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淇／武警工程大学

李侗，字愿中，南宋剑州剑浦人。学者称为延平先生。他是程门高足杨时的再传弟子，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出仕。李侗的学问继承了杨时以来的道南学统，学术通明纯粹，功力诣旨极高。朱熹二十四岁时始见延平，其后的十一年间（1153—1163）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期间，朱子曾于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年）春、三十年（庚辰年）冬和三十二（壬午年）春三次亲自往延平拜见李侗。由此也可见师徒二人论学之契，感情之深。诚然，刚开始朱子由于内心的成见，一度不认可李侗的教导。朱子后来回忆说：“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侗虽然极力批驳了朱熹的不是，但自己却也不甚会说，只教朱子看圣贤言语。朱子“随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在经过不断阅读圣贤言语以及理会现实事务的过程之后，朱子终于认识到李侗的学问是纯正的儒家路脉，是真正的圣贤之学。于是，“在庚辰相见时朱熹正式行弟子礼”。这也就意味着朱熹开始尽弃所学，正式和李侗建立了师生关系。李延平死后，朱子为了纪念先师，亲自将他与李侗的论学书信整理编辑，荟成《延平答问》一编。今天我们得以窥见李侗学术规模之大端，以及考察朱子早年思想变化发展之脉络，全有赖于是编之存。

“仁”是《论语》中的核心概念，亦是孔子最看重的德行。因此，作为儒者，如何理会“仁”字也是李朱师徒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延平答问》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云“某（延平）常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几私欲沉，天理见，则知仁矣。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体，便是天理，无所不具备。若合而言之，人与仁之名亡，则浑是道理也。”在李侗看来，一方面讲论“仁”字极为困难，一部《论语》也只是圣门弟子求仁之方而已。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仁只是理”的观点，认为知理则知仁矣。李侗不仅肯定了朱熹“仁是心之正理”的说法，认为朱子说的甚好。同时自己又说仁之一字，“只看天理统体便是”，“人之一体，便是天理”。在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殷有三仁”中，李侗也说“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當理而无私心，即仁矣。”至于如何知仁，李侗提出“用心”二字。认为只有用心摒除私欲，使天理得以显现，才能真正知仁。李侗的这种认识对朱熹影响很大，后来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子把“仁”解释为“爱之理，心之德。”其渊源实在此处。

此书中朱熹还提到人和禽兽的区别问题。他认为原因在于人有“仁”，而禽兽无之。这种理解李侗认为有碍。延平说“盖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虽禽兽草木，生理亦无顷刻停息间断者。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兽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异也。”李侗认为无论人还是禽兽，至于草木，从本源上说都具有天理，都是天理流行的产物。而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只因为人得“五常中和之气”，秀而最灵。这段文字意义非凡。李延平实际上是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解释了人与禽兽、草木相异的原因，这一点受到朱熹的重视。在壬午八月七日书中，朱熹沿着老师的思路申而论之曰“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矣。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只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著力，恐亦是此意也。”这段文字说明朱熹已经完全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李侗“理一分殊”的思维模式。认为从理上说，万物之理一也，因此人与物不得不同；从分上说，则人与物之“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所具之理，物得其偏，故不能自知，因此人与物不得不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李侗与朱子之间关于“仁”的讨论是多方面而且深刻的。这些讨论对后来朱熹“四书学”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钱穆先生认为：“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解穴”,而要考察朱子四书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则当于师弟子学问讨论中求之。另外，李侗在与朱熹论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深厚通明的学养，独到精粹的识见以及淡泊高洁的人品都让人叹服。更重要的，他对朱熹的教导提撕，使这位年轻的后学小子得以从释老思想的迷潭中拔脱出来，走向圣学的康庄大道。李侗的许多重要思想都被朱熹继承下来，对朱子“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周元侠.李侗对朱熹四书学的影响［J］.中国哲学史,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