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超，张梦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科技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4)

苏轼对后人的长久滋养与启发通过两个方面得以实现：一是他的作品，二是他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为文和为人。苏轼实现了人和文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审视：一是他的为文的高度实用化倾向，二是他的为人的高度人文化倾向。对于苏轼来说，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创作动因、不同的创作模式往往频繁而自由地切换，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他皆善于化俗为雅、引俗助雅、以雅化俗，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意趣与畅达。

与祈雨相关的活动及文学创作原本实用性和程式化极强，属于俗的范畴，但苏轼对此却有别样的呈现。据笔者统计，苏轼在凤翔、杭州(通判任上)、密州、徐州、京城开封、杭州(知州任上)、颍州、扬州、英州、常州等地皆有祈雨活动，直接描写的诗词文作品有六十多首，间接涉及的作品超过一百首。苏轼何以如此频繁地参与祈雨活动，又何以不厌其烦地予以记述，他的祈雨文学具有怎样的特点？首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宋王朝正频繁遭受水旱灾害，作为地方官员，在灾害来临或者即将来临之际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乃职责所在，干旱时的祈雨也是响应民意的应对方式之一。正如苏轼在诗中所说“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奇穷所向恶，岁岁祈晴雨”(《答郡中同僚贺雨》)，可见干旱之常和祈雨之勤。他又说“穗者不实，荚者不秀，余土不耕，而闲民不种，则守土之臣，将有不任职之诛”(《祷雨磻溪祝文》)，对于苏轼来说祈雨在不少时候是一种不得已或者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