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劲松

【摘要】《宋代登科总录》是目前收录最全、规模最大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共辑录两宋320年118榜的4万多登科人的传记资料，填补了科举史研究的空白。全书为1080万字，共排7896码，493.5个印张，采用大16开圆背精装，分14册出版，是近年宋史、科举史研究领域出版的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文章分析和总结了这本书出版的经验，对出版同行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宋代登科总录》；编辑出版；书稿质量

《宋代登科总录》是近年宋史、科举史研究领域出版的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是笔者责编的第一部千万字级的书稿。作为编辑，笔者在职业生涯中碰到千万字级书稿的机会不多，有必要总结和分享一下编辑这本书的体验。

《宋代登科总录》是目前收录最全、规模最大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共辑录两宋320年118榜的4万多登科人的传记资料，填补了科举史研究的空白。全书总版面字数1080万，共排7896码，493.5个印张，采用大16开圆背精装，分14册出版。《宋代登科总录》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五大卷之一。《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被学者称为“21世纪科举研究第一大工程”，另四大卷为《隋唐五代登科总录》《辽西夏金元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清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是《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率先完成出版的一卷。

一、申请资助，后顾无忧

作为千万字级的书稿，《宋代登科总录》的原稿是作者提供的一大箱五六十斤重的A4纸打印的书稿，外加一张存电子稿的U盘。责编收到书稿不久，赶上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社领导认为《宋代登科总录》符合申报条件，指示进行申报。于是责编赶紧熟悉书稿，学习相关知识，撰拟申报材料，联系推荐专家，以“整个申报材料不能有一个差错”为标准，逐渐完善、定稿。最终，《宋代登科总录》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减轻了出版社做这样大部头书稿在经济效益上的后顾之忧。出版大部头书稿，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大，周期长，图书出版后出版社也未必能通过市场销售获取利润，甚至收回成本，若没有相关经费的资助，出版社的压力会比较大。因而启动实施大项目，责编或项目负责人必须重视各类项目的申报，尽量争取经济上的支持，开源节流。

二、整体设计，质量第一

在《宋代登科总录》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制定和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整体设计实施，二是书稿质量第一。整体设计实施主要为两方面：（1）编校上的整体观。《宋代登科总录》是一个整体，编校团队也是一个整体，编校团队的编校标准要保持一致。大部头书稿编校时尤其需要注意体例、术语和编校尺度的规范统一。因而，编辑组在编辑之初就整理了《〈宋代登科总录〉编校样例及说明》文档，分发给各编校成员，同时根据编校实际不断增补和完善。至项目完成，《〈宋代登科总录〉编校样例及说明》共积累30余页、200余条、3万余字，既保障了编校质量，也成为一份厚实的编校实例。（2）装帧设计上的整体观。《宋代登科总录》的装帧设计不只从它本身考虑，而且要从整体考虑。一是出版社要把它作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第一种来考虑，如封底加“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图标压凹；二是《宋代登科总录》要与本社已有文史工具书系列的装帧风格保持一致，这样可以借助文史工具书系列板块的品牌效应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书稿质量第一原则体现为，《宋代登科总录》规模较大，引文书证是全书主体，原稿在体例统一与引文核对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故在引文查核、索引编制、异体字处理、职官及历史地理知识等方面，对编校都有较高要求。为确保书稿质量，编校团队不惧困难，广泛核查，增加校次，向作者请教，并另请专家审校，虽然延长了出版周期，增加了成本，但这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三、编稿之乐，资料积累

编辑在编辑大部头书稿时，难免感觉枯燥、烦闷和痛苦，很难独自一人承担这样的工作，也很难让书稿周转自如。编辑在编辑大部头书稿时需要更专注，更高效，更有耐心。

编校书稿时，编辑的负面心绪不应成为主流。《宋代登科总录》作为大部头书稿，编辑在编辑这部书稿时，只要善于发现，就能感知到编稿之乐。

书稿在罗列登科者的书证时，往往会提到登科者的家庭情况，因而经常会罗列某人的多个兄弟的名字。如庆历元年“韩绎”条引王称《东都事略》卷五八：“韩亿字宗魏，其先真定灵寿人也……八子：纲、综、绛、绎、维、缜、纬、缅。”八子八兄弟名字都取带有“纟”且意义美好的字作名，列在一起，让人从内心觉得好，似乎仅此一句就能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光辉，更有一些登科人的名字直接且具有冲击力，让人一见精神即会为之一振，如“康师服”“史癸”“高清”“吴总”“李安”“闻人大雅”“赵痈”“胡整”等。书稿中的其他有趣点也比比皆是，完全可以当作“段子”看。

书稿中有的内容似乎能让人看见古人的真性情。例如，仁宗朝“丁讽”条引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九：“丁讽以馆职病风废于家。一旦，有妄传讽死者，京师诸公竞致奠，纸酒塞门，讽曰：‘酒且留之，纸钱一任别作使用。讽本乏资，由是获美酒盈室焉。”

书稿中有的内容令人称奇，能激起人的好奇心。例如，皇祐五年“黄中庸”条引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兴化县溪仙人岩上有野橘，其实无时，得者以为瑞。庆历间，陈方、黄中庸，元祐间方亚夫、薛审皆以九日游岩，人得一橘，登第。”

书稿中有的内容非常励志，不自觉间能让人获得正能量。例如，仁宗朝“张举”条引《宋史》卷四五八：“张举字子厚，常州人。登进士甲科。以无他兄弟，独养其亲，不忍斯须去左右。亲友强之仕，乃调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闭户读书四十年，手校数万卷，无一字舛。穷经著书，至夜分不寐。元丰中，近臣荐其高行。”

另外，编辑还会在这部书稿中碰到具有警醒作用的史例， 这些史例要求编辑必须重视语言文字，马虎不得。例如，嘉祐八年“李昭远”条引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三：“李昭远，莆田人。御试《夤畏以飨福赋》，本中第三人及第，以误写御题，降第三甲第一人……”

也许有人会问，上面列举书稿中的一些实例是信手拈来的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涉及编辑的一项基本技能，即编辑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必须做好书稿资料的积累。所谓“书稿资料”，就是编辑接触书稿后，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下的和收集的有关书稿的一切内容。例如，编辑在编校书稿时看到的精彩语句，观看电视时看到的与书稿沾边的一条报道，睡梦中对书稿内容的一句精彩概括，如此等等。当然，积累这些书稿资料，要着眼于它的实用性，如这些资料是否有助于书稿审读编校，是否有助于宣传营销，是否有助于提升自己。小的书稿如此，大部头书稿更要如此。《宋代登科总录》出版前期，编辑在撰写书稿初审意见、填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请表时下了一番功夫，有了积累，因而后期在提炼书稿宣传文案，整理结项验收材料，参评第二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时，就比较轻松。在书稿编校之初，责编就发现书稿中的有些资料很有趣，今后可能用得着，于是编校时就注意积累。积累有不同的方法，责编采用的是简单的方法，即在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加批注，批注为一叹号“！”，或为一两个字加叹号，如“哈！”“牛！”“励志！”“神异！”“好名！”等。这样的积累既不费时力，又便于今后查检使用或进一步整理。前文引用的一些“段子”，就是这样“拈”来的。

四、沟通交流，借力解难

书稿的编校出版不是责编一方就可以包揽的，大部头书稿尤其如此。在《宋代登科总录》的编校出版中，责编投入大量精力与作者、审读专家、领导、照排人员、校对人员、美编、营销人员、发行人员和读者等沟通交流，借助各方力量推进书稿的编校出版。经粗略统计，责编与作者往来电邮为256封，与审读专家、领导和同事等的往来电邮为142封，共398封。这些邮件主要沟通交流书稿审读编校、装帧设计、宣传营销和项目实施等方面的问题，有效解决了责编各阶段面临的问题，保障了书稿的顺利出版。当前，电话、短信、QQ和微信等通信方式非常方便，有些年轻编辑对是否还需要通过邮件沟通交流存有疑问，认为邮件沟通不够便捷，效率不高。在入职之初，笔者所在的出版社资深编辑赵明节老师就教导我们，与作者、读者、领导和同事等的交流在重要事项方面最好用电子邮件，虽然写邮件要稍费时，但邮件比电话、短信和QQ等更正式，更便于集中说清楚问题，也便于保存查阅，同时便于群发抄送；多写邮件还能渐渐锻炼编辑的书面表达能力，而书面表达能力对一个编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编辑对使用邮件进行沟通不用存疑，应更多考虑怎样用好邮件来沟通。

五、编制索引，高峰体验

什么样的编辑才算优秀的编辑，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在书稿编校方面，笔者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是，真正的高峰体验是编制索引，一个编辑没有为较复杂的大部头书稿编制过索引，不能说有过真正的专属于责任编辑的高峰体验。

编制索引主要不是指前期的条目提取，因为这个工作现在主要由排版人员通过操作电脑完成，但电脑提取也会碰到问题。《宋代登科总录》在初次提取人名条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脑导出的人名条目所带页码不准确，其规律是正文最前面的人名条目导出的页码是准确的，几十页后，开始出现页码不准确的情况，越往后，页码出入越大。责编本来对排版软件和索引标注不熟悉，但为解决问题，与排版人员一起研究排版软件，反复试验，结果发现原来是排版人员采用了老版本的索引标记命令，未考虑到书版软件的升级应采用新的索引标记命令。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保证了全部人名条目导出的页码准确。编制索引真正考验编辑功力的是在提取条目之后，电脑导出的条目需要责编处理。例如，在页码前加上册数问题（即如何从“朱熹/2837”变为“朱熹/⑥2837”，“⑥”表示第6册，这样更便于使用者查找）、笔画排序问题（4万多条超出word自动排序范围，且有500多个生造字无法参加自动排序）、重现合并问题（同名同姓者）等，都需要编辑有方法、有效率地进行细致处理。《宋代登科总录》一书索引的人名条目有几万条，三栏9磅字排了312码，为此，责编接受专家建议，为索引做了索引，即《姓氏音序检字表》。做这个索引对编辑来讲，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要花更多时间，且因姓氏多音，排序可能有不准的地方），但编辑想到此索引对一部分使用者会有用，故还是克服困难做了。

六、宣传推广，力求双效

出版社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宋代登科总录》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团队贯彻“全员营销、全程营销”的理念，重视宣传推广，扩大社会效益，争取经济效益。一是编辑团队与社内宣传营销部门一起，通过出版社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进行宣传；二是编辑团队与作者一起向业界专家和媒体寄送该书资料，《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大报先后发表该书的专业报道和书评5篇，使该书产生了较大影响；三是编辑团队在多场图书馆配会上重点推介该书，争取采购商及出版同行的关注，扩大销售，增强该书的影响力；四是编辑团队积极为该书申报相关奖项，如参评第十八届广西优秀出版物奖。

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宋代登科总录》出版后，编辑团队要准备材料申请结项验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准备该书宣传推广及双效情况的材料。编辑团队对所做的推广工作进行整理、结项验收时，验收组经过评审，认为该书成果与社会反响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价值，最终该书顺利通过结项验收。

七、弥补遗憾，有待将来

出版工作总是难免有遗憾。《宋代登科总录》也不例外，其在编校出版方面的遗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立体开发的遗憾。做书应力求效益最大化，大部头书稿尤应如此。《宋代登科总录》规模庞大、资料丰富，很适合做深度开发、立体开发。这在出版社编辑这本书之初就有所考虑。一是出版社考虑在出版常规版本后出版缩排本。常规版本14册，缩排本则采用小字号、字典纸，将14册内容汇为1册，定价较常规版本低，以适合更多个人读者购买。二是出版社考虑重新编排书稿，按同年、区域或姓氏等出版一些单行本。著名宋史学者王瑞来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所发的书评《宋代科举人物的渊薮——评龚延明主编〈宋代登科总录〉》中指出，“有了这部《宋代登科总录》，研究地域社会文化的盛衰和人才的消长，研究宋代政治史、社会史中的重要人物与同年现象，便有了基本的数据，获得了极大的便利”。若能出版出版社所设想的单行本，将更有利于王先生指出的相关研究。现实中也存在这样的需求。广西师范大学一位退休教授花时间翻检了该书的14册，对宋代广西籍登科人做了统计，整理了相关资料以供研究。广西梧州一位陈姓族长来电，说他正在修族谱，发现《宋代登科总录》上有他们宋代祖先登科的记录，希望出版社能帮他找到所需的详细资料。三是出版社考虑纸质本与数据库同时推出。对于这些立体开发的设想，出版社因种种原因未能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去实现，只能有待将来。

2. 索引编制的遗憾。编辑对该书索引编制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但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首先，因篇幅原因，书后只附了“姓名笔画索引”，有的读者可能更习惯“姓名音序索引”“姓名四角号码索引”，《宋代登科总录》一书都未提供这些。其次，编辑们只做了“姓名”的索引，未做异名、“姓+字”和别号等的索引。例如，乾德四年进士“毕士安”，小传中有“本名士元，字仁叟”的信息，但编辑们只对“毕士安”做了索引，未对“毕士元”“毕仁叟”做索引，只有期待正在编制的“宋代登科人物数据库”来实现这件事情。

3. 编校差错的遗憾。《宋代登科总录》规模大，文言书证是全书主体，通过摘抄文献制作卡片重新录排，出错概率大，故编校难度大。虽然编辑们与作者方在该书的编校上下了很大功夫，但通过成书质检，仍发现该书存有差错。这些差错因为已经印制成书，只有待加印再版时改正。

编校出版书稿的过程同时也是编辑们学习的过程，责编通过编校出版书稿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提升能力，体现了编辑这一职业的乐处和益处。

编辑一部千万字的书稿，其体验具体而微，表达体验也应具体而微。既然称“体验”，真正的贮存之所是心和脑，是时空之轴，诉诸口舌、纸笔，终究隔了一层。若言不达意，文不对题，读者诸君，幸勿见罪。王安石有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以此自励并与编辑同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