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鸿军

编辑出版研究反思：领域拓展、理论建构、方法科学化

◎ 朱鸿军

此次，能够忝列首届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学术论文，作为一个学术青椒，纯属偶然，收获惊喜、感动的同时，感受更多的是压力。我的专业背景是编辑出版学，但我现在的主体活动领域在新闻学、传播学。编辑出版研究于我而言，既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从当局者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来看，我个人觉得，新时代编辑出版研究至少面临着三重压力，或者说当前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反思编辑出版研究：

第一是学科主体领域如何扩展的问题。编辑出版学基于图书、期刊出版实践而形成，现今，出版的形态、业态和生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有出版早已不再局限于图书、期刊出版，数字出版对应的是“大出版”概念，它可以将出版的外延延伸至音频、视频、游戏、软件等。既然实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那自然会涉及原有编辑出版学知识体系的适用性，显然编辑出版学的研究领域得拓宽。但是如何拓展？问题为导向，还是以学科为导向？拓展后的边界在哪？拓展后的主体身份如何保留？等等。其实新闻学、传播学同样也面临着这些问题，互联网这一作为影响传媒产业的最大变量，也将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传统媒体实践为基础的新闻传播学也面临着学科主体领域的调整。

第二是学科主体理论的建构问题。与哲学、文学、经济学等老牌学科相比，新闻学、传播学主体理论是比较单薄的，但若以编辑出版学为参比对象，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有一系列主体理论的，如从传播者为切入点，有把关人理论、意见领袖理论、二级传播理论；从传播效果视域看，有皮下注射的强效果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知沟理论、他者效应理论、涵化理论等。与之对比，编辑出版学的主体理论有哪些？我们习惯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本学科的问题，以版权研究为例，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版权的私权性质，用博弈论来分析版权的利益平衡，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版权制度的本土适应性，用亚文化来解释“左版”思潮等，这些理论工具都不是本学科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要解决的是主体理论的丰满性和适用性问题，编辑出版学的压力则更大，如何向其他学科证明自身的理论进而赢得学科的合法性，依然是其主体任务。史、论和业务通常构成一个学科研究的三大板块。在编辑出版史的研究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很多出色的成果，这领域的研究水平也契合主流社科研究的价值判断；在业务板块，历史上编辑出版研究的主体是一线出版社、期刊社的研究人员，业务探讨也是整个编辑出版研究主攻领域。但是在主体理论的研究层面，这一直是编辑出版研究的短板，现今这样的短板在其他社科研究尤其是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在理论领域越趋发力的情形下显得更加明显。

第三是学术研究方法如何科学化的问题。学和术是学术研究的两大构成主体，前者强调研究真理性、规律性、理论性的知识，是学术研究的主体目的所在和核心价值所在，后者侧重研究手段或方法。如何才能很好地实现前者，这需要后者的科学性。客观来说，作为编辑出版学母体学科的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语境下基于更多脱胎于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历史因缘，故而在社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是强调不足的。现今，社科属性的越趋凸显、国外受过很好社科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的不断加入和国内学者学术自我反省的不断深入，新闻学、传播学在社科研究方法的强调方面在不断加码，学术规范程度越来越高，研究方法的适合性也在增强。与之对比，编辑出版研究在此方面有待提升的空间还比较大。以学术论文的规范为例，没有文献的梳理，选题偏好于形而下的实务探讨，具体研究中缺乏清晰方法的交待，结论没有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空间的探讨，等等，几乎成为现有刊物所载编辑出版论文的常态。为此，依照新闻学、传播学的主流学者看来，编辑出版学论文的科学性总显得不是那么充分，他们甚至诟病为数不少的论文或是工作经验的总结，或是研究的重复堆积，对本领域、本学科、本行业和他领域、他学科和他行业的知识增量贡献不足。

学科的整体压力传导至我个人而言，不禁以此一一对应想到自身研究的压力：一是研究领域是否应该拓展，如何拓展。自2006年以来，我做版权研究已有11年，虽然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接下去的10年、20年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该领域可拓展的空间还有多大，今后如何以此为中心点形成自身的知识谱系？二是研究理论的贡献。版权领域写了不少文章，也出了些著作、研究报告等，但是我对该领域的理论推进在哪，是否形成了标识度较高的独创学说？三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现今的社会研究方法很多，根据自己的积累和现有的精力分配，哪一种研究方法能成为具有我个人标签化色彩的主打研究方法，哪种研究方法是必须掌握的，即使难度很大？

看完上述内容，大家的心情或许会显得比较沉重，尤其在全国编辑出版研究正处于低潮的当下，各级编辑出版专业的招生状况并不乐观，诸多高校的编辑出版学被裁减，为数不少的从事编辑出版研究的学者正在转投研究其他领域，等等。但就我个人来看，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编辑出版研究所面临的这些压力或危机，何尝不是一个个机遇呢？就学科研究领域而言，如果我们跳出传统编辑出版学划定的研究领域，以问题为导向，用“大编辑”“大出版”的思维将一切需要编辑和出版的信息或知识领域都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那我们的研究天地就会顿时豁然开朗。在主体理论建构层面，我们能否将适用于整个信息或知识领域的编辑出版规律提炼出来呢？能否借助知识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围绕“大编辑”“大出版”的核心领域来一一建构本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上，现今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抱着虚心的态度以不足为动力，那么借助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可为爆发更多创新研究成果的出现提供可能。

总的来看，在新的时代，编辑出版研究的确已到了亟待全面而深刻反思的境遇，但另一方面，从事编辑出版研究的学者也应该树立本学科研究的自信。编辑出版研究是一门古老的研究，人类自从有了语言、文字便开始琢磨如何将内容编辑好，当人类试图将信息内容复制留存或传播给更多人便有了出版的实践，可以这样说，人类只要有信息或知识的生产传播活动便会有编辑出版实践，便会有编辑出版研究。当下的编辑出版研究如若将面临的压力转化为动力，未尝不是一次重新焕发活力的契机，这同样适用于我个人。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若有偏颇之处，敬请宽容一名学术青椒的浅薄。

（朱鸿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