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徐汇区 200030

19世纪伊始，西方学术界围绕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随着影响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社区消失论”、“社区存在论和社区解放论“的三类不同观点。这些经典的研究为后者开启了城市社区研究之路，同时也加深了后者对城市社区的理解。然而，本文在通过对国外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总结后发现，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多数还停留对城市社区共同体是否存在的形式争辩上，而很少去探讨如何解决当前社区共同体再生的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将受到冲击和影响，出现学术界讨论的“存在、消失、解放”的客观变化。城市社区共同体发生的变化值得探讨，而如何在现代条件下重构社区共同体则更需要我们的关注。鉴于此，本文提出现代城市社区的研究需要在认清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上，寻找一种切实有效可行的方法，将个人与社区连接起来，减少城市化发展中的个人无所适从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以此增加社区凝聚力和社会的向心力，重新构建现代城市社区共同体。

一、国外有关社区共同体的研究

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研究始于19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当时西方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表现在社区中则为社区共同体以及人际关系等发生了变化，针对城市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与现象，西方学者通过其考察研究形成了“社区消失论”、’社区存在论”、“社区解放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倾向。

（一）“社区消失论”

社区消失论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滕尼斯、埃米尔.涂尔干、齐美尔等传统社会学者对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影响的研究。其中最早系统的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人际关系的变化进行研究的是德国社会学学者葛奥尔葛.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齐美尔认为，大城市本质上是货币驱使下形成的产物，大城市的运行遵守着货币的内在逻辑即理性主义原则。在理性主义的驱使下，大城市的生活跟小城镇很不一样，小城镇的生活主要建立在自然而然的情感关系之上的，而大城市的生活则是建立理性主义的交往之中。在齐美尔看来，在大城市里，大规模的人口减少了居民之间交往的可能性和间接性，人口规模越大，彼此认识和接触的可能性越小，感情也就越生分；而在小群体的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都是直接的的和密切的，形成紧密接触的可能性也越大。城市社会的各种刺激也带来了都市生活的紧张感，在高度紧张的生活中，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和防御，以缓解各种刺激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情感。"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在大城市里，如果跟如此众多的人的不断表面接触中都要像小城市里的人那样作出内心反应.那么他除非要会分身术，否则将陷于完全不可没想的心理状态。”

20世纪30年代，沃斯发表经典的《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章首次对城市化进行了社会学的定义。沃斯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的、密集的、永久的社会异质性群体，并且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社区的异质性越强，城市主义的特征就越突出，城市主义特征越突出对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影响就越大。因此，他将城市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改变归结于人口数量，居住密度和社区异质性等三大因素。首先从人口密度来看，沃斯认为，在一个超过一定限度的社区居住区内，居民的数量将会影响居民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并且随着社区居民数量的增多，必然会影响爱着社区中每一个成员认识所有其他人的可能性。他借用齐美尔的话解释到，在传统小镇人数较少的定居点里，居民几乎会遇到每一个人，并将自然的和每一个人有着积极的联系，社区居民处于一种内部紧密联系的状态，而在都市社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导致里它们在无法稳定的接触到他人，并且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多需要接触组织和团体，而不需要依赖特定的个人。其次，从人口密度来看，沃斯认为，当面积保持不变而密度增加时，会产生分化和专门化，人口密度增加了人口多样化，增加了人们的活动，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最后是人口异质性因素，人口的异质性对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异质性会导致个体根据经济、社会地位和偏好等产生隔离，当大量不同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时，人格解体的过程也随之产生，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共同的民间传统下产生的情感，将逐渐会消失，或者充其量也只是相对联系较弱的群体。总而言之，在沃斯那里，城市化导致了人口的增多，密度的增高和异质性的增加，这三者的改变从影响了城市社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社会关系的肤浅性、匿名性和短暂性，也导致城市居民具有可解性和复杂性。人际关系中个体倾向于站在一种功利的关系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最后的结果是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导致了普遍的社会空虚。

尽管消失论学者具体的思想有所不同，但却都普遍同意，城市社区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的观点。社区消失论的学者们将现代都市人视为孤独的孤立者和原子化的个人，他们独自承受着是城市化后社会的冲击。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削弱了社区的主要联系和作用，使得个人原子化特征日益明显，城市化社会带来了社会人口的异质性，人口异质性导致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识的差异，结果便是人际关系的弱化和社会认同感的降低，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社区共同体逐渐消失。

（二）“社区存在论”

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和社区研究的增加，以齐美尔、沃斯等为代表的社区共同体消失论开始逐渐受到质疑，学术界出现一批反对社区共同体消失观点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威廉.福特.怀特《街角社会》，奥斯卡.刘易斯《未崩溃的城市化》以及甘斯的《城市里的村庄》等。怀特在《街角社会中》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科纳维尔社区通过帮派将社区人际联系起来的事实存在和紧密的社会结构。刘易斯在墨西哥T村对100个当地的家庭进行了跟踪调查和访谈后指出，墨西哥的城市化与美国城市化的趋势截然相反，墨西哥城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依然很好，家庭凝聚力和广泛的家庭纽带的增加，家庭的组成与乡村的模式很相似，居民间的关系依然很牢固，彼此来往的人很多；接着，甘斯通过对美国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社区进行研究后发现，城市社区衰落并非由于人口规模、密度和异质性，而是受阶级，种族，家庭文化等背景的影响。甘斯的研究还证明，尽管经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 社区居民之间仍旧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城市社区居民关系呈现出一种“准首属关系”的亲密关系，而不是所谓的次属关系。这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说明了，即使在大城市的最深处，也存在着大量密切的私人关系和繁荣的主要群体。

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区共同体消失论的观点遭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其中一个深具影响性的观点就是费歇尔的亚文化论。“所谓的亚文化论是指一群具有很多相似的社会背景，个人背景的人，经过长期的相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彼此了解并互相接受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的统合称为亚文化，同一个亚文化内的人更容易在情感上，心理上形成共鸣，彼此认同，并提供相互的帮助与支持。它强调的是共同的联系如价值观，归属感，生活态度等，认为社区的存在并不是一定要以一起生活为前提，相反，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手段下，社区完全可以超越地域的界限。”（单菁菁，2003）。该理论认为人口规模的增加和集中并不会因此导致人际交往的弱化，反而会产生了一种亚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人际交往，人口数量越大越集中，其亚文化的多样性就越大，越强烈，亚文化扩散的几率也就越高。亚文化论也承认，沃斯所谓的生态性因素（人口，密度以及异质性）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生态因素具有很大的、实际的或政策相关的作用。正如费歇尔认为，对行为的更重要的影响是非生态的，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城市主义会造成异化、孤立、非人格、肤浅、压力、紧张等问题。

总之，社区保存论的学者们认为，社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系统中仍旧是作为支持和社交的重要来源，社区共同体并没有消失，城市居民仍然是密切联系的邻里，仍然有当地社区的意识，并且利用邻里关系进行社交和支持。城市居民往往是一个社区的重要成员，这些社区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尽管关系的强度各不相同，但其中很多都很强大。

（三）社区问题的第三个回应：“社区解放”

20世纪70年代，维尔曼和莱顿在费歇尔“亚文化论”的启发下，开启了一种城市社区新的研究视角—社区网络研究，将社区研究从地域空间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转而强调社区问题的网络分析研究，这种方法也被称作社区解放论。面对社区共同体失落论和存在论的长久争辩，维尔曼和莱顿于1979年发表了《网络，社区和邻里：社区问题的一种处理方法》一文，正式提出社区的网络分析方法，以此区分社区研究和邻里研究。在维尔曼看来，将社区关系研究与邻里研究混为一谈为社区问题的分析带来了许多问题，邻里不等于社区，邻里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说法，而社区包含的范围则更广，社区往往包括了除了亲属和邻里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同样为成员提供社交和支持，它主要强调一种共同性，鼓励识别“共同体邻里”。换言之，社区的内涵是比单纯的地域邻里大的多。因此，维尔曼认为，网络分析视角比传统的邻里关注更适合城市研究中社区问题，“社区网络分析的出发点是寻找社会联系和资源的流动动”（Wellman，Leighton 1979）。维尔曼通过对东约克的观察发现，东约克的居民倾向于把他们的亲密关系组织成有区别的网络，而不是孤立的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亲密关系的性质和使用有很大的区别，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同的网络或结构位置，即使住在不同的住宅区(或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经常通过电话和面对面的方式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持久且稳定。邻里关系持续存在，但只是作为整个主要网络的专门组成部分，这些组织所能提供的各种网络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关系包括与远方的父母、亲密的朋友、不那么亲密的朋友、同事等等。“在空间和社会分支网络上的成员身份是城市人获得多样化和差异化资源的有效途径。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被封装在“脱钩”的小世界里，而是在更大的城市网络之中。这表明，社区网络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被动地重新安排主要的联系，以应对大规模社会系统变化的压力。相反，他们是居民争取资源的有效途径。”（Wellman，1979）维尔曼还指出，虽然居住地方和工作地点的分割，导致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削弱，高度的人口流动性也使到邻里之间的联系衰弱。但是，廉价而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却减低了空间距离上的社会成本，使得分散的联系易于维持。城市的规模、密度与多样性，再加上广泛的互动设施反而增进了人们发展社会群体网络的可能。总的来看，社区解放论即同意社区失落论的观点，也同意社区存在论点的论点。实际上，社区解放论并不否定也不肯定存在论和失落论，而是放弃了把邻里地域作为社区问题的起点。换言之，社区解放论认为各种各样的结构和技术的发展使社区从地域的范围解放了出来，社区居民关系已经分散到社区之外的网络，不再聚集在社区地域的限制当中。社区解放论认为在非邻里网络中有足够的基本联系，可以提供关键的社会支持和社交能力。

综合上述国外学者对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外对社区共同体的关注点仍旧集中在社区共同体是否存在上。不管是消失的观点，存在的观点抑或是解放的观点都强调探讨这种社区关系到底是否存在，存在在社区之中，还是社区之外，而对我们要如何解决他们所探讨的社区共同体衰弱问题则关注较少。即便如此，这些经典的探讨和辩论却开启了学术界对城市社区的研究，使得社区研究的学术重要性得到迅速的提升同时，也为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社区提供了深刻有力的见解。

二、社区共同体再生和重构

毫无疑问，社区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国外学者对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社区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讨，这些经典的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观点。就社区共同体这一方面来看，不管是社区共同体消失论，还是存在论，抑或是解放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发展的影响都是客观的。现代城市社区，既存在人际关系冷漠疏远的一面，也存在富有情感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一面。然而，在笔者看来，社区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社区共同体底是消失还是存在或是解放，最重要的是要如何重构我们所希望的社区共同体生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实际、有效可行的方式，将个人和其生活与社区连接起来，减少城市化发展中的个人无所适从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以此增加社区凝聚力和社会的向心力，重构社区的共同体生活，而不是一味的争论社区共同体到是消失还是存在。

幸运的是，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学者周建国（2007）认为，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城市社区共同体生活衰弱，个人生活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因而如何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整合在一起，培育起共同体精神是后单位制时代急需解决的新议题，同时他也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团体（单位）已经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主张将单位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来重新构建现代城市社区居民生活。无独有偶，陈宗章（2010）也认为，现代性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的剧烈变迁，对城市社区共同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面对高度分化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是社区共同体重建的最核心问题，而积极构建社区参与共同体，社区服务共同体，社区文化共同体是重建“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社区文化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固然是重建共同体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培养这种社区文化和共同体意识作者却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胡敏捷（2010）则人口学的角度提出，老龄群体在社区共同体重建中有着积极的重要。她谈到，社区共同体的重建需要有一部分人群首先有效组织开展起来，而且这类人群必须是长期居住在社区，对社区的各项情况十分熟悉、并有闲暇时间的人，而老龄群体则是这样一种人群，并且她通过分析老龄群体在共同体重建中的优势如：对社区的依附性较强，老龄群体在社区中的权威性等特点来论证老龄群体在社区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但笔者认为，只能说老龄人群对共同体的心理依赖，在同体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心理推动作用，而不必然成为共同体重建的机制作用。

三、小结

有关城市社区共同体是继续存在抑或已经消失，还是被解放，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经验研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并形成来上述所提的三类不同的观点。社区消失论认为城市社区共同体已经消失，社区存在论认为社区共同体继续存在，解放论的观点则破除了生态地域的限制，认为社区网络关系已经发展到社区之外。无论是哪种观点，在当前现代社会中都能够找出一定经验现象与之对应，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冲击与改变，这种冲击与现象变化是客观的。笔者认为，当前讨论的重点不应该仅限于社区共同体是否存在的争辩—尽管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社区共同体的现状—而是应当正视当前社区共同体出现的变化，根据当前的社会现状，找到一种实际、有效可行的方式，将个人和其生活与社区连接起来，减少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个人化和原子化现象，将社区居民整合起来，重构社区的共同体生活。正如费歇尔所说，在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分高度化的社会结构中,如何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居民们的整合,应该是讨论“共同体”的核心。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围绕共同体的核心找到这种“整合”的机制。这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关注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