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淇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中国史学界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围绕“五四运动”的性质以及部分历史细节问题，中国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日本和欧美学者也十分重视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笔者在对各国先行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后，发现针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各国学者的研究的重点不尽相同。但大多是立足于“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探究与此相关的人物及事件。然而却很少有反向而行之，从历史事件的相关人物出发，研究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叙述，并通过这些叙述来考察事件本身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研究相关人物对“五四运动”的叙述，有利于再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事件本身。由于叙述者立场，身份都存在差异，因此借助他们的叙述，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本论在整理分析“五四运动”相关人物回忆录的基础上，探究其对五四运动的叙述。笔者认为，由于“五四运动”是同中日两国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同时也有利于“五四运动”言说史的构建。

1、“五四”漩涡中的中国人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上述内容是胡适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胡适曾对政治产生厌恶，并决心“二十年不参与政治”，同时他也希望学生们能够不要沉迷于政治。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打破了胡适的宿愿，这场学生运动的成功，使得学生们引起了各个政党的注意，各个政党开始致力于赢得学生们的支持。而学生们也必定会被各个政党的活动所吸引，最终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然而这一系列的结果都是胡适所不希望看到的。胡适理想中的新文化运动，应是一场纯粹的文学文化领域的运动，然而“五四运动”这场政治色彩浓厚的学生运动无疑是与胡适理想中的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正如胡适所说：“这场运动破坏了我所构想的超越政治的文学和文化改良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由于外交失败，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201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曾为这三人正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在当时的情境下，实在是逃无可逃。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不仅安分守己，后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表现······”

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而这一次的外交失败也直接将曹、章、陆三人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五四运动”口号“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的“国贼”指的便是这三个人。曹、章、陆三人也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作为在野的政治人物，对于“五四运动”也有各自的叙述。

“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基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励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已如愿以偿矣。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戛然而止。推原祸始，未使非五四运动为阶之力也。”

曹汝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上叙述“五四运动”。在他的立场看来，“五四运动”是阴谋野心家的一场阴谋，学生们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曹汝霖曾这样评价过“五四运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处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个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曹汝霖本人也受到“五四运动”的刺激，从此退出官场，不再过问政治。

陆宗舆也叙述了巴黎和会上外交的情况：“宗舆则知能顾全东亚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极不得已时，势不能不对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陈其害，为秦庭之哭。惟事关机密，现尚未便尽宣，顾彼实因是感动，提议撤销五号者也。”

曹汝霖和陆宗舆作为当局政治人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曝光“五四运动”中隐藏的一些政治内幕。人们一般习惯于关注“五四运动”过程中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却容易忽略其中的一些历史细节。诚然“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却也不能忽略这场运动的政治性，以及学生被当作政治工具的可能性。

2.作为“五四”旁观者的日本人

“五四运动”爆发时，大部分日本国内的日本人都对这场运动持反对的态度。的确从这个事件本身来看，中日两国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然而当时在留中国的日本人作为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特殊群体，对这场运动也有自己的叙述。这一部分将以这些人的游记和回忆录为材料，探究站在他们立场上所认识的“五四运动”。

2.1 “五四运动”时期在留中国的日本人

诸桥辙次在大正年间先后十次往返中国，他在游记《遊支雑筆》中，对“五四运动”做了如下叙述：

作为“五四运动”旁观者的诸桥辙次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本应是文化和思想领域的运动，而“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新文化运动”加入了政治因素，使得“新文化运动”有了双重性质。诸桥辙次的观点同胡适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奥野信太郎也曾到过北京，并将自己的北京之旅写成了随笔《随笔北京》。奥野信太郎在《随笔北京》中这样评价“五四运动”：

对于这场运动主体的学生群体，人们习惯于高度评价他们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所做出的努力。对“五四运动”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变化也不吝赞美之词。却往往忽略在这场运动中，在这些学生中间，也有很多那个时代的牺牲者。奥野信太郎作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某些被忽略的群体上。

类似于诸桥辙次和奥野信太郎等在留中国的日本人，对于研究“五四运动”的言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相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但他们同日本国内的日本人相比，又是“五四运动”现场的亲历者。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对于“五四”的叙述才不容被忽略。

2.2 两个特别人物——中江丑吉和清水安三

“五四”期间在留中国的日本人中，中江丑吉和清水安三可以说是两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中江丑吉是中江兆民之子，1914年来到中国，曾短暂就职于南满洲铁道和袁世凯政府，而后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北京市井学者的身份度过的。“五四运动”当天，中江兆民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了“卖国贼”曹汝霖和章宗祥。中江丑吉本身是反帝国主义者，但却救下了被称作“亲日派”的曹汝霖和章宗祥，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非常矛盾的行为。中江丑吉在救曹、陆两人时，曾对着学生们吼道：“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的话就先打我吧!”由此可以看出，中江丑吉同曹汝霖之间深厚的友谊。除此之外，中江丑吉对于“五四运动”以及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也持有自己的看法。《中江丑吉中国》一书曾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五四事件、圧倒的学生支持先入主、曹章、機械的政治的悪党振、学生家焼払、両者虐殺企権利、機械的容認。」（译：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一直是在支持学生的先入观下进行的，曹、章二人被机械地认作是政治恶党，学生们“火烧赵家楼”以及企图杀害曹、章两人的暴力行动也被机械地默许了。）中江丑吉摆脱了这种先入观，抵抗暴力，理解曹、章二人的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看待“五四运动”。

中江丑吉好友清水安三在中国开办灾童收容所和崇贞学院，“五四运动”期间，清水安三也在北京。

“五四运动”当天，由于日本在留民同游行的中国学生起了冲突，在留民大会决定向日本政府请求派遣军队来中国保护在留民。但是清水安三却反对这个决定，并指出两方起了冲突是由于日本人先惹恼了中国人。可以看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清水安三的立场同其他日本人是对立的，而他也因此被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骂为“卖国贼”。「僕が日本民族、中国憂患自分憂患持」（译：我爱日本民族，但同时我也将中国的忧患视为自己的忧患）。可以看出，清水安三对于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且在“五四运动”中，虽然中日两国处于对立的立场，清水安三作为日本人却能够相对理性地思考。究其原因，跟清水安三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清水安三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坚信应超越国籍的不同，尊重所有的生命。并且清水安三在留中国期间，与李大钊和鲁迅等“五四运动”的相关人物交好，清水对于“五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3、基于个人叙述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

身份和立场相异的亲历者对“五四”的言说，为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一般提及“五四运动”之时，都会对作为中坚力量的青年学生不吝赞美之词。与之相对，曹、陆、章三人一直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背负“卖国贼”的骂名。结合三个人的口述以及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五四运动”起因之一的“外交失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再认识。曹、陆、章三人之所以背上“卖国贼”骂名，主要是因为章签字同意“山东问题换文”，曹和陆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二十一条”。但是，条约是政府之间交涉的结果，三人只是代表政府意志同他国缔结条约，而并非决策者。三人背负骂名的原因，主要是三人外交官和代表的身份。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国内引起很大的骚动，人们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将不满宣泄在了同“不平等条约”直接相关的曹、陆二人身上。除此之外，从曹、陆二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出，二人在签署条约之时，已经尽力将损失降到最小。陆宗舆“秦庭之哭”，央求对方。曹汝霖也在巴黎和会上为废止“第五条”拼尽全力。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在同他国交涉的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因此仅凭三个人的努力也并不能挽救外交失败的命运。

五月四日以北大学生为首的示威游行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事件，这次游行也被定义为一场爱国运动，被赋予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示威游行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历史进步，另一方面，过于激烈的行动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对于“五四运动”中的示威游行，梁漱溟曾主张“我希望将学生事件委任法庭审理”。吉泽诚一郎曾这样评价梁漱溟的观点：「梁漱溟主張、法の秩序重人権を擁護性格。加義行動者高度論理性要求立場思。」（梁漱溟的主张重视法律秩序，拥护人权，另外，也要求心怀国家大义之人的行动也应符合法理）。由此可见，梁漱溟站在法律的角度批判“五四运动”过程中的暴力活动。也有很多人反对梁，不认可他所定义的“暴力”，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只是每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的大众运动。虽然对于“暴力”的定义也会由于标准不同而不同。但是在全面认识“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这些相对过激的要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对于学生们选择罢课，去参加游行的行为，胡适也做出如下评价：“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这是很浅显的事实，青年人岂可不知道？”胡适也曾评价示威游行是人们面对大事件时的非理性反应，批判学生们的示威游行活动。对于学生们来说，罢课参加示威游行无疑是会对其学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在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中，鲜见有关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所受伤害和损失的内容。

结语

“五四运动”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日两国学者围绕“五四运动”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概观这些研究成果，鲜见有关于亲历者对“五四运动”言说的研究。日本学者坂野良吉曾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中国、五四過去各種各様立場想起語現実政治·社会反響特殊歴史的事象（译：在中国，“五四”不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时而会被不同的立场的人们想起和提及，是一个在现实政治和社会也会产生反响的特殊历史事件。）本文基于身份立场不同的亲历者的叙述，力求构筑由个人叙述构成的言说体系，并从这个言说体系出发，对“五四运动”中的问题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基于“五四运动”亲历者的日记及回忆录探究其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叙述，选取的人物数量有限，也会出现个体的特殊性无法代表普遍性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更加注意这些问题点，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