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强

(山西传媒学院 动画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

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正如郝建教授在《影视类型学》一书中对警匪片的定义：“警匪片，是以警察或执法人员和强盗、不法分子为主人公，描写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电影类型。”香港警匪片围绕警察与不法分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警察形象。2003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香港电影以合拍片的身份进入内地。面对新的制片环境与观众需求，香港电影人对警匪片进行制片策略调整，改变片中警察形象，塑造了诸多深入人心的警察人物形象。与CEPA之前的警察形象不同，这些警察形象是从斗勇转向斗智的高智商警察、褪去神圣光环的卧底警察、身陷家庭困境的警察、从重情义到重法制的警察。

一、从斗勇转向斗智的高智商警察

自“无间道系列”以来，香港警匪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把警察个人体能、动作奇观作为卖点的影片日趋减少，以警匪之间、警察之间高智商对抗作为卖点的影片日趋增多，简而言之，即从“斗勇”转向“斗智”，主要表现在警察依靠逻辑推理能力、法律、专业知识、媒体、高科技手段等社会规则与罪犯做斗争。

警匪片本该围绕着警察与匪徒之间的矛盾展开斗争，并以枪战、追逐、打斗等吸引眼球。可是在杜琪峰执导的《大事件》(2004)中，警匪斗争出现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张志恒为代表的传统警察与劫匪的传统斗争；另一条线是以女警官为代表的新型警察与劫匪的媒体斗争。而后者的斗争屡占上风并承担故事推动力的角色。这两拨警察行为方式不同、人物形象不同，以张志恒为代表的传统警察鲁莽行事一心抓住劫匪，以女警官为代表的新型媒体警察沉着冷静懂得利用媒体。前者注重结果，吃尽苦头却吃力不讨好。后者更注重形象，适合新时期媒体需求。前者依靠个人体能，单打独斗，做尽了脏活累活却达不到一个良好效果。后者具有高智商、冷静体面的媒体警察，显然是受到欢迎的。

除此之外，影片《神探》(2007)塑造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却拥有超强破案能力的警察形象。警探陈佳彬是一名经常采用非常规手段破案的警探，他拥有“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能力，其实就是利用专业心理学知识，根据人的动作、神态、语言，来分析其心理活动状态，进而找出破绽，锁定真凶。而影片《盲探》(2013)塑造了一个身体残缺但智力超凡的警察庄士敦。他因公致盲，行动不便，却又处处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品质，风度翩翩；其利用听力、触觉、嗅觉，结合嫌疑人的心理活动，进行缜密的推理演绎，进而将真相寻找出来。这些优缺点汇集在一起，就塑造了一个生动形象的身残志坚却又有专业技能的神探形象。

二、褪去神圣光环的卧底警察

在编剧技法中，“角色冲突”是吸引观众的不二法门，包括故事中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冲突，角色和角色自身价值观的冲突等。警匪片中较为经典的卧底角色非常符合这个“角色冲突”法则。其一，“警察卧底”作为一个警察，与黑社会土匪有着极为强烈的冲突，这是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冲突。其二，一个奉公守法、秉承正义的“警察”，转变成“卧底”角色，融入黑社会犯罪分子中，将自己内在所拥有的法律法规、价值信仰一一打破，这是这个角色和他自身价值观的冲突。但是与之前头顶神圣光环的卧底警察相比，CEPA以来呈现更多的是卧底警察们的挣扎和无奈。

在影片《门徒》(2007)中，吴彦祖饰演的卧底无时无刻不深陷“角色冲突”的迷惘与徘徊中，到底是信奉警局、奉公守法，还是跟随毒枭大哥，接受家人般的爱意与照顾？落实到行动上，他一面将毒品“返销”回警局，一面接受毒枭大哥的各种利好服务，并在最后接受毒枭小姨子的“献身”，这个人物是处在极为矛盾与挣扎的状态中的。最后，吴彦祖饰演的卧底警察在帮警局抓住了大毒枭后，却深陷道德危机中，被毒枭的家属所不容(被毒枭女儿吐口水)、被社会道德所不容(被毒枭妹妹打一巴掌)。对毒枭被自己逼死的挣扎与徘徊，使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思考，身陷自己双重身份的迷惘中。

影片《扫毒》(2013)中古天乐所饰演的角色更凸显了卧底警察的挣扎与无奈，这个卧底警察不仅对自己的兄弟上司(刘青云饰)抱怨当卧底的危险与困难，还大打出手，屡次与兄弟上司闹翻。更为分裂的是，他还有一个怀孕的妻子，这使他铤而走险背叛自己的警察身份，去向毒枭告密，导致自己多名警局同事和好兄弟(张家辉饰)牺牲。这个人物形象是非常丰满的，他是卧底警察，但也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对卧底工作不感兴趣，但又不得不为警察工作离开妻子，陷入双重身份的迷失之中。

三、身陷家庭困境的警察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警匪片中，警察形象基本是孤胆英雄，对其家人及家庭背景极少涉猎。这种情况一直到了2002年的《无间道》之后才有所改观，影片中刘德华饰演的警察有个新婚妻子，并对他的一系列行为动机产生影响，促使他向往做一个好人。从此，家庭元素逐步成为警察行为动机的重要因素，警察身陷家庭困境，为解决这个困境所做的每一次努力，都不断推进着故事发展。

成龙在影片《新警察故事》(2004)中饰演的警察陈国荣在一次行动中失败，致使包括未来小舅子在内的队员牺牲，因此其与女友分手，日渐消沉酗酒度日。后来在锋的帮助下，他重新振作起来，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重新抱得美人归，完成自我救赎，赢得感情与英雄警察的双重认同。这其中的家庭因素对剧情的影响已经初见苗头，未来的小舅子之死，为陈国荣留下阴影，使得他失去女友(家庭)，陷入感情困境、事业困境，留下人生阴影。而与锋的相遇，使得二人“父子搭档”的关系确立，使得他重新找回做警察的尊严与动力。更为突出的是《窃听风云》(2009)，影片一开场就为三个警察设置了家庭困境：古天乐所饰演的警察的孩子一直住院治疗急须用开钱，吴彦祖饰演的警察为娶得富家女需要用钱来抬高自己，刘青云饰演的警察抢了好友的女人深陷感情旋涡。三个人面对不同的家庭困境，与犯罪分子展开斗争，与家庭困境展开斗争，最后铤而走险，陷入非法股票交易的黑洞无法自拔。纵观全片，三者的家庭困境俨然是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

家庭因素成为人物重要动机的还有《寒战》(2012)，梁家辉饰演的警察在得知被绑架的警队人员中有自己的独生子之后，不顾正规的法律程序，紧急启动应急预案，直接行使处长的权力，与郭富城饰演的副处长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成为影片前半段的重要看点。这个时候，儿子的被绑架，成为他出格行为的催化剂，也成为剧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样，在影片《风暴》(2013)中，干女儿的被杀害，也成为吕警官(刘德华饰)展开疯狂复仇，以及在正义和邪恶中迷失的重要转折点。

四、从重情义到重法制的警察

香港警匪片向来有注重情义的传统。警察认同个人情义，否定警察系统乃至法律系统，向来是角色吸引人的地方。英属殖民地的政治架构和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二者合力造就了过去香港电影的诸多特点。譬如，在警匪片领域里，社会制度向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信任和被认同的对象：于“警”这一边，普通人身上的道德感、正义感、社会良知才是真正被宣扬和赞美的东西——典型代表如李修贤的《公仆》(1984)等。CEPA以来的警匪片中，却存在着一个“情义”渐失，向法律靠拢的过程。

典型例证为《寒战》(2012)，影片前半段矛盾与冲突围绕着李副处长与刘处长的斗争展开，二人为秉承不同的警察理念而进行行动指挥权的争夺，最后以刘处长“按法治程序、法治手段”这一理念的胜利而取得行动指挥权。“对于惩恶扬善的实质正义，李文彬与刘杰辉有着共同的追求。刘杰辉最终利用制度力量，依照法定程序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这种叙事手段强制性地凸显了程序正义。在这样一种制度崇拜的行为之下，以制度逻辑取代个人思考，个人主体性便随着自由意志的泯灭而消解在体系之中了。”

影片《反贪风暴》(2014)更是一部香港法治宣传片，在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陆志廉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屡屡强调腐败的危害以及法治的重要性：“法治是香港最宝贵的核心价值，如果执法部门出了什么问题，香港就完蛋了。”除此之外，影片还特别直白地与内地反腐热潮结合在一起，“防止滥权，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此类台词屡屡出现。在2016年的影片《寒战2》中，传统警匪片中警察与匪徒的二元对立已变成警察与警察之间争夺权力的游戏，警察的个人主体性臣服于庞大的政治体制，在限定的规则内争权夺利。从历史纵向角度对比，当前香港警匪片中的警察，对制度、秩序的认同，远超对情义的认同。

五、CEPA后香港警察形象变迁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CEPA以来香港警匪片中的警察形象有着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香港类型电影的创新机制；国家权力监控机制增强；现实层面香港人的主体性消解。

香港类型电影的创新机制由来已久，香港类型片有着杂糅、复合、衍生等特点，即一部影片经常融合数种类型而成为一个复合型的类型片。过去半个多世纪香港警匪片的变迁与发展，证明了香港电影工作者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CEPA之后，香港电影人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审查、市场与受众，迫使香港电影做出新的调整；影片主题上，CEPA以来的主题更趋向于探索警匪之间的灰色地带；影片风格与视觉效果上，向好莱坞学习，有明显好莱坞化的倾向；叙事空间不再有之前港片中人群拥挤的街头巷尾，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干净的街道、整洁的办公室。

国家权力监控机制对警察的约束，对警匪片的创作有所影响。在窃听与监控方面，公共场合、汽车、问讯室等活动空间的窃听录音与监控视频作为国家权力机制的一部分，直接影响警察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故事情节发展；在大众传媒方面，香港警匪片中的媒体参与度与日俱增，尤其是最近两年，警匪片中的警察们不仅仅要面对罪犯，还要面对如何应对媒体；权力监管机构方面，香港廉政公署的出镜率与日俱增，这些影片要么描写廉政公署与香港警察之间的调查冲突，要么在警察办案的过程中，廉政公署穿插进来进行监督。

香港警匪片中警察形象的变化，跟香港现状有一定的关系。香港警匪片中的警察们既想要保持其主体性，又不得不向体制与法律靠拢，这同香港电影人北上内地的状态是一致的。香港电影人想要保留港片的“港味儿”，但是面对内地的市场与审查的大环境，他们逐步妥协，最终融入华语片大发展的历史浪潮中。再放大到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上， CEPA以来，内地对香港的地位更加重要，香港正逐步向内地靠拢，搭乘内地经济发展战略以图自强，香港特区政府需要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这个过程中，个别香港人的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是想保持自己的主体性的体现，但又不得不在大环境下妥协，逐步融入内地大环境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表现的迷惘与挣扎，与警匪片中警察们的主体性消解，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