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存现句研究综述

2018-11-14王初艳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

长江丛刊 2018年19期

■王初艳／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前言

汉语存现句在形式上，处所词语在前，动词居中，实体名词在后，语义上，表达在某空间存在、出现或消失某人或某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就注意到了表示存现现象的句子，黎（1924:46）认为“‘东面有一道松树林子’中的‘有’并不表示‘所有’的意义，而是‘存在’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对这类句式作深入研究。吕叔湘（1942：64）最早提出“存在句”的概念，但是他对“存在句”这一术语的概念并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和阐述，他认为只有像“不好！有贼。”和“玫瑰花有红的，有白的。”这样的句子才能称为“存在句”。早期研究主要区分存在句和隐现句。宋玉柱（1989，1995）认为动词义是关键，如：“门前挖了一道沟”与“在地穴里海出土了薄如纸、黑如漆，轻轻弹击就发出清脆声的蛋壳陶片”，宋玉柱认为“挖”没有出现义，故前句为存在句，“出土”具有出现义，因此后句为隐现句。但汉语动词后加上不同的附加成分则意义发生变化，如“挖”与“挖出”。因此，陈庭珍（1957）和聂文龙（1989）认为应依据动词及其后的附加成分来判定句子的归属。但存在、出现和消失义会随参照物的改变而变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这一类句型有了新的认识，人们不再将表达“破损义”、“出现义”、“消失义”或“存在义”等意义的句子区分对待，而是将它们统称为存现句，表示在某空间存在、出现或消失某物。

二、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

在不同时期，研究者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内容和重点、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方法也都有所侧重。下面从历时角度来概述学界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成果。

（一）五、六十年代的研究

国内汉语学界对汉语存现句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50年代时期，学术界对存现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分析和归类两个方面，陈庭珍（1957）和龙果夫（1957）最具代表性。陈庭珍把句首是介词结构的句子同时看作存现句和无主句，对表达出现、存在和消失的句子的分类略有不妥。龙果夫在他的文章中，对含有“占有”意义的“我有一本书。”和含有“存在”意义的“这里有一本书。”进行了区分，指出这两类小句最大的区别是存现句里状语总是位于句首。

这一阶段的研究并没有对汉语存现句的语义、结构特点等作深入的分析，但是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

到了60年代，存现句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范芳莲（1963）对具体语言事实进行描写，开创性地将存现句的处所词、存现谓语和存现主体分成A、В、C三段，揭示了各部分的结构特征，对存现句独特的语义、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二）八、九十年代的研究

80年代后不断引入新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存现句，不仅从共时平面描写，而且从历时平面探究其来源和发展；不仅分析其结构特点，而且探讨其语义和语用特点。宋玉柱发掘出很多存现句类型，并区分和比较，形成存现句的分类。他把存现句分成存在句和隐现句，存在句又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子类，动态存在句包含进行体和完成体，静态存在句分为“有”字句、“是”字句、“着”字句、“了”字句、经历体存在句、定心谓语存在句和名词谓语存在句；隐现句包括出现句和消失句。宋的分类方式属于形式上的分类，标准不统一，科学性不强。李临定（1986）肯定了动态存在句，提出根据中段动词对存现句进行分类，并分析了句型特点。聂文龙（1989）采用语义特征和变换分析的方法，以［±动作］、［±状态］和［±附着］这三个语义特征来区分动态和静态存现句，他认为如果一个存现句能适应“NP+ V+着+N→N+V+在+NP”这种变换关系则是静态句，否则是动态句。这种分析法把动词的语义特征等同于句子的语义特征，且语义特征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如［±状态］和［±附着］应属于上下位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另外，很多静态存现句不适应上述变换，如：

在他的卧室外面，是一间小书房，写字台上，点着后方少有的煤油灯。（不能变成：在他的卧室外面，是一间小书房，后方少有的煤油灯点在写字台上。）

香炉里燃着香，两边各摆了纸扎的金山银山。（不能变成：香燃在香炉里，两边各摆了纸扎的金山银山。）

谭景春（1996）分析了破损存现句的三段特征，但没有明确破损是出现还是消失。雷涛（1993）、储泽祥（1997）等也取得了相关研究成果。

（三）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

这一阶段，出现汉语存现句的历时研究。王建军（2003）分别从语义、句法结构和语用上进行分类，从语义上分成时间句、空间句和时空混合句，从句法结构上分为简单句和复杂句，从语用上分成叙述句、判断句和描写句，并进行了历时研究。但他的分类方法夸大了时间词的作用，削弱了空间词的参照作用。

顾阳（1997）通过论元结构理论对及物动词的论元变化进行解释。胡文泽（2004）从认知理论的角度作出解释，认为汉语存现句的句法构成是概念结构、信息结构、语句功能向不同层次因素互动的结果，如果说“场景先于目的物”这一概念原则确立了存现句中空间词语在前，名词词组在后，那么语句功能发展导向和信息焦点后置规律决定了代表存现物的NP置于句末。潘文（2003）采用三个平面的思想，从语用和语体角度对存现句的使用进行考察。他认为语体不同，存现句的分布特点和句法结构也不同，从而导致语篇功能的差异。董成如（2014）根据认知语法构建汉语存现句承前启后语篇功能的模型。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存现句本身的结构和语义分析，虽有不足，但使汉语存现句的研究又迈上新台阶。

三、英汉存现句对比研究状况

余国良（2000）将两种基本结构“There+V+VP （+Locative Adverbial+Temрoral Adverbial）”和“处所名词（或方位名词）+动词+名词”进行对比，认为虽然表层结构上有差异，但在深层结构上是相吻合的；尽管两种语言对各类动词的指称有所区别，但英汉语法学家在对两种存现动词进行分类时的标准基本一致，所以英汉存现句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韩景泉（2001）根据Chomsky生成语法普遍语法观，以动词非宾格理论、格理论等具体原则为参照，将英汉语存现结构纳入一个共同的处理模式，认为两者同属深层无主语句，原本空缺的主语位置可供动词后的NP的逻辑词缀移位前来享用。李京廉、王克非（2005）用生成语法的理框架为英汉存现句的衍生机制提出了统一解释，认为英汉存现句的差异在于汉语缺少与英语的there类似的虚位成分，本质上是一种词汇差异。李、王的研究仅适用于典型的英汉存现句。李京廉（2009）认为英汉存现句中动词后NP须由不定指成分来充当，有些语法上定指的名词短语也因语义上不定指或作为新信息而出现在NP的位置。

张健（2002）根据认知语法理论，分析英汉存现句的成因和结构特征，发现英汉存现结构映射了人的瞬间感觉过程，体现了句法象似性理论中的时间象似性特征。连燕华（2007）从感知认知和信息编码对英汉存现句生成的认知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是英汉民族的感知认知心理模式的差异造成英汉存现句表达方式的差异。汉语存现句的表达式“位置词+存现动词+存现主语”符合人的认知规律表达式。而英语中，介词短语不能作主语，所以引用无实际意义而又与存现动词密切相关的there来引导存现句。张珂（2008）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提出英语存现句是TtFG构式，汉语存现句为GtF构式，并揭示了结构差异所反映出的英汉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及哲学层面上的差异。高文成和张丽芳（2009、2010）对英汉存现句的结构普遍性、存在动词和省略存现句三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汉语存现句更具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英语存现句由于用there作为替代形式而不具备语言的普遍性；汉语存现动词丰富，英语的存现动词贫乏且be动词处于支配地位；两种结构都存在省略现象。王初艳（2013、2014）对存现句的蕴含共性和语法等级进行分析与解释，并从句法和语义层面对英汉存现句进行分类。此外，张谦（2007）、蔡静（2008）、孙德林（2010）等也对英汉存现句进行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