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483

意向可以预测个体行为发生的倾向性。个体依据自我态度和社会规范决定自己是否产生执行某种行为的动机，动机则决定了个体最终是否实施该行为。学生决定公益劳动参与的行为，不仅会综合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劳动规范来决定是否实施劳动，也会从理性约束、规避风险和效用期望来判断是否参与公益劳动。

一、学生参与公益劳动现状

1、搭便车现象

所谓“搭便车现象”是指某种事情产生了正外部性。学生被分成若干组参与公益劳动，一个小组中的人数一般为4到6人。虽然进行了分组和分工，但并不意味着小组集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能自觉地完成公益劳动工作。当个体被分入集体时，集体的结构虽已构成，但个体的行为仍是受个体本身的“理性”所支配。

根据“经济人假设”，个体行为的选择会以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奥尔森（1965）认为，随着集体规模的增加，理性经济人不会贡献公共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实际贡献不会影响被提供的公共品的可能性。在公益劳动中，当小组中的某个个体进行或完成了集体的劳动任务时，小组中的其他个体便有可能不进行公益劳动，也即无须付出任何劳动成本便可从中受益。

2、劳动参与意识薄弱

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当今的学生们普遍具有了较高的权利意识，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自身利益发展相关的学校和班级事务。学生们普遍关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各项事务，但对于基础性事务的学习和坚持缺乏参与意识。

劳动小组中的个体虽已具有大学生身份，但部分同学仍缺乏明确的身份定位和学习方向，角色转换缓慢或停滞。公益劳动是为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劳动意识，但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学生往往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的诸多“吸引”，相较于“单调而枯燥”的劳动打扫工作，他们更容易、也更愿意选择其他有“吸引力”的活动。学生们更加重视自己的主观体验和个人利益，公益劳动这种看似没有任何价值利益的工作，往往被他们选择“避而远之”。

3、劳动效益递减

公益劳动安排在学生进入校园的第一个学年度，从开学初的第四周左右开始到学期末的第十八周左右结束。在劳动进行的前期，学生的劳动积极性普遍较高。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进入中后期时间段，学生们会开始出现“懈怠”的情况。人要长期保持对一项任务的积极性是存在困难的，加之人本身存在着“惰性”，在后期的时间段中，出现劳动效益递减的现象似乎也就自然而然了。

提到效益，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边际效益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效用的主观评价，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每增加一个消费单位，所增加的效益递减，最后一个消费单位的效用最小。事实上，在公益劳动中，随着劳动周期的逐渐增加，其效益也逐渐增加，当周期增加到一定周时，劳动效益不再正向增加；若劳动时间继续增加，劳动效益明显下降并出现负向增长。这种现象就是公益劳动上的“边际效应”。对于公益劳动，初期阶段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较为高涨，但随着劳动周期的延长，其劳动效益逐渐增加，最后到达一个饱和点，若持续延长，劳动效益将持续下降。

二、学生公益劳动参与意向

1、个体理性约束

根据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观点，人们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选择动机。但是，“理性经济人”中的某些假设本身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利己偏好只是人类理性选择的一种最主要选择动机的产物，它并不能涵括所有的选择动机。学生在决定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公益劳动时，抑或“流于形式”的参与等，并不仅仅只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

人们的选择动机是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动机的混合，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下，人们的行为理性选择所面对的通常是大于2的多元选择子集。在实际接触公益劳动时，学生会逐渐认识和了解到公益劳动本身呈现出的“多项选择”（认真劳动、不劳动、随便应付……）。然而基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限制，他们很难做出“绝对利己最大化”的选择。在考虑自利动机的前提下，他们也会考虑利他、公平、互惠等非自利选择动机形成的利他偏好行为。选择参与公益劳动的理性行为，也可以达成利己和利他的效用最大化。

2、风险规避与选择偏好

当面临风险与安全两种选择情境时，人本身所持的风险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偏好。根据韦伯等人的研究，风险态度是指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境中表现出的态度和偏好，其被概括性地理解为个体参与风险行为的程度。根据个体对待风险的态度将其风险选择偏好分为风险寻求、风险规避、风险中立三类。

对风险寻求态度的个体来说，其为自己做出选择偏好时会更趋于冒险，而风险规避态度的个体为自己做出选择偏好时会更趋于稳定保守。因此，若不参与公益劳动，学生本身已选择将自己置于某种风险情境之中；而作为理性行为人，学生在不可能获取所有公益劳动“奖惩”信息时，做出风险规避选择偏好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3、效用期望调整

在现实决策中，选择者会以追求最大化作为行为理性选择的目标，表现为一种效用期望，而这种效用期望往往是个体的主观期望。在做出行为理性选择的过程中，由于始终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限制，选择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时，做出的行为选择会包含着对未来结果的忧虑和不确定。同时，选择者要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必然会考虑影响未来结果的各种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从而实现自利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理性行为人要考虑和认知到与行为选择相关的复杂因素，需要付出极高的认知成本，但极高的认知成本会使选择决策主体极大可能地放弃这种主观期望，所以在难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时，选择者便会对选择结果进行效用期望调整。学生选择参与公益劳动时，期望获得做出参与这个选择行为带来的最大化效用的结果；在后期劳动过程中，即使参与劳动并没有给自身带来预期的最大化效用，学生也会根据现实情境对效用期望进行调整。

三、增强学生公益劳动参与意向的建议

1、强化学生自觉参与的主体意识

随着社会发展，学校的发展模式从大学管理转变为大学治理。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带来了学校事务参与主体的转变，使得其参与主体从管理者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作为理性行为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是其必须认识到的事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出：“高校要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马丁·特罗在研究“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问题”中提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自身的治理活动也变得更加繁重与复杂，亟需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去解决传统管理方式所产生的负效应。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表现在：大学的管理与领导将更多地受“民主”政治程序的制约，并受到学生、校友以及其他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随着学生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日益凸显，他们逐渐拥有影响决策的权利，学生参与的形式和程度成为这一转型时期的主要问题。

每一种强烈的意识都是生活的源泉，都是我们整个生命活力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个体。学生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通过参与实现自己在大学治理中享有的话语权，提高自身的主体参与意识，从而影响甚至改变自己的行为。学生参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学生的自我发展方面，不仅能增进学生的个体技能、决策领导力、团队合作力等事务性技能，而且能培养学生对“具体事务”的批判思维和参与意识。因此，学校应不断强化学生公益劳动参与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对学校事务的热情和关注，强化他们对学校事务的参与意识，主动提升参与治理的意识自觉和能力自信。

2、设立和落实劳动检查监督制度

没有制度，人们的行为就没有约束。社会中，个体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主体和力量的牵制、约束。在某项活动中，有限理性的个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做出“搭便车”的“理性”行为，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当被置于制度框架下时，个体行为的现实选择是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约束背景下进行和完成的。公开、公正的检查监督制度提醒着学生“什么该做与什么不能做”，可以增强学生群体的稳定性和向心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学生群体协调、平衡发展。因此，设立和落实劳动检查监督制度可以保障各个劳动小组按部就班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在良性的检查和监督循环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检查是对劳动结果的评定，监督是对劳动行为的督促，落实劳动检查监督制度必须形成完整的检查监督系统。首先，制定合理的检查评分表。检查时，认真记录留存，并及时公布。二是制定考核评比表，监督落实并通报反馈，推动督查行为步入常规化发展。三是，形成督查层级。小组成员——班级生活委员——学院检查小组——老师——学校，形成层层递进的检查系统。针对初级的监督过程必须要做到逐项比对，及时发现问题并遏制，保障检查监督的效果。

3、被尊重激励和感恩激励

激励是指人们因不满足的需要或需求而促使自己完成目标或任务的心理过程。有不满足需要的人会做出目的明确的行为来满足需要。当劳动参与者存在投机行为时，适时的激励能够有效地抑制参与者的投机行为。但是因为劳动本身具有公益性，而且参与者是存在于学校这个场所，并非是现代企业，所以激励应更多地倾向于精神层面。

大学是学生转换成社会人的过渡场所，他们寻求自我和平等的意识也更加强烈。在大学治理中，他们有权利也早已经开始参与学校的各项决策工作，并期望自己的诉求或意见能被采纳，甚至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劳动安排者应充分了解参与者的群体特点，尊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通过劳动组织和仪式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劳动身份，继续参与公益劳动。尤其在公益劳动的后期，个体本身固有的惰性会导致其实施的行为的效益减损，所以及时在思想上引导和激励劳动参与者就显得尤为必要。劳动参与者是大学校园资源的受益者，同时也承担着家人的期盼和社会建设的责任，激发和延续他们对自身和社会的责任和感恩意识，触发学生内心对劳动的情感共鸣，将责任和感恩融进公益劳动中。

四、结语

校园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素养的重要场所之一，学校开设的各种课程和组织的校园活动在培育学生素质素养方面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学生参与校园课程活动的意向不仅影响着他们综合能力的锻炼和获取，也反映出学校引导和培育学生的效果。虽然基于个体理性“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学生在课程校园活动上的参与意向会增强，但对看似“无利可图”的公益劳动来说，学生参与此项活动的意向可能就“大打折扣”。因此，学校更应增强学生对基础性课程活动的参与意向，培育学生对基础性事务的学习和坚持精神，进而强化学生对公益劳动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