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彤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从《穹顶之下》开始，“互联网+”就与纪录片紧密结合成为讨论的热点，2015年更是被称作“互联网+”开启的中国纪录片元年。如今两年过去，“互联网+”纪录片的热度持续走高。

2016年7月，《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首播，尽管这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故事和修复人日常的纪录片放在黄金时段晚8点播出，但反响平平。随后，该片被视频制作组工作人员上传到某视频网站，却收获了话题式的意外好评。超过6万条弹幕，好评点击量近200万，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5分。之后，随着各种网络公众号和微博的密集传播，《我在故宫修文物》凭借着互联网这个新媒体作跳板重新在传统媒体领域获得关注，实现“二度梅开”的效应。

本文基于“互联网+”语境和媒介融合大背景，拟从当下纪录片的选题角度、叙事视角、创作手法及其话语表达等方面入手，来分析其发展机遇与挑战，并由之探讨“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一、“变”和“怎样变”——新媒体传播平台重塑中国纪录片生态链

新媒体是互联网思维下催生的媒体形式，原本在传统媒体只能一次性播放的纪录片，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得到长时间、高密度传播。因此纪录片必须在叙事视角、记录形态甚至是传播方式等方面形成新态势，这对于“互联网+”下的纪录片产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一)叙事视角个人化

传统媒体纪录片的受众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高”：收入高、学历高、年龄高，精英阶层和脱离社会的退休人群往往是过去纪录片的主要受众。随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拓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影视产业竞争愈加激烈，纪录片也迫切需要扩张观众群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不再仅仅满足于“三高”人群。在找寻新观众群的过程中，由浓墨重彩的宏观叙事视角转化为个人化视角平视切入，成为当下“互联网+”与“国家形象建构”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纪录片突围的最好方式。

在“国家形象建构”的时代背景下，即便是文化底蕴厚重的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也通过个人化与厚重的历史表达相结合策略，拓展纪录片与新媒体的“联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通过个人化的小切口叙事将惯常的历史人文类纪录片题材拍出了情怀和韵味。

从题目《我在故宫修文物》窥探其表达方式：尽管故事安置在宏大的“故宫”，修的是厚重的“文物”，但“我”才是叙事主体。“纪录片所展示的世界不应是单义的解释，而应该是多义性的现实。”《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对多个“我”(文物修复专家)的多角度记录，描摹出一个不同于以往、富有现代人情味的古老故宫。导演不再以物为切入点，而是以个人化的视野对宏观历史大背景进行真实可感的陈述，低下头来将视线对准修文物的“人”身上，吸引观众不经意间走近国家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和他们的日常工作状态，于是宏大肃穆的故宫也有了人的体温。尽管叙事视角发生转变，但文化和家国情怀却只增不减。

(二)创作手法精品化

新媒体时代，观众的观影习惯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体量小、节奏快、画面精美等成为观众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纪录片的新追求。信息大爆炸和碎片化观影习惯催生纪录片转型，诞生出一种适合新媒体传播平台的纪录片新样态——微纪录片。除了碎片化叙事、快节奏剪辑等适应“微”的形式手段被大量使用，新媒体环境和竞争格局下观众对美学价值、画面表现力等提出更高要求，这也催生纪录片产业探索新的和更加精美的创作手法。

系列纪录片《我的诗篇》，就在微记录、碎片化叙事、题材角度、美学价值等方面迎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浪潮，获得观众青睐。第一，《我的诗篇》作为系列微纪录片共分为10集，每集控制在6分钟以内。用诗歌与工人际遇贯穿的新手法，浓缩精练，但以小见大。每一集都选取一个工人读自己的诗，由他(她)带我们领悟诗歌与生活或职业的交织碰撞，用诗歌表达主人公对个体生命、生活际遇、工作压力的感悟，或不平，或期待，或绝望。看似碎片化的故事,通过诗歌这个共同的主题，产生了新形态和新生命。第二，画面的审美性在《我的诗篇》中也被赋予了近乎严苛的关注。微纪录片较传统纪录片的时长缩短，体量减小使剧组能将更多的财力、人力用在改良创作手法和画面品质上。“国内传统纪录片创作对纪实美学的推崇在20世纪末达到巅峰，纪实语态统治了电视荧屏。那时的纪录片创作强调展现生活的原生态，不加任何雕琢。但随着多样化影像语态的回归，人们对纪录片画面的美学价值也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我的诗篇》系列微纪录片就通过电影化的画面技巧、极富美感和表现力的画面书写、充满流动感的运镜方式,成就了它的美学品质。

新媒体要求纪录片发掘出全新的创作形态顺应时代产生，并将观众的需求作为故事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形成完全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精品化创作手法。

二、“谁说话”和“怎样说话”——“互联网+”时代重构中国纪录片话语场

“互联网+”时代，如果从话语表达的角度看当下的纪录片，会发现存在一个“谁说话”和“怎样说话”的问题，也就是话语主体和话语形态丰富和变化的过程。

(一)多元的话语主体

在“讲好中国故事”和“建构国家形象”的倡议下，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叙事策略蓬勃发展。从官方、民间两个话语主体来看，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发声渠道依然占据了绝对的话语优势。但是，不同于传统媒体当道的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媒体已不再是纪录片话语场中唯一的话语主体。

1.竞争机制下的官方话语变迁。在主流媒体一足鼎盛于纪录片的年代，几乎所有的纪录片都是电视推出的，那时的“纪录片”往往等同于“电视纪录片”。不仅纪录片的题材受到严格制约，就连创作手法也被严格控制为原生态、不加雕琢的纪实语态。这种话语的垄断与当时记录设备的门槛以及播放平台单一有关。但是如今单反普及家家户户，一台全画幅单反相机可以拍出美妙的浅景深效果；几万元的高清数码摄像机就可以拍摄4K视频，记录设备普及化逼迫纪录片的官方话语必须寻求改变。

总的来说，“互联网+”时代官方话语的变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官方地位变迁，电视台不再是纪录片设置和播放的唯一平台；另一方面，官方话语方式变迁。面临新媒体的竞争压力，主流媒体也着重以个人化的叙事手段呈现社会中个体的生活。

2.基于UGC、PGC的非官方话语崛起。互联网时代，内容传播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UGC到PGC内容兴起，用户和非官方专业人士也开始加入纪录片产业。伴随前文提到摄录工具的便捷化、普及化，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布早已不再局限于主流媒体和制作机构，纪录片的话语主体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个体或者专业团队基于自身对社会的思考和现实的感悟，通过纪录片书写人生。

互联网把一个越发自由选择的空间提供给受众，也给非官方创作发行者带来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丰富与创新。诸如《我的诗篇》将诗歌、音乐和影像有机结合完成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又通过众筹实现主题表达，在互联网取得良好效果后最终试水电影大银幕。《浮生一日》使用UGC作为素材内容，由世界各地的网友，通过拍摄自己在2010年7月24日一天某个时刻的影像，并上传至网站最终由专业人士进行编辑和素材整合。以“爱”和“恐惧”为主题，演绎世界各地不同人之间的悲喜交织。

基于“互联网+”纪录片的非官方话语崛起无疑丰富了纪录片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同时通过民间非专业或专业记录者与官方话语的良性竞争，在选题控制、影像冲击、主题和细节表达上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也使观众能看到更加全面的社会和历史万象。

(二)受众参与的话语形态

互联网时代，不仅纪录片的传播平台由单向的电视拓展到互联网与电视双向传播，纪录片的话语形态也由传统的媒体人控制转变为如今受众参与的复合话语形态。视频网站的弹幕就是最典型的受众参与的话语形态。

有学者指出，“在读图时代，弹幕是对图像的一种共谋与再生。弹幕中的反馈是影像的制造者与观看者的一次共同的话语创造。”《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靠草根的网站和草根的弹幕实现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互动，在受众参与话语的过程中，实现传播和营销效果。

有报道指出，在视频网站上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是随着弹幕开脑洞的过程。的确，在这部富有文化亲近感的纪录片走进互联网后，弹幕也俨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并赋予纪录片更加广阔的意义空间。片中的王津师傅在弹幕的成功打造下，成为故宫文物修复的“网红人物”。诸如“王师傅好帅”“王师傅嫁给我”等与这种传统题材并不相符的弹幕，已不仅是对王师傅个体的表白，而演化成对匠人匠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用接地气的弹幕文化完成从“吐槽”到“参与”的解构之后的话语建构，受众思想的二度创作使纪录片焕发出创作者难以预估的新生命，最终汇聚成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意义空间的拓展。

三、“拓展”和“怎样拓展”——互联网众筹助推纪录片进院线

随着“纪录片+互联网+商业”的发展模式日趋完善，纪录片的产业化道路也逐渐开启，其商业属性愈发凸显。以往的纪录片人很少将纪录片与院线公映联系，纪录片能获得专业奖项的肯定就已足够，市场和进院线是奢望。但是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只要是好的作品并且能用新的思维去解决发行和放映问题，进入院线绝非难事，而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众筹”模式正是拓展纪录电影市场的新思路。

所谓众筹 ，即通过互联网向他人筹集资金，集合众人力量完成项目并予以一定回报的方式。伴随“纪录片+互联网+商业”的模式完善，通过互联网搭建的众筹商业形态实现了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摆脱了过去只能通过政府、媒体和民营公司获得资金的局限。而且，众筹模式下的多个个体承担资金不仅实现了损失的最小化，而且能最大化地发挥创作者的创意，使其免于投资者对文本本身的阻碍。“之前无论由于意识形态限制或者出于利益诉求制约而得不到体制内资金支持的项目，由此可以找到有效的资金途径。”

2017年上映的电影《我的诗篇》便是利用多达三次互联网众筹启动的纪录片。尽管该片在商业大片的夹击下票房不如预期，但是在娱乐为王的消费时代，剧组能将这部雏形只是10个微纪录片的小众纪录电影推上院线绝对是众筹项目的成功案例。

工人题材算是当下的冷门题材，即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不讨巧也没有多少商业价值，但这并不代表题材本身没有价值。在类似“富士康事件”频发的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这种影像去记录和发声。未来影像众筹能为类似的纪录片发行带来更多可能。

四、结 语

“互联网+”不仅借助新媒体与纪录片的结合拓展纪录片的产业化道路，而且通过纪录片产业良性发展，带来内容、形式甚至话语表达等方面的巨大突破，甚至使原本小众的纪录片进院线成为可能。但是，纪录片产业化同样风险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产业化固然是推动纪录片发展的策略，但是如果把控不好“度”，容易使纪录片陷入对利润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在商业电影浪潮的夹击下，纪录电影的发展仍旧面临票房差、排片少等众多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站在理性的立场迎接互联网时代的这场纪录片产业变革，并时刻牢记：纪录片的一切模式创新都离不开好的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依然是我国纪录片发展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