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炳锋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赋与颂是汉代两种重要的文体，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但是汉代赋、颂互称的现象在载籍中经常出现，给人以文体淆乱之感。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辨析。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或从文体生成的角度论证赋、颂具有某些共同的文体特征，或从汉人模糊赋、颂文体特征的思想观念入手作折中调和之论，这些阐释似皆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如果对涉及赋、颂互称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汉人的文体观念并不混乱，混乱的假象是由这些作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

一

有关赋、颂各自文体特征的辨析已甚分明，大致来说，赋体以敷陈为主要手法，以“不歌而诵”“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基本特征，以“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为审美追求。颂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为内容，渊源于《诗经》之三“颂”，故大多形之以四言。又“和乐兴焉，颂声乃作”，“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则颂具有合乐可歌性。颂体从《诗经》之“颂”分流而出后，虽不再与乐、舞相应，但是仍属韵文，黄侃即认为广义的颂“笼罩成韵之文”，故刘勰追溯颂体远源曰：“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

赋与颂一为散体一为韵文，本应各自为阵、不相与涉，但在汉代经学文学思想背景之下，二者却具有了合体的内在契机。赋被赋予的“润色鸿业”“宣上德”的职能，本应为颂体的内容特征，郑玄曰：“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