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卫卫

一、民间与统治者的“分而释之”与联袂曲解

第一类阐释者是夏瑜故事的直接相关者——以华家、夏四奶奶为代表的下层善良而愚昧的大众，他们借助的是民间话语系统。而其中，夏瑜悲剧的貌似得益者者华家对于夏瑜故事的阐释是最特殊最具代表性的。

整篇小说，华家人并没直接说起夏瑜，他们的行动仅仅是围绕“药”展开，这不是因为吸人家血忌讳不提，而是根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药”。但事实上，夏瑜对华家而言却绝对不是一个不相干者，他是他们曾经的“试图”拯救者，更是他们“药”的来源。对于夏瑜来说，没有什么比来自于这些人的冷漠和嫉妒更让人心痛的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他的人民需要，他是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哪怕是生命的——可是他们吸了血之后却木然地走掉了。夏瑜的故事到这里，其中的悲凉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上比懦弱麻木的大众更不堪的是那些政府走狗和流氓混混。他们自以为是的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用所谓的规则秩序对他人行为作出自以为合理的评价。这类代表的是刽子手康大叔。康大叔是夏瑜故事的参与者，从他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勇敢无畏的革命者形象。但这个形象在他看来却全不是这样的。在他的阐释中，一场不义的残害被说成了快意的屠杀，亲人之间最残酷的出卖被曲解成了金钱交易……而这样一种残暴的、黑白颠倒的解释，却凭借其貌似的权利者的身份，在当时愚昧的大众中却变成了人人信仰的真理。

二、总叙述者的知识分子立场“揭秘”与暴露

小说的总叙述者即是一个以知识者身份出现的阐释者形象，我把他定义为一个“上帝式假装不知内情的总叙述者”。总观小说，这一阐释者形象在第一部分最为鲜明。这是一个冷峻而敏锐的知识者形象。因为假装不知内情，在他看来这个阴谋的实质是不明了的，他只能根据自己的目光所及，告诉读者他所看到的情形和感觉的气氛：时间是秋天的后半夜，“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夜游的东西”是什么？灵魂抑或鬼魅？一开始叙述者的叙述就让人感到了一丝诡异。接下来那个“夜游的东西”出现了，竟然是一个“人”！这个人的行为异常鬼祟，在诡秘、恐怖包围中，这个人却看起来反觉得“爽快”，他到底是谁？干什么去？一个悬念，把叙述者跟读者一起推到了阴谋现场。

事实上这个“夜游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事情中去，而是走到一个地方忽然停下来远远看着。这时，叙述者也调整了观察角度，目光同“夜游的东西”融为一体：他看到几个人走过去，眼中露出了攫取的光；看到许多古怪的人，鬼似的在那里徘徊；最后，“阴谋”终于在人群轰然后退后结束了。在这一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与“夜游的东西”的眼光唯一区别在于：同样是紧张，前者是出于不知内情的迷惑，后者则是深知内情的恐惧。因此，阴谋过程一结束，二者的目光也便立刻产生了一种分离，“夜游的东西”开始参与到阴谋之中，叙述者又退回成观察者，并由此看到了这个夜游者出来的目的：换回一个淌着红色液体的馒头！在这里安排一个上帝式却又假装不知内情的的客观叙述者，一方面轻而易举的拉近了叙述者同读者的距离，另一方面又把故事的真相适当遮蔽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个叙述者在他的这段叙述中只字未提“夏瑜”，却把读者带入了一种压抑悲凉不义的气氛中去。而当后来故事进一步发展，延宕的信息被揭示，革命者夏瑜的悲剧被告知之后，这种感于气氛的诡秘、肃杀、不义的心理感受也变找到了寄托的载体而得到了强化。悲剧实体与悲剧感受融为一体，也便造就了一种更具震撼力的、更深刻的悲剧意义。

对于来自民间话语的阐释，他既温情又愤怒。华大妈“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的接过“药”，小栓“心里说不出的奇怪”的服下药……这些描述里都暗含了叙述者深知希望必然落空的紧张和怜悯。但这些怜悯随着华老栓“恭恭敬敬”的提着茶壶走到康大叔面前消失殆尽了。对于这些，叙述者的言语中开始充满哀其不争的愤怒。小说最后，讲到华大妈看到花环而“不足和空虚”，看到夏四奶奶祷告未成功而又“似乎卸下一挑重担”，叙述者的愤怒也便堆积到了极点。

对于来自政治权利的解释，这一总叙述者抱着一种犀利的批判态度的：他讲到了黑衣人的蛮横无礼、康大叔的占利邀功和狠毒残忍，又讲到政权追随者的丑态、夏三爷明哲保身的出卖……在这些话语不多的描述中，叙述者极尽了这群走狗和流氓的丑态，写尽了他们的不堪。由此，这些貌似的权利者们对于夏瑜故事的带有强制性、压倒一切的阐释也最终现出了原型，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诬蔑！《药》中夏瑜的悲剧意义正是在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政治权利话语三者相互独立而又纵横交错的阐释中生成的，它指向的不再是启蒙与拒绝启蒙的尴尬，而是知识分子在民间与政治权利既相对立又勾结的环境中所处的夹缝处境的悲哀：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话语系统再现了民间的愚昧和政治权利的残暴和不堪，用自己的生命试图改变民间愚昧、并代民间、政治权利挑战——可是他们仍然无法逃出被漠视、被残害、被误会、被诬蔑、被遗忘的宿命——这或许才是鲁迅先生赋予《药》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