乡方向走去，就在这条绝望与毁灭之路上，范殿元遇到了一个孤女，消失的希望、亲情、善念伴随着爷孙关系的建立而实现了回归，范殿元和小女孩也无疑成为彼此的救赎者。

为了更好地拷问人性，电影常常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之上，上文所述的《一九四二》将叙事焦点集中在承受着战火、旱灾两重重压的灾民身上，而影片《无人区》则选择了边鄙、贫瘠的大西北沙漠深处作为叙事背景。在《无人区》中，“火”成为重要的意象，当代表着文明、富有的潘肖怀着城市的优越感和名利美梦来到大漠深处时，多次特写出现的“打火机”象征着人性之光，正如影片的旁白所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会使用工具。当在沙漠深处经历了威逼下的高价加油、妓女的欺骗、杀手的追击后，潘肖才意识到无人区的无“人”之态，手中的打火机几近成了毁尸灭迹、谋取私利的工具，充斥着欺骗、罪恶的无人之境时刻考验着潘肖的人性，在远离法度、远离文明的边鄙之地，利益成了人生而为人的唯一准则。与《一九四二》相似的是，《无人区》在底层叙事中营造了生存困境，并在这一极端情境下拷问人性，展开由善到恶，由文明到蛮荒；再由恶至善，由蛮荒至文明的U形叙事，在影片的结尾处实现主人公的人性救赎。当潘肖点燃打火机、引爆卡车，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拯救妓女生命时，他的灵魂已走出无人之境，善良、信任、希望等美好的人性实现了复归。

三、战争故事与生命救赎

在中国，战争题材的影片由来已久，以抗战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战争片是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具有鲜明主旋律特色的国产战争片或是在宏大叙事中展现民族崛起的艰苦卓绝，或是通过高大全的主人公形象凸显民族英雄的教化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战争影片出现了由“大”至“小”的转变，以微观视角代替宏大叙事，以小人物代替大英雄，呈现出了一幕幕可亲可感的战争故事和深入人心的生命救赎，成为中国电影救赎主题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影片《南京！南京！》的叙事背景为1937年被攻陷的南京，重点围绕战争中几位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展开叙事，精锐部队的下级军官陆剑雄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依然选择武力抵抗；老派知识分子唐天祥在幻想破灭后决心反抗；姜淑云用拉贝秘书的身份阻挡着来难民营搜捕中国军人和妇女的日本军人；舞女出身的小江则用自己的牺牲换回了难民们生存的机会，影片中还有许多藏匿中国军人、帮助同胞逃过日军屠杀的平民百姓，悲壮的抵抗指向了侵略战争中中国人的生命救赎和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正如影片导演陆川所言，我不希望抗战电影将观众封闭在民族悲情中，《南京！南京！》正是呈现了中国人的存在与救赎。无独有偶，同样在抗日战争这一叙事背景中书写以己度人的救赎悲歌的还有影片《金陵十三钗》，这部耗资巨大的影片在国内市场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以玉墨为代表的金陵妓女在危急关头拯救了同样困守在教堂中的女学生，当妓女们换上学生装走向日本军营时，人性光辉和民族大义在舍己为人的生命救赎中得到了升华。

在近年来的战争题材影片中，《集结号》无疑是一部大胆的作品，影片在讲述生命救赎的过程中探讨了关于生命的伦理问题，连长谷子地带着全连的战士接受了一项艰难的任务——阻击敌军直至集结号吹响，然而直到战剩一人时，也没有等来集结号。多年后，死里逃生的谷子地重回当年阻击战旧地，凭借一己之力寻找深埋地下的九连将士，并执着地探寻当年集结号的真相。当残酷的真相曝光后，谷子地无法接受用全连战士的生命换取大部队撤离的事实，在谷子地的暴怒中，个体和集体的利益、个体生命和集体生命之间的矛盾呈现在荧幕之上，对于一贯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中国战争影片而言，《集结号》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突破。在极端情境下，以牺牲为代价的生命救赎陷入了伦理困境之中，而这一困境又反衬出了战争的残酷。当九连战士的生命救赎已无法实现时，追认战斗英雄成了谷子地生命中的唯一追求，最终，沉睡窑中的47名战士被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影片中生命救赎也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升华。

四、都市题材与自我救赎

电影是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电影大众化、商业化的不断发展，贴近生活的都市题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相比于前文所述的底层电影和战争电影，展现都市生活和人间百态的影片更能引发大众的共鸣。在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重塑，矛盾与困境在不同个体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囿于生活困境、情感困境中的个体都在寻求着自我救赎。

在小投资大收益的代表《夏洛特烦恼》中，男主人公夏洛陷入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困境中，一事无成的他依靠妻子马冬梅微薄的收入度日，在曾经暗恋的校花秋雅的婚礼上装富失败的他彻底成了“笑话”，恼羞成怒的夏洛在酒后梦境中实现了“穿越”，这次“穿越”也成为夏洛走出困境的关键。“穿越”后的夏洛重回高中时代，凭借自己对未来世界的了解，成了享誉全国的歌星，抱得美人归的夏洛虽然过着富有的生活，却重新陷入了无新歌可抄、无真爱可寻的生活困境和情感困境中。梦中经历了星途已断、妻母背叛、生命消逝的夏洛在酒醒后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明白了困境无法逃避，学会珍惜的他也实现了自我救赎。《夏洛特烦恼》在戏谑的外表下展现了现代人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依托“穿越”情节展现了人生没有如果，珍惜眼前生活的自我救赎之路。与《夏洛特烦恼》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影片《情圣》同样采用了亦真亦幻的方式展现了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影片主人公肖瀚工作稳定、衣食无忧、妻女双全，但两点一线的生活却使他陷入了“生活没激情、工作没动力”的精神困境中，女模特yoyo的出现使肖瀚决定重拾激情，于是影片开启了现实与梦境双线交替并行的叙事模式。在梦境中，肖瀚与yoyo的婚外情以失败告终，遭遇欺骗和背叛的肖瀚在羞愤之中选择了跳楼；在现实中，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使肖瀚的婚外情止步于萌芽状态，而梦醒后的肖瀚则明白了yoyo并非自己走出精神困境的“救命稻草”，同样在学会珍惜后回归幸福的家庭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事实上，《夏洛特烦恼》和《情圣》中的“穿越”、梦境是以超现实为壳所构建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现实世界的自我与梦幻世界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指向了主人公生活和情感上的困境，而打破幻想、珍惜当下才能走出困境、实现救赎。

在同为喜剧的影片《缝纫机乐队》中，梦想与现实的矛盾成为主人公陷入精神困境的重要原因，曾经追寻摇滚梦的程宫在现实面前妥协，成了一名经纪人，与生活在摇滚小城集安的胡亮等摇滚青年组建了一个名为“缝纫机”的摇滚乐队。乐队成员不同的人生故事和对摇滚梦的执着唤醒了程宫深埋于心的音乐梦想，放弃高利诱惑的他与乐队成员共同站在废弃的摇滚公园，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摇滚演唱会，台上台下的万人合唱成为这个摇滚小城的一大盛世。《缝纫机乐队》在嬉笑怒骂中呈现了一幕激情与泪水并存的追梦故事，大胆追梦后程宫、胡亮重归平静生活，尽管摇滚梦想的绽放只是昙花一现，却使随波逐流的程宫凭借梦想的力量走出颓靡，在自我救赎中重获“新生”。

在上述影片中，无论是现实救赎还是精神救赎；救赎他人还是救赎自我，都在或悲怆或欢乐的审美体验中为观众留下了深沉的思考，近年来“救赎”主题的发展不仅迎合了大众文化的需求，也体现出了电影这种大众艺术的救赎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