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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是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因为多方面的因素草场纠纷一直存在，尤其是春季放牧期草场纠纷问题更是凸显。做好新时期草场纠纷处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本文深入的分析了藏区草场纠纷的历史因素和现实环境，明确草场纠纷中的归责难度，期望进一步加强我国藏区草场归责问题研究，实现草场经营可持续发展。

一、藏区草场纠纷的严峻性

藏区草场面积120.3万平方公里，约占据我国总面积的1/8，是我国最大的牧区。因为放牧的移动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问题，藏区中的草场争议是比较多的。经过近几年进地区规划设置、合并等方式实现草场的有效规划，草场管理与布局相对合理。但是重视户籍管理轻区域界限划分的模式，让很多地方在区域界限中仍然运用历史习惯或者约定界线为基础，直接导致了界线双方群众说法不一、界限混淆不清的现象的发生，特别是每年的放牧季节，草场的纠纷呈现激烈化发展。

二、藏区草场纠纷的多元性导致归责中的现实问题

（一）草场边界的历史争议与逻辑延续

历史进程中的草场资源一般都是部落首领、领主或者宗教寺庙所有，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所有制及家庭承包所有制的变化，封建所有制等所有权发生根本性的进变化。藏区牧民定居政策的落地生根，实现了藏区土地、草场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分。加上藏区宗教与民族习俗的影响，国家层面在纠纷处理中对话、互动程度不深，不仅在纠纷处理中有一定的难度，纠纷归责也成为一项重要的问题[1]。由于历史上集体游牧逐渐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定点游牧，草场与农田得到了明显的区别，在放牧的情况下，草场的经营收益与经营管理得不到确定，直接成为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牧区，随着牧民牲畜数量的增加，放牧中为了草场界线的纠纷冲突与争议呈现复杂化发展。

（二）藏族习惯法应用导致归责难度大

深入研究藏区历史文献、结合历史中藏区草场纠纷中的案例分析研究表明，藏区习惯法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深远。习惯法主要是产生于藏区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与藏民自然形成的一种实现纠纷自我解决中的经验总结，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理论与伦理道德规范，是一种不成文规定的法律，在藏区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通过内部成员遵守、在长期生活历史中逐渐积淀的处理纠纷方法是一种有效规范藏区行为的社会规范。但是，这种习惯法作为社会中的私力救济盎司，在处理草场纠纷的时候存在很多局限性，随意性比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将纠纷扩展。“公平、公正”难以得到保障，运用习惯法的时候司法纠纷处理很难介入，导致纠纷升级中的归责问题难。

（三）转型期国家纠纷治理能力还需加强

藏区“稳定”为前提的政策背景下，涉及到藏区自然资源和宗教习俗等问题的时候，政府层面通常采用自治协商等方式进行。对于藏区草场纠纷的治理，国家尊重藏民的自由和民族习俗，体现出来的是协商的太多。加上历史沿革，无法从根本上介入明确规定草场的界线问题，保障纠纷处理。这种“两难”的境地，促进了藏区草场纠纷调解机制的转型。处于转型期，不管在理论中还是实践上都没有明确的强制性来保障纠纷处理执行。一方面国家强制力、法律法规等原则影响了民意表达；另一方面影响藏区习俗的发展。因此，直接导致了草场纠纷处理中的毁约行为和纠纷反复行为的发生。

三、藏区草场纠纷归责中的司法困境

在藏区草原中，牧民为了而竞争草场的使用权发生的纠纷事件和纠纷升级事件是比较多见的，往往会因为纠纷升级造成大规模的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的发生。为了获取草场资源或者保障自身的权益不被侵犯，纠纷升级是常有发生的事情。对于藏区生活居民来讲，藏族习惯法的处理方式是他们更容易接受的。一旦发生纠纷严重升级的情况，司法部门介入纠纷处理中搜集证据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当事人主体也不愿出来提供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藏区习惯法中固有的团体责任原则，纠纷主体以家族或者族群为单位，对于纠纷中的犯罪行为进行袒护，更不愿意主动的将涉事人员交由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处理[2]。在民族习俗中，纠纷中带头参与械斗的人员被誉为英雄，家族或者族群户想尽办法与司法机关进行周旋，造成司法部门在取证中的困难，缺少有力证据的支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的办事难度相应的增加，这就直接造成了纠纷中的归责难度发生。另外，加上我国政策导向，藏区的草场沿袭了历史管理因素，在一时之间是很难改变的。这种情形客观上造成了纠纷中的归责问题。

总的来讲，藏区草场是藏民赖以生存和发展中的自然资源，由于历史因素、宗教影响和习惯法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藏区草场纠纷处理很难得到有效界定，解决藏区草场纠纷归责问题是一项循序渐进的问题，需要多方因素共同努力，实现藏区草场纠纷的有效解决，共同推进藏区草场管理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