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洁／黄河科技学院外语学院

193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县的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是一位极具才情的女性小说家，作为一位拿奖无数的写作人，所获奖项中有包含诺贝尔文学奖，两次加拿大吉勒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以及三次加拿大总督奖在内的各种殊荣。凭借其1部长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集的生花妙笔，门罗被称为“当代契诃夫”“加拿大短篇小说女王”。门罗的许多作品的设置背景都与她自己的出生生活背景相仿，并善于通过描写乡间小镇生活以及乡间邻里关系来聚焦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间纠结的社会情感关系。2004年出版的《逃离》就是这样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该小说集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了当年的吉勒文学奖。评委们给予的评价是：“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小说集同名短篇小说《逃离》（Runaway）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逃家少女卡拉和丈夫克拉克与他们的宠物山羊一起住在乡下，给观光客人提供马匹以及代理饲养马匹赚取生活。她的丈夫脾气乖戾，时常与人发生冲突，且对她渐渐漫不经心。与此同时，卡拉与女邻居、大学教师塞尔维亚关系也非比寻常：她对后者的生活既羡慕又嫉妒。当契机来临，卡拉在塞尔维亚的帮助下出逃。然而，卡拉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没有驶出三个城镇，她就打电话央求丈夫接她回家。当两人的生活复位之后，卡拉与塞尔维亚再也没有见面，而她们失而复得的小山羊弗洛拉又一次无影无踪。

国内对于《逃离》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有不同的侧重点。陈凤所写《无法逃离的人生境遇——艾丽斯·门罗〈逃离〉中女性命运探析》，对于文本理解比较全面准确，但是因为该文探讨了门罗的几部作品，因而关于小说中卡拉第二次逃离到底是为什么，没有详细的论述。于艳平的《〈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阐述了女性要实现主体意识，必须具备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两个条件。此外，黄芙蓉分析门罗小说中女性在父权制度下女性意识以及自我追寻过程，是研究其作品的最新文章。丁冬则在同一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综述了门罗的生平、获奖、写作特色之后，提出“门罗总是能从本土中管窥到人类共同的主题”。结合各个《逃离》研究者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大家讨论本文的永恒角度与主题。然而，对于笔者来说，除了这个角度，我更认为卡拉的逃离又复归，是个人情感上的一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象。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其中存在着“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认同体验”。有研究者认为，卡拉的两次逃离都与克拉克有关，一次为了与克拉克的爱情，一次为了离开他。笔者倒认为，小说中卡拉的每一次逃离，都是为了在没有亮光的生活中找寻一个自己依然值得被重视的理由与可能。事实上，经历第一次逃家后，卡拉与克拉克来到乡下生活，面对克拉克的冷暴力和简单粗暴的生活态度，卡拉的精神状态并不会比与母亲继父一起生活时轻松，她的个人际遇，爱情挫折都使她想通过再次逃离打破枯燥无爱的生活状态。

卡拉的逃离又复归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与克拉克的感情变淡，痛苦远大于快乐，而当有了结束这一切的可能性后，她却放弃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可能性。对此，研究者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成因有这样的总结：首先，心理研究表明，面对挫折人的心理会有自动保护机制起作用，将不良刺激转换为良性刺激，借此度过难关。其次，人都存在一定的本能反应，即面对威胁，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卡拉的复归就经历这样心态的变化。不论是对未来的恐惧，还是对于克拉克多年情感打压的服从，她都选择了复归，这正是情感上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在笔者看来，卡拉的复归中止了她寻找自我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他人不可能成为自我的光亮与救赎，只有自我成长，才能在琐碎，黯淡的人生中突出重围。也许卡拉和卡拉们并不会停止逃离和寻找，也许她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屈从，再次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事实上，突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控制很难，无所畏惧的独立自主也很难，但是只有成为独立坚定的个体，成为独立的灵魂，才能突破控制与被控制的桎梏。这是不需在逃离和复归中摆荡，不需要受制于人，达成自我成就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