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鹏飞

在人类古老的翻译实践中，原文本为“权威文本”，翻译文本为“流传文本”，二者通过指意的关联度建立起“源”与“流”、“真”与“伪”、“经典”与“非经典”的关系。

但当代跨文化翻译实践却从相反表明，翻译乃“改写”与“操控”行为(“Introduction”；Lefevere xv)。通过翻译文本与源文本的涵义吻合度难以肯断其“经典”与否的身份，相反，正是翻译的“改写”与“操控”，扯断了跨文化文本之间语义忠实转换的链条，重估了源文本的经典价值，重构了源文本的文学等级，使源文本在流传中表现为全新的差序格局(Bassnett and Trivedi 2)。

本文拟以《文心雕龙》在美国的翻译实践为个案，通过讨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文心雕龙》主要翻译译本[亦即华盛顿大学施友忠(Shih Vincent Yu-chung)译本、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节选译本、哥伦比亚大学杨国斌(Yang Guobin)译本]的不同翻译策略与翻译风格，揭示《文心雕龙》源文本如何通过翻译的“改写”与“操控”，来祛除陈陈相因的“他者”恶名，继而完成自我身份的“经典重构”过程，兼及翻译诗学的合法性及跨文化流传文本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源文本文体语境再现与《文心雕龙》翻译的经典重构

将进入主流文化阵营中的边缘文化“他者”化，用“自我”的眼光凝视边缘文化，并冠以其相应的身份符码，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盛行的普遍现象。这一文化现象有其审美政治学根据，然而并非天然正当。冠配“他者”身份的边缘文化，会通过隐秘的“自我”身份修正，强化提升自我，由此开启了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博弈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