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文娟

(广州美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195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和产片，所以“1949—1959岭南通俗娱乐电影”主要是以香港电影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岭南通俗娱乐电影”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意味一种“流动”和“演变”,一种“传承”和“差异”。在这十年的历史时期,由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所给予电影创作的影响,以及岭南电影自身艺术、技术、体制、观念、经济等条件的发展变化,使得岭南通俗娱乐电影创作显现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鉴于史书对这一时期岭南通俗娱乐片的长期忽视斥逐，对此,本文只能结合历史阶段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对“1949—1959”岭南通俗娱乐片进行分析、判断与审视。

一、伦理道德考量的电影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岭南电影事业的复兴面临着不少困难。战后岭南地区文化事业萧条，广州影业风光不再，失去了华南地区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光复后的香港，此时却成为各阶层人士的避风港，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为香港带来了进步电影文化的复兴。一批想改变现状的南北进步影人，针对当时岭南影坛平庸之作居多，于1949年4月8日在《大公报》发表“清洁运动”宣言，提出了“团结一致、尽一己之责、不负社会之期望，停止摄制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要求自我反省及检讨，团结一致停止拍摄毒害社会的影片。

20世纪40年代末，由蔡楚生、王为一、陈残云、张瑛等参与支持的南国影业公司，积极探索岭南风情和广东特色，影片中突出了岭南电影的艺术特色，被认为是华南影响最大的肩负树立严肃积极的新风气重任的一支新军。该公司先后出品了国语片《冬去春来》、粤语片《珠江泪》和《羊城恨史》等影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事环境。由广东著名剧作家陈残云编剧、蔡楚生指导创作、王为一导演的《珠江泪》，被誉为“粤语片里面的一部革命性代表作”。影片通过对大只牛夫妇的悲惨境遇描写，反映了广州城乡各阶层的生活面貌，揭露了社会丑恶现象，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南北进步影人的积极参与，使香港影坛颇显生机。1949年7月1日，华南影人在“电影清洁运动”的斗争中团结向上，组织成立了 “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联合会以“联络同人感情，发扬电影艺术，促进同人康乐”为宗旨，先后义拍了1950年上映的《人海万花筒》、1954年的《锦绣人生》、1959年的《豪门夜宴》及1962年的《男男女女》。喜剧讽刺片《豪门夜宴》是华南影联第三部为公益义拍的群戏，是香港电影界首次集体创作，影片雅俗共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参加演出和工作的明星多达几十人，影片还动用了国语片明星傅奇、石慧来客串，其中吴楚帆的夸张喜剧演出，姜中平和李清，一面斗嘴一面相亲相爱的两兄弟演出，表演既高度夸张又生动自然。综上所述，1949年的香港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继承了1935年的第一次电影清洁运动和1938年的第二次电影清洁运动的优良传统，使岭南影人打破了政治地理环境的阻隔，融于中国左翼进步电影运动，对岭南电影主流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通俗娱乐观念的地域文化

香港文化属于岭南文化，具有兼容并蓄、华洋杂处的岭南文化特色，香港电影业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岭南文化务实求利、经世致用的功利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社会工业化起飞，良好的经济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港开办，人民的生活也愈加富裕,文化娱乐消费随之增长，为香港电影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市场基础。在文化艺术层面，香港通俗娱乐电影同内地强烈的政治电影观不同，具有纯粹商品社会消费文化的鲜明特点, 建构起香港电影的岭南文化与地域特色的港味美学。港味美学的通俗娱乐电影观，使得香港的电影工业依靠民族资本迅速建设起亚洲大影城，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制作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留港的南来影人返回内地，香港影人开始分为左右阵营，左派有长城、凤凰、新联等电影制片公司，右派有永华、新华、泰山、亚洲等电影制片公司，但事实上，这些电影公司基本上都拍商业电影，并无意识形态之“左”“右”可分。1950年袁仰安改组长城后，同年出品了李萍倩导演的讽刺喜剧片《说谎世界》，一炮打响，对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讽刺。至1959年长城共出品了70多部影片，以承袭中国主流电影传统而知名，拍摄了一批名著改编的影片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包括由巴金的《家》改编的《鸣凤》、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日出》，以及乐枫导演的《学血海仇》，李萍倩导演的《方帽子》《寸草心》，陶秦导演的《一家春》《儿女经》等。长城不仅创作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市场业绩突出，影片的艺术水准颇高，1954年袁仰安导演的影片《孽海花》入选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凤凰影业公司于1951年成立，基本班底多来自由费穆主持的龙马影业，后由龙马的骨干朱石麟等管理。至1959年凤凰共出品了40多部影片，包括王为一导演的创业作《火凤凰》，舒适、顾而已、白沉导演的《神鬼人》，朱石麟导演的《中秋月》《一年之计》，罗君雄、陈静波导演的《男大当婚》等。这些伦理片对当时生活困顿的香港人，产生了积极向上、和谐共处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与主要出品国语片的长城和凤凰不同，廖一原创办的新联影业公司成立，以出品粤语片而著称。从1952—1959年共拍片40多部，与先后成立的华侨影业公司、光艺制片公司、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并称粤语片四大公司。新联影业公司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吴回执导的《败家仔》，此后还拍了很多本土味浓、市民化重的娱乐片，包括秦剑导演的《家家户户》、左几导演的《父慈子孝》、卢敦导演的《十号风波》等。1957年陶秦导演的《四千金》，夺得第5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1952年，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作为一个有意识地以群体力量来作改革的电影机构，制作认真，故佳片颇多，如吴回导演的《芸娘》和《家》、李晨风编导的《春》、秦剑导演的《秋》《家家户户》和《父母心》、李晨风编导的《寒夜》、李铁导演的《天长地久》等。这一时期的岭南电影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伦理道德，向文学名著片看齐，注重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追求本土化风格，成为中华民族电影连接内地和香港，以及海外华语观众的精神纽带。

50年代后期，香港工业化大发展，本地的香港电影市场已相当成熟，面对海外的东南亚电影市场也日趋成熟，供不应求的电影市场格局促使娱乐电影繁荣发展。1955年，身在新加坡的何氏兄弟来港创立光艺制片公司，1956年邵氏兄弟建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1957年陆运涛家族设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50年代中后期，不同于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以“邵氏”“电懋”和“光艺”为主的电影公司成为主导香港电影格局的新势力。它们面向市场、票房至上、走大众娱乐路线，最大限度地发扬了“通俗娱乐电影观”。

三、自下而上发展的影像艺术

岭南电影根植于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并反映着时代的审美诉求。从1949年到1959年，香港电影既追求都市化、国际化，也保留乡土气、民族性，形成了独特的岭南电影风格，取得了世界华语电影界重要的地位。美国传播学者约翰·菲斯克所谓的“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在香港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氛围中不断显现，香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呼唤具有当代气息的影片。“通俗娱乐电影观”成为制片公司的创作导向，人们通过消费文化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烦躁。感官与影像相结合,使人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快感和轻松。创作者以民间的视角、民众的立场、自下而上的姿态诠释了电影艺术的商业价值及其民间活力，表达了平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及情感寄托,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通俗娱乐电影演绎了香港本土影像艺术自下而上的发展阶段，传达了社会消费意识下注重体验感官快乐的娱乐叙事美学。香港电影的创作理念始终以大众审美取向为核心，极具市井格调，围绕观众兴趣变化不断推出新的电影类型,喜剧片、伦理片、武侠片、功夫片、戏曲片、歌舞片、古装片、警匪片等多种类型的片种应运而生，如朱石麟导演的《一板之隔》《误佳期》、吴回导演的《古灵精怪》、李芝清导演的《马票狂》、周诗禄导演的《无端端发达》等为代表的喜剧片，因其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而广受欢迎，将视角聚焦平民百姓，在俚俗幽默的平民气味中蕴含了讽喻劝诫的意义；秦剑导演的《家家户户》《慈母泪》、李铁导演的《危楼春晓》、朱石麟导演的《中秋月》《一年之计》、王引导演的《红玫瑰》等伦理片，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出香港社会的城市形态和平民百姓的伦理亲情，深刻地批判了商业社会里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1949年胡鹏导演了第一部粤语电影《黄飞鸿》，之后《黄飞鸿》系列功夫片使仁义武师黄飞鸿的形象深入民心，亦对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的民俗风情、社会现实等进行了真实写照，黄飞鸿电影开启了香港的功夫片文化，表现了锄强扶弱、自强救国的岭南精神；左几导演的《璇宫艳史》、李铁导演的《梁祝恨史》《紫钗记》等粤曲电影，李翰祥导演的《貂蝉》《江山美人》等黄梅调影片，陈焕文导演的《王金龙》《唐伯虎点秋香》等潮剧电影，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不同方言，影剧合一，互补共荣，深得岭南及海外华人的喜爱；秦剑导演的《九九九命案》、关文清导演的《人头奇案》等警匪影片，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因其具有法治社会扶正祛邪、警示普法的作用，而成为娱乐大众的主流类型片。快速更迭的电影类型把香港电影推向新的阶段，在自下而上的电影发展过程中，香港电影的本土文化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市俗化和娱乐化、地域化和多元化，东西交融的独特美学特色。

四、结 语

1949—1959年间，香港电影达到了产片2100多部的历史最高水平，成绩斐然，特别是粤语电影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早期香港影坛受中国新文艺思潮的影响，南北影艺互补切磋，注重现实主义创作手法；5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追求本土娱乐化风格，成为中华民族电影连接内地和香港，以及海外华语观众的精神纽带。通俗娱乐电影观使得香港电影在商业环境下得以生存，电影清洁运动成功使港片进入到一个文艺醒思的时代，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