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咸明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文化工作者，为了保护祖国的古籍图书免遭日军劫掠和毁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古籍图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将数以万计的珍贵典籍疏散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同时，进行抗战宣传和服务地方民众工作，为传承中华文化遗产和鼓舞军民抗战士气，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时期广西的图书馆界文化工作者，在日军两次入侵广西前夕，进行了两次古籍图书抢救保护工作。笔者近来正从事《抗战时期岭南地区古籍抢救保护史料整理和研究》的国家课题研究，阅读来新夏等著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第九章《抗日战争时期的图书事业(1937—1945)》时，发现编著者对抗战时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41年和1944年抢救保护古籍图书的史实，存在时间和地点两方面的错误。希望通过对这两则史实进行分析和考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彰显抗战时期广西图书馆界文化工作者在抢救保护古籍图书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抗战时期广西抢救保护古籍文献两则错误史料的考证

1.1 错误史料之一:广西桂林图书馆1940年建分馆于栖霞山麓［1］347

考证和订正:广西图书馆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于省会桂林，由广西教育总会会长唐钟元(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之长子)、陈智伟等倡议募赠创办。以当时桂垣书局及体用学堂之图书移充本馆藏书。民国八年(1919年)因经费支绌，本馆奉令改为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本馆又奉令改名为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广西省会由邕迁桂，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本馆奉令改为广西省政府图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将省政府图书馆改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这是当时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龙兆佛写的回忆文章，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龙馆长的叙述，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名称演变历史作了清晰的梳理:“广西图书馆→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图书馆→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广西省政府图书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由此看出，“广西桂林图书馆”的称谓不正确，当时应该称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频遭日军飞机轰炸。为了避免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图书损失，“民三十年(1941年)，复为保存图书避免轰炸损失计，曾于对河栖霞山下建置栖霞分馆一所，阅览人数，每日亦在五百人以上”。唐现之亲历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桂林光复后曾担任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他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另外，新桂系施政记录——《桂政纪实》也提供了有力证据:“三十年，省政府鉴于桂林人口激增，因东江方面，岩洞颇多，一遇空袭警报，趋避方便，房屋之兴建及人口之增加，速率尤大，乃拨款命桂林图书馆别建分馆于栖霞山麓，划出一部分图书，交由分馆藏列，以便当地之民众阅览。”可以看到，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是在馆舍遭受日机轰炸威胁的前提下，为了避免图书损失，特地拨出一部分图书在今桂林市七星公园设立栖霞分馆，供读者阅览。可见，1941年，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为了满足江东读者阅读需要和避免图书损失计，在栖霞山麓(今七星公园内)建立栖霞分馆。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广西桂林图书馆1940年建分馆于栖霞山麓”，在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称谓和创建栖霞分馆的时间上有问题，是一条错误的史料。

1.2 错误史料之二:广西省立图书馆1944年迁往连县，第二批迁移的图书在迁移过程中，遭日机炸毁［1］347

考证和订正:1944年8至12月，日军为了挽救太平洋战争败局，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战火逼近广西。见此情形，广西省政府在省会桂林发布了第一次自由疏散令，9月初发布第三次强迫疏散令。唐现之回忆:“三十三年秋，日军侵桂，本馆奉令疏散，时馆长龙兆佛业已辞职，黄代馆长远智临危受命，因爱护地方文化，遂毅然肩斯重责，并将馆中最重要及重要图书概行装箱，计约七万余册。唯以当时交通工具缺乏，仅奉拨二十五吨民船一艘，容量只能载最重要特藏图书二分之一，约一万余册。至九月初领到疏散费四十万元，始得增雇民船五艘，将须载运之精要图书(约占全馆图书三分之一)运抵规定疏散地——昭平县属之当裕乡存放。”由此可见，1944年秋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奉省政府命令，将精要图书转移至规定疏散地——昭平县当裕乡存放。当时，地处桂东的昭平县是广西一个四等小县份，县城四周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桂江水路交通比较方便，因此成为1944年秋桂林疏散中心地之一，当时桂林市印刷厂、广西省立艺术馆等10余家机关团体，以及约2万余桂林民众一同疏散至昭平。

《桂林市志》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桂林一度成为西南抗战大后方，人口激增，书店林立，桂林图书馆成为收藏和宣传抗战文献的中心。至33年(1944年)，藏书达到30万册，其中报刊4万册，省内77县方志80余种，以及广东、湖南等20余省方志及珍善本图书等。藏书之丰富，设备之完善，在当时西南各省首屈一指。是年秋，桂林疏散，因条件所限，代馆长黄远智等10余人只能雇请民船6艘，将馆藏精要图书7万余册运抵昭平富裕乡保存。至抗战胜利时，仅存馆藏本省重要文献及珍本善图书等71 481册。”由此看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在 1944年9月12日桂林实施第三次强迫疏散时，只得雇佣6艘民船将精要图书7万余册疏散转移至桂东的昭平县富裕乡(时为“当裕乡”)存放。抗战胜利后，将保存完好的7万余册善本图书安然运返桂林本市。那么，桂林第三次紧急疏散时，省立桂林图书馆约20余万册图书并没有运出，而是被迫遗弃在桂林市内，桂林城沦陷后，馆舍设备和图书遭到日军抢掠和焚毁。因此，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仅仅抢救运出7万余册珍贵古籍图书，没有第二批迁移图书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被毁之说。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广西省立图书馆1944年迁往连县，第二批迁移的图书在迁移过程中，遭日机炸毁”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2 对两则错误史料最初出处的考证

为什么来著《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对抗战时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抢救保护古籍文献方面存在时间、地点等两方面的错误?我们查阅和比对来新夏等著《中国图书事业史》、王酉梅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相关记载和资料出处，发现这几部专著均引用同一有问题的史料。源头出在中国台湾学者出版的两部专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和《中国图书馆事业论集》，在资料引用方面出现错误，而后大陆出版的专著分别加以引用，导致重蹈覆辙同一错误。

2.1 从出版时间上看

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于1983年出版，时间最早;王酉梅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于1991年出版，时间次之;来新夏等著《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0年)、《中国图书事业史》(2009年)出版，时间最晚。

2.2 从史料内容上比较

对抗战时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抢救保护古籍文献转移时间和地点问题上，三部专著的内容均大同小异，其中以严著最为翔实:“省立桂林图书馆于29年(1940年)于栖霞山麓建分馆，以便当地民众就近阅览，并于30年(1941年)增设辅导部。广西省立图书馆于33年6月1日奉令停止阅览，同月11日迁往连县，由省民众教育馆拨让房屋一间存置图书。第二批图书于同年7月6日运抵湟江老雅沙附近时，遭日机轰炸，损失甚多。”大陆方面出版的三部专著稍简略，王著:“广西省立图书馆1944年迁往连县，第二批迁移的图书被日机炸毁。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40年建分馆于栖霞山麓。”来著:“广西省立图书馆1944年迁往连县，第二批迁移的图书在迁移过程中，遭日机炸毁。”可以看出，大陆方面出版的三部专著均引用了严著的原始材料，但引用的内容有所精简。通过比较发现，严著1983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所引用的原始材料存在问题。

2.3 从原始资料出处看

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引用该问题的资料出处看，标注是《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但是查阅《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九编《社会教育·图书馆》之第七目《战时损失及胜利后之清理与接收》一节，仅找到广东、广西两所省立图书馆损失的叙述，没有疏散、转移保护图书的相关记载:“广东省立图书馆，三十四年七月第二批运出图书一五六三九册、报纸三十三种，被敌焚毁;广雅典籍，被敌运走……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舍与各项设备，概遭焚毁。”于是我们进一步查阅严著引用的其他原始文献，发现问题出在张锦郎的论著——《中国图书馆事业论集》之《抗战时期的图书馆事业》一文:“广西省立图书馆: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一日该馆奉令停止开放，同月十一日迁往连县，由省民众教育馆拨让房屋一间存置图书。第二批图书于同年七月六日运抵湟江老雅沙附近时，遭日机轰炸，图书损失甚多。”由于张著引用资料错误，导致严著引用同一资料也出现错误，将“广东省立图书馆”误作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但是查阅张锦郎等编著的《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中，这一错误则改正过来，变为“广东省立图书馆”。可以看出，严著和张著在论述时，都把“广东省立图书馆”误作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

再来分析严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的相关记载:“省立桂林图书馆于29年(1940年)于栖霞山麓建分馆，以便当地民众就近阅览，并于30年(1941年)增设辅导部。广西省立图书馆于33年6月1日奉令停止阅览，同月11日迁往连县，由省民众教育馆拨让房屋一间存置图书。第二批图书于同年7月6日运抵湟江老雅沙附近时，遭日机轰炸，损失甚多。”这则材料存在两处错误:其一，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于1941年在漓江东岸的栖霞山麓(今桂林市七星公园内)建栖霞分馆，供民众阅览，而不是1940年，时间存在误差。其二，1944年9月中旬桂林实施第三次强迫疏散，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奉令疏散转移7万余册古籍珍本，选择的地点是桂东的昭平县当裕乡(后改为“富裕乡”)，而不是广东粤北的连县。省立桂林图书馆剩余20万册图书因为缺乏船只等运输工具并没有抢救转移出来，而是被迫遗弃在桂林城内，与桂林文化城“共存亡了”，没有“第二批图书转运途中被日军飞机轰炸焚毁”一说。

此外，经翻阅严著对抗战时期广东图书事业的叙述，发现还存在两处错误:“广东省:广东省立图书馆31年主办‘三民主义之伟大国防科学图表及民众读物展览’，32年该馆主办图书教育人员训练班，学员30余人，由省政府图书馆主持。该馆馆长由原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兼任。邵阳民众教育馆于28年10月成立图书室，柳州青年团和青年俱乐部则联合创设抗战图书室，供众阅览。”可以看到，这则史料将“邵阳民众教育馆”和“柳州青年团和青年俱乐部”归为广东省图书馆事业的叙述是错误的。众所周知，邵阳是湖南西部城市，柳州是广西中部重要城市，将湖南、广西的两座城市归于广东省，是明显的地名混淆错误。

1944年6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粤北军情紧急时，奉令将图书第二次疏散转移连县，而不是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是中国台湾两位图书馆学家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名称弄错了。以下五则资料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省馆在粤北期间，艰苦创业，蓬勃发展。数年以来，积存图书4万余册，惜经两度疏散连县，书刊水运至连县湟江老鸦沙附近突遭敌机轰炸，损失逾半，到抗战胜利迁回广州时，仅存 1.6 万多册。”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志》记载:“1944年7月，省馆第二批图书在船运连县途中遭日机轰炸，损失图书 1.5 万余册、报纸 33 种。”

《广州市志》记载:“民国33年5月，省馆藏书又转移连县，在水运途中遇日军飞机轰炸，船只沉没，损失图书 2 万多册，报纸300 余种。”

张世泰回忆:“(广东省馆)在第二次疏散(连县)途中，被日机炸毁了一条船，押运工人受了重伤，损失图书一万三千余册。”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述:“广东省立图书馆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第二批运出图书15639册，报纸 33 种，被敌焚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除了时间(应该是1944年)叙述有误、没有说明是因为日军飞机轰炸之外，在损失图书数量方面，与省立中山图书馆志的记载、张世泰的回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纵观上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严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对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44年转移连县及其第二批转移图书遭受损失的历史记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一史料实际上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44年第二次转移图书至连县的史实，图书遭受损失1.5万余册也是此次转运途中遭遇日机轰炸而造成的损失，与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无关。当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第二次转移图书至连县途中遭受的图书损失数据，《广东省志》《广州市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志》《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张世泰的个人回忆等不尽一致，但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志》和张世泰个人回忆的损失数字大体一致，可以肯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第二次疏散转移连县途中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损失图书在1.5万册左右。1944年，抗战胜利曙光已经初步呈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此时却遭受严重的图书损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加紧对中华文化遗产掠夺焚毁造成的严重恶果。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由于严文郁著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一书引用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抢救保护古籍图书的错误资料，导致后来大陆方面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图书事业史》等三部专著分别加以引用，进而导致接连出现同一史实引用错误的情况。

3 余论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图书馆界的文化工作者，在面临日军两次入侵的危急时刻，奉广西省政府命令，以文化人强烈的爱书、护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抢救保护了约16万册典籍图书，为传承中华文化和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4年秋豫湘桂战役、桂林第三次强迫疏散期间，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以黄远智代馆长为首的图书馆员工，奉令疏散转移馆藏图书，通过桂江水运将7万余册珍贵文献抢救转移至昭平县富裕乡保存一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又将这部分珍贵图书安全运回桂林市。建国60余年来精心加以保护，直至成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和存世的中华珍贵古籍文献。1941年，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在栖霞山麓建立栖霞分馆;1944年秋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7万余册珍贵图书疏散转移存放在省政府规定疏散地——桂东昭平县富裕乡。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某些图书馆论著在引用抗战时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抢救保护古籍图书个别史料方面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考证这些史料记载的真实性，避免以讹传讹，同时借以彰显广西图书馆界文化人为抢救保护古籍文献所作的突出贡献。论著、论文引用的史料必须慎重，至少是经过考证和核对过的材料，只有引用考证过的、可信的、真实的史料，学术著作才能减少错误，达到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