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冬雪：“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三社联动”作为政社合作治理的机制创新，主要是通过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其各自的优势，进而调整原有的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形成新型的政社关系，最终提高治理的服务水平与效果。就此而言，对“三社联动”机制创新的探索和总结，是推动构建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社联动”面临的瓶颈主要是当前多数社区仍停留在没有联动的层面，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不高，社区治理缺少资金与组织支持（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社合作的制度机制不成熟，“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有待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发展的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等。对此，推进“三社联动”的总体思路是以党和政府为核心，进一步调动社区与社会力量完善社区建设，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建立完整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明确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与职责。推动“三社联动”的具体策略以“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各自的职能”“加强对社会组织培育”“提升社工机构专业水平”等为主。

事实上，“三社联动”本身是针对治理问题而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合作机制，对“三社联动”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联动的主体和联动的内容。作为社区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三社联动”的运转同样受到基层治理结构其余环节的影响，尤其是“三社”必然与基层重要的治理资源——党组织存在紧密的联系。而无论从实践中抑或从理论上考察，我国基层党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有的党政体制在现有的政社合作关系模式中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社区复合制治理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刘琳：制度治党的实施路径

■相关研究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制度治党的表述，由此前的把“制度建设”与其他建设并列，到“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制度化方向纵深发展，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一个突出亮点。

制度治党贯彻实施必须体现在党建工作的全过程，路径切入尤为关键。把纪律规矩立得更严。突出制度因素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深化改革为突破口，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体系，建构社会生活新的运行机制，这是制度建设的显著特征。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把纪律挺在前面，发现问题就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对问题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钟，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这些重要论述，既指明了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必须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体现了制度治党的根本要求。

邢正军：不见面审批是简政放权的创新实践

■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南京市栖霞区委书记

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将服务窗口、服务机制拓展到PC端和移动端，走出一条“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快递送、不见面”的新路径，其本质是“互联网＋大数据＋政府”的具体生动实践，使互联网从“工具”属性向提供信息服务和平台服务延伸，逐渐发展成为政府智慧治理的施政平台。

不见面审批实现送政上门，化解公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和政府服务能力滞后的矛盾，将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融入不见面审批改革之中，实现审批服务事项“全程互联网在线办理”，以“互联网＋”的模式代替公众在各部门间的奔波，且互联网“不见面”办公大大缩短信息传递路程，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压缩了基层政府的行政审批流程，满足公众对时效性的需求，实现了群众和企业办事从到处跑到少跑乃至不跑的转变。

视频对话、人证核对、电子签名、手机验证等支撑“不见面”科技的迅猛发展，促使“互联网＋政务服务”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从简化审批、缩短审批时间向不见面审批的目标过渡。不见面审批在“互联网＋”基础上，建立跨部门、跨组织、跨机构的治理结构，通过“联合”和“协同”方式，促进传统政府的结构重组，构建“制度＋技术”的现代政府治理路径，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工作效能，最终达到增强政府公信力的目的。

不见面审批是审批监管的协同。在大量缩短审批时间的基础上，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同步推送审批结果，加强信用监管，探索执法新思路，切实通过科学有效的“管”，实现更大力度的“放”和更加优质的“服”。

葛剑雄：软实力的关键还是硬实力

■复旦大学教授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被认为是软实力的主要方面。但无论古今中外，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形成并具有影响力，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更不是靠的“软”，恰恰相反，都离不开其本身以外“硬”的手段和途径。

以精神文化为例，如果让它自由传播，那就谈不上什么实力，也无所谓软实力。而如果以传播、推广为目的，那就必须让他人了解、肯定、接受，这一切无不需要借助精神文化以外的手段，都离不开硬实力。

语言被认为是软实力之一，但无论以往和当今，一种语言得以流传或能超出本民族的范围，靠的却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使用或有意推广这种语言的人群的硬实力。

英语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语言，绝不是依靠它自身的魅力，也不是各国语言学家比较论证后的选择。要是没有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要是当初殖民当局不使用软实力以外的手段，亚洲、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绝不会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要是没有美国的崛起和二战后形成的实力，英语或许已在世界式微。

中国能在世界许多国家设立数百所孔子学院，固然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汉语的爱好有关，但要是没有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没有中国国际政治影响的扩大，怎么可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学汉语呢？

软实力主要作用于人，是通过增加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人的素质，优化人的思维模式，确立人的价值观念或信仰，最终通过人的个体或群体发挥作用，达到目的。因此，软实力主要是对内部的，只能通过自愿自觉的途径，潜移默化，才能使更多的人从习惯到自然。有了这样的人，才能将自身的文化资源变为文化创意，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只要它们适应外界的需求，自然会被乐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