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漯河市委党校图书馆，河南 漯河 462001)

1 引 言

201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给予扶持。”通过政府购买向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馆服务是图书馆服务供给的新机制，这为图书馆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如李国新认为，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的立法旨在将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确立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公共图书馆法》的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吴建中提出，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供给是大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政府购买或与民间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产生的效率会更高。由此可见，效率标准成为人们对政府购买机制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即“政府出资、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图书馆服务新供给机制有助于优化图书馆服务服务资源的配置。但政府购买机制提升图书馆服务供给效率的主张遭遇诘难，全球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分析了政府购买包括图书馆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失败的众多案例，发现的问题包括成本超过收益、垄断、不公平、欺诈和腐败、削弱民主与参与等。当理想的政策设计可能遭遇非预见性结果，凸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是否能以同样的资源投入产生更多更好的服务？政府购买机制的效益与成本的关系如何确定即政府应该何时购买图书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