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

不知道杨晋林是否读过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浜》。 反正是，我读《纸炮楼》（2018年《黄河》第1期），一下子却跑到了《沙家浜》。

十五年前，《沙家浜》发表于 《江南》（2003年第1期）杂志，由《沙家浜》联想到《纸炮楼》，是觉得两篇小说的故事结局惊人相似。在小说《沙家浜》中，原来样板戏里“去上海跑单帮”的阿庆不但出场了，而且还成了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原本活得窝窝囊囊，但最后却有了非凡之举：炸掉了鬼子的炮楼，并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纸炮楼》中的马芬婵，自从她被迫成了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之后，便在屈辱中苟且偷生着，可谁也没料到的是，最后鬼子的炮楼居然被她点着了，李化之们的迫击炮于是有了准确目标。结果，游击队端掉了炮楼，马芬婵却死得很惨。小说中写道，战斗结束后，村长牛四牵着头毛驴回村了，毛驴背上驮着个死人，“死人的两条胳膊和两条腿在毛驴的肚子两边晃荡着。胡五十六拄着扁担问牛四，这是谁呀？脑袋咋看不见了？牛四起初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都快把毛驴牵进牛公街了，方说，十全家的，死得惨，头都插进腔子里了。胡五十六追着问，谁把她的头弄进腔子里了？牛四火了，大声嚷嚷道，谁能把她的头弄进去？还不是她自个儿？估计是她用煤油把炮楼点着了，爬上炮台头朝下栽下来了。”小说至此戛然而止。

我从故事的结局说起，是想说明杨晋林的用心之处。小说从牛四与李化之说起，娓娓道来，给人的感觉似乎主要是讲述他们俩的故事。当然，他们也有故事，牛四是凤台村的村长，自然也是敌伪时期的维持会长。为了把那个局面“维持”下去，他不得不周旋于村民、游击队、二狗子和日本鬼子之间。李化之原本是襄城县立三高小的教书匠，后来加入抗日游击队，成了负责一哨人马的李区长。李化之要跟鬼子对着干，牛四则得顺着鬼子来，后者就只好躲着前者走。但小说也不能只写“躲猫猫”啊，于是，马芬婵上场了。

马芬婵是凤凰村的寡妇，也是牛四的相好。本来，她的相好不止牛四一人，但自从与牛四好上之后，牛四在村里的霸气就逼退了其他的相好者。但是，当二狗子乔乔把川本小队长交待的任务（安排一个花姑娘去炮楼上陪小鬼子睡觉）交待给牛四之后，麻烦来了。牛四不想昧着良心做这种事，便只好去找马芬婵商量，想让她去当这个差，结果被骂得狗血喷头。但牛四这边又交不了乔乔的差，又只好供出马芬婵，让乔乔把马芬婵强行抓走了。

从炮楼里回来的马芬婵恼羞成怒，于是她有了惊人之举：自己在牛四的院门外屙一泡稀屎，然后手抓一把，黏黏糊糊地抹在牛四的门扇上，叫骂而去。这是村妇之勇，也是乡下人表达愤怒、羞辱他人的一种方式。从此之后，马芬婵去炮楼为鬼子服务不哭不闹了，“据胡五十六讲，马芬婵每次进据点，都把自己打扮得油光水滑，要模有样的。时间一长，就不需要乔乔来村里带马芬婵了，一般的，都是马芬婵自己主动过去的。牛四有次听乔乔说，马芬婵伺候日本人一晚，能净落一块现洋，有时不是现洋，是花花绿绿的准备票。”这个变化让村里人都看不大懂，他们大概以为马芬婵是见钱眼开，直到她点着了鬼子的炮楼。

我把马芬婵的故事简要复述如上，是因为其中隐含着可供进行精神分析的诸多信息。毫无疑问，马芬婵是一个被污辱和被损害的人，而仔细琢磨，她的心理创伤至少有三：其一是被自己的情夫牛四出卖；其二是不得不为鬼子提供性服务；其三是没办法不承受村里人的白眼和误解。而与后两种创伤相比，前者给她带来的心理刺激应该更大。而她之所以会被牛四交出，或者是牛四被人相劝并最终琢磨到她的头上，主要又是因为其身份——她是寡妇，把她送给鬼子要比送别人家的黄花闺女成本更低，挨骂更少。作者没有为我们交待马芬婵的心理活动，我们也无从知晓既羞且怒的马芬婵究竟想到了什么，这也为她最后的举动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马芬婵的“英雄壮举”稍作分析。如前所述，炮楼确实是被马芬婵点着的，而她如此行事时，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或者被鬼子发现当场打死，或者无法逃离火场而被活活烧死。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我们看到的结局是她跳楼而死。但为什么她要跳楼呢？是准备行动时就已做出的选择，还是点着炮楼之后自己慌不择路？无论是哪种情况，她的点炮楼之举都应该与必死之心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当她决定点炮楼时，也就基本上没给自己留下多少活路。但话说回来，为什么她要点炮楼呢？从最表层的原因看，这似乎很容易解释：因为她痛恨日本鬼子，是鬼子蹂躏着她，所以她要报复。而当她偶然看见李化之的游击队已埋伏在炮楼附近时，正好给她的报复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如果再往深层分析，原因或许就没这么简单了。她的恨意当然与日本鬼子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夹杂她对牛四与村民们的刻骨之恨，因为正是他们抛弃了她，把她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在表面的义举之下，携带的或许是她更为私人化的爱恨情仇，以及绝望。她想以这种方式一死了之，既完成她对日本鬼子的报复，也向抛弃她的情人和村民射出一颗仇恨之弹。

如果我的分析有些道理，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抗日战争题材的处理往往都笼罩在某种光环之下。这种光环因为加入了国仇家恨而具有了宏大叙事的种种特征。比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境界不俗的正面人物，假如他（她）最终会成为英雄人物，一定是其身心世界早已藏着英雄的基因或潜质。“高大全”的郭建光、“红光亮”的阿庆嫂就不必说了，即便像余占鳌（《红高粱》中主人公）那样的“土匪种”，莫言也是按照一张特殊的英雄图谱为其塑形的。然而到了《沙家浜》和《纸炮楼》这里，承担英雄使命的功能性人物则成了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而他们的英雄之举往往又都牵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动因。阿庆起初怀疑自己被戴了绿帽子，随后又中了日本鬼子的毒子弹，活着既然已无多大意义，不如死了干脆。马芬婵被自己的心上人拱手交出，如此奇耻大辱，活着已然如行尸走肉，死掉对她来说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洗涮。或许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才选择了自己的英雄末路。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叙事。也就是说，在《纸炮楼》中，承担英雄叙事的主角已不再是堂堂正正的李区长李化之了，而是一个已被污名化了的农村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而作者又把那些小是小非融入到大是大非之中，或者是让这两者彼此观照，比肩而行。这样一来，他就打破了原来的那种叙事格局，把战争的残酷性，人性的灰暗性，小人物心理的复杂性融汇在一起，做成了耐人寻味的叙事单元。这种微小叙事肯定不如那种宏大叙事看得过瘾，但那里面又有一种残酷得让人不忍面对的真实。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真实，才把这篇小说撑得丰满起来了。

《纸炮楼》的语言也值得一提，它流畅，生动，有丰富的生活气息，同时又在冷静的描摹中不时加进一点幽默的佐料。例如：“牛四顾不上照顾狗的心情，他忙着剔除狗心狗肺狗肚肠，用菜刀把狗身子剁成块状，丢入架在墙角的铁锅中，搁上葱段蒜片姜片花椒茴香八角咸盐，用筷子一搅和，接着让老憨慢慢喂柴禾，长时间温火慢炖，肉香就慵懒地顺着村公所的烟囱，严肃紧张地飘向空中，凤台所有人家的狗鼻子，会于一刹那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股微妙气息，忽然变得冷静了，深沉了，不再容易冲动，有了大局观，有了兔死狐悲的伤感。”这里的描写既生活化，具象化，又风趣调侃，让人过目不忘。尤其是“严肃紧张地飘向空中”一句，搭配得很妙。“严肃紧张”其实很抽象，但这么一用，却恰恰让升起的炊烟具象化了。像这种语言，仔细琢磨，就挺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