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风

寻找并且给出一座古老的江南古城的精神标本，对于一个讲述者来说是不轻松的。“精神”的疆域太大，世事也太纷繁，那种对往事的打捞，不仅需要强健的肩臂和抽丝剥茧的耐心，更需要一种判断与甄别的定力。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当事人口中获取那种种遥远的记忆，发黄的文字也会留住一些铁打的史实，不让道听途说的人们信口开河。但是，依附在那些人事上的温度早已随风消散。或许从风干的标本里，勉强可以提取一些我们需要的元素，但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潮汐风尚、身段眉眼、气息感觉，从来都是难以复制而一去不返的。岁月容易老化的程度，甚至不如一张窗户纸坚挺，昨天被大家仰望的东西，到了今天便已不知所终。至于标配，那是高悬在夜空的月亮，年轮的太阳还未喷薄而出，它则已经消遁于无形。

既然打捞是本文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不妨把过往的岁月压缩成一口硕大的深漆皮箱，然后把一座古城2000多年的各种标本，塞进少有缝隙的箱子深处；并且以一种游戏规则的玩法，不按照时间的顺序、地位的尊卑出牌，而是通过抽签来决定出场的先后。

第一张签：沿运河行走的少年

徐溥决定给李东阳写一封信。

这位1497年的退休宰相，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皇帝，避过了太多的血雨腥风，终于幸运落地，在浩荡的皇恩庇护下，安居在江南宜兴古城一隅，过着波澜不惊的晚年生活。

给李东阳写信，并不是闲来怀旧，而是因为一幅画：《清明上河图》。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今天的人一定认为这很牛逼，一定值很多钱；但是古人，特别是仁义之交的故友，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种精神托付。徐溥在整理旧物时，在一口樟木箱里发现了它。多年前的一天，大理寺卿朱文徵来宰相府见他时，将此画带来，两人一起在书房欣赏，徐溥还能记得，当时两人秉烛赏画、以茶代酒的情景，但是，当时朱文徵为什么没有将此画带走，他却记不清了。想来朱文徵是故意把画留下的。大理寺卿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正三品；老朱为什么要送此画给他？倒不是纯粹的拍马屁，而是仰慕他的人格与品位。当然，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孝宗皇帝对徐溥特别倚重，你不能要求一个身在染缸里的官员像少女一样纯洁。

想来，此画自北宋宫廷流出，在战乱中流落民间，辗转易手，可谓罄竹难书。这幅画名头太大，如果作为礼物，重到足以把一个书生之本的宰相徐溥压垮。朱文徵应该知道徐溥大人的秉性，朝野皆知的两袖清风，小心翼翼几十年，堂堂一个宰相，居然在京城没有自己的一座宅邸。朱文徵聪明，他希望给徐阁老这样一种感觉，虽然官职有尊卑，但精神是可以互通的，也是可以共享的。或许朱文徵和徐溥在赏画时故意说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以致让徐溥大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站起身，走到一张巨大的地图前说事，然后他们一起出门，直奔紫禁城而去，接着仆人就来收拾房间了。

多年之后徐溥再度见到这幅画，却失眠了。当年与朱文徵的秉烛夜谈还历历在目，这位大理寺卿的心思让他感慨不已。甚至他也有自责，或许他当时赏画时，流露出太多对此画的喜欢，实际上已经流露了占为己有的意思，所以朱文徵只能割爱？但又知道他爱面子，所以故意把画遗忘在他书房里？按理他不应该这么健忘，健忘到给人一种装糊涂的感觉，而且一装就是很多年。

总之，徐溥心里五味杂陈。晚年的他，已经把人生想得更透了，所谓财富，不过是人活在世上的一种依附，所有的身外之物，于己是累赘。特别是这样一幅国宝，留给子孙肯定是祸害，若赠与他人则是恩泽。他不能占有这样一幅稀世国宝。他现在还有能力做的一件事是，把这幅画归还给朱文徵。

但是，当他再次瞪大目力不济的老眼细细观赏这幅画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此画的题款上，有李东阳的叔祖李祁的墨迹。

也就是说，此画更早的时候，曾经属于李东阳的叔祖。如此说来，最合适的继承人，应该是李东阳。

这个李东阳既是同僚，亦可称他的得意门生，此人天顺八年举二甲进士第一，授庶吉士，官编修；弘治八年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文渊阁。其文采斐然，堪称天下文章领袖，更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茶陵诗派掌门。

而朱文徵老先生早已解甲归田，且驾鹤西去。所以，徐溥踌躇再三，决定将此画送给李东阳。

在徐溥留存的文字里，我们没有见到他写给李东阳的这封信。但是，依照徐溥的性格和办事特点，《致李东阳书》一定是有的。按时下的“情景演绎”来推算，他应该回忆一下当时他们一起在内阁共事时的和谐情景，然后婉转地告诉李东阳，《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会在他的手里。当时我与朱文徵都太忙乱，以致把这样一幅国宝丢在我这里也不知道。既然画上有尊叔祖的题款，那么现在应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这是徐溥式的表述。波澜不惊、点到即止，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徐溥大约知道，他们之间的任何一通手札，都有可能被后人评头品足。

然后，他会阐释一番自己的财富观，作为徐溥，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并且努力不以一个恩师、一个曾经的上级，而是平常人的口吻。字面上还是平静的。最终，他笔调一转，含蓄地建议李东阳，其实这样的一幅画放在任何人家里，都不是最好的归宿，即便它是祖传的，它也早已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

国家是谁？“朕即国家”，连天下都是皇帝的，难道要李东阳把这幅画送给皇帝吗？徐溥怕李东阳产生歧义，于是颤颤抖抖地把这一段删去了。

写完这封信，徐溥心里痛快多了。

问题是，如何将此画送到李东阳手里。此事他不可能惊动任何人，必须悄悄地进行。派谁去京城呢？他圈定了孙子辈的老三。名文灿，号中书舍人。这个孩子因为排行第三，昵称小三子。18岁的英勇少年，却是难得的性格稳当、办事妥贴。徐溥将写给李东阳的信塞进鳄鱼皮制的画筒，让仆人把画筒缝进一个缀满补丁的布袋里。行前，他与小三子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谈话。他要求小三子穿破旧的衣衫，只带少量盘缠，去时不坐船而是步行，沿着运河一路往北。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住大车店而不是驿馆，不与闲人搭讪。如果迷路或盘缠不够，要学会问路和讨饭。任何时候不可惊慌失措。等等等等。

小三子居然一一应允。末了，只说了一句话：万一路上遇到险情，晚辈何以应付呢？徐溥笑了，孩子毕竟还嫩。他从衣袖里拿出一个锦囊，命他缝在贴身口袋里，说不到生死紧急关头，不可取出。

头戴阔边深网巾，身穿缀满补丁的粗青布衫裤；手上搭一条青布长手巾，脚上蹬的是一双靸鞋——这是一种鞋帮纳得很密，前脸较深，上面缝着皮梁的布鞋。小三子这副行头，是当时江南地带典型的脚夫打扮。

一个薄雾缭绕的清晨，小三子悄悄出发了。

被乡亲们称为“徐阁老”的徐溥，平生乐善好施，退休后对乡里族人格外关怀体恤。晚年的他视力不好，大晴的天，眼前也是雾霭重重。他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宅邸到底有多大。某日，由两小僮，搀扶着他，在整个宅第转了一遍，并用双手抚摸着每座墙壁和每根楹柱。仆人问：“相爷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怕儿辈们把宅第造得太华丽啊!其实，六尺之驱，有张眠床就可以了。”

一是本色。二乃耿介。几十年夹着尾巴做人太久了，也有停不下来的惯性。

小三子上路已有月余。徐溥心里牵挂，经常由家人扶着在门外散步，谛听着路上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某日，忽然问道：“门外原是东南山乡上城大路，怎么听不到车履之声？”家人告诉他：“为了相爷能安静休息，故将大路迁到河对面去了。”徐溥听了，少有的勃然：“此乃何人主意？岂可为我个人安逸，而劳乡亲绕道而行呢？”他即命恢复大路于相府门前。消息传到民间，百姓无不赞叹。

仿效宋代范仲淹置义田之举，将自有田产800亩作为义田，分给族里村人耕种，是徐溥一直以来的心愿。更深的考虑是，如遇灾荒，减租免征，并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之事或遭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

然后，聘请塾师，兴办义学，凡徐氏子弟和村里贫家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又在进城的袱溪河口设置渡船，雇人摆渡，方便行人，乡人称之为“徐氏义渡”。

徐溥做这些事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疏财本是人生安稳的根基。一个富人身边如果集聚着三千个穷人，那他的日子一定孕育着危机。中等生活之外的所谓财富，其实是有害的。可以流传于世的东西唯有精神，而物质的东西如果太多，会把一个人的心志毁掉。只有穷人的掌声，才是世界上最金贵的东西，它不但让你安睡无虞，还让你彪炳青史。

这些道理，书上有吗？

三个月后。小三子终于在一个无月之夜回来了。他皮肤黧黑而粗糙，脚板上长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漫长而曲折的京杭大运河，让一个官宦人家的江南少年，变成了一个坚毅沉郁的青年。

小三子并没有过多地渲染一路上餐风露宿、讨饭问路的艰辛，也没有眉飞色舞地描绘见到李东阳大人的情景，他只是迫切希望知道，爷爷缝在他贴身口袋里的那个锦囊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徐溥呵呵一笑。允。

谜底解开了。那只是一张对折的白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世界上哪有什么锦囊妙计？假若真有，那也只能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心里。

徐溥如是说。

爷爷太厉害。沿着运河行走了三个月的少年有些开悟了。三个月的运河行走，足以让他回味一生。

顺便交待一句，小三子后来入仕官至尚宝司卿，正四品。这是一个为皇帝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官衔。他敦厚周慎、洁身自好，加之一直得到李东阳的关照，仕途也算顺风顺水。一直到爷爷去世了，他才悟到老人家当初让他步行去京城送画，含义多重，既是一次“劳其心智、饿其肌肤”的历练，也是给他一个面见李东阳大人、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

想那李东阳，虽然远在京城，却与阁老心心相印。时隔多年他在那幅画上题下长文，说明早先在此画上题跋的李祁乃是他的叔祖，祖孙在同一幅画上见面当属罕见，而徐阁老却是收藏此画最有风度的一位。

他没有忘记给恩师补送一份厚礼，那是一篇激情充沛、洋洋洒洒的《徐溥义田记》。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此是后话。

第二张签：吃掉一千头猪的盛大婚礼

知道李娃吗？岳飞的第二个夫人。

如果不是知县钱大人给岳飞写信，请求岳将军驻兵宜兴，并主动承担筹集岳军十万石军粮，恐怕岳飞与李娃是会擦肩而过的。

建炎四年的宜兴县令钱谌，是个亨通时势的明白人。南宋初年，金兵南侵，生灵涂炭，匪患猖獗。说白了，整天有匪报的县衙里，县令的交椅总是摇摇晃晃的。旧县志里这样写道：“金人掠宜兴，巡检方允武死之。金人入县之金泉乡，允武率士兵、乡民迎敌，杀获数级，夺弓箭与旗。后遇金兵，梅岭村力战而殁。”

岳飞的大军在江南与金兵作战，仗打得确实不错；但是缺乏粮草的困扰始终没有解决。部队饱一顿、饿一顿的，军心未免会不稳。县令钱谌筹集十万石军粮给岳飞，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岳飞一来，保民安邦，局面很快就稳定了。钱谌一高兴，还给岳飞立了生祠，为一员武将立生祠，这在江南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候岳飞的威望正如日中天。他身边并没有女人，之前的原配夫人刘氏，当年在河南汤阴老家战乱时，弃下子女独自逃命，且不知去向。岳飞曾经前后十八次派人去老家寻找家眷，均无着落。后来终于找到了失散的儿子岳云、岳雷，但刘氏去了哪里，却没有人知道。最后岳飞得知，刘氏已经改嫁两次，无脸再见岳飞。此乃岳飞心头的一块痛，尽管如此，岳飞还是派人给她送去五百贯钱以助其生活。

史料没有记载岳飞是如何与李娃认识的，只是交待李娃乃宜兴太湖边一个渔民的女儿，字晓娥。当时岳飞与金兵作战的战场在南部山区的张渚、茗岭、太华一带，这时李娃的出场，我们可以把她推演为宜兴各界慰问岳家军的妇女代表。这个慰问团的团长应该是县令钱谌，是他第一个发现岳将军对李娃有好感。历史记载的岳飞并不好色，但时年三十几岁的他，在江南宜兴这样的温柔风月之地，见到合意的女子，也是会动心的。钱谌劳军有方，区区一个民间女子算什么？可能他会亲自找李娃谈一次话，古时的女子，哪有什么婚姻自主的权利，自己的一切都由父母作主，钱谌是父母官，这方圆百里都得听他的。所以这件婚事没有任何悬念。李娃应该很庆幸，她第一次见到岳飞时，自己已经28岁，古代的女子十五岁及笄之年便可婚配，这个年龄颇不年轻了。她没有想到，居然岳飞大将军会看上她。岳飞与她的第二次见面，已经略去了男女之间的浪漫章节，所有的细节都围绕着如何随军过日子，李娃虽然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但她幼时也颇识些字，道理都是懂的。关键她的仪态里，有一份水乡女子的沉静与灵动兼容的气质，让岳飞颇为心动。一见面他们就很谈得来，想必一切都是前世注定。

彼时岳家军的大本营在张渚山镇，但是钱知县认为岳飞的婚宴必须在县城进行，在他看来，这不但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他钱某人的一件政绩。他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是他钱某人在给岳飞大将军操办喜事。而岳飞必须给钱知县这个面子，这一天无疑是个黄道吉日，凌晨，县城里从各地征集来的足足一千头肥猪被集体屠宰，它们发出的惨烈嚎叫很快被喧天的锣鼓所湮没。人们舞起龙灯，扯起花船，踩着高跷，载歌载舞涌向县城中心的文昌宫，这里原本是书生考试的庄严之地，现在临时充作为岳大将军举办婚宴的喜庆场所。摆不下的筵席，只能沿着街道一路排去，那一天岳军的中下级军官都到了，轮不到坐席的军士们，大块肉一样吃、大碗酒一样喝，好不痛快淋漓。清香的米酒是本地农家酿制，那是酸甜可口的标本。几百个厨师炒烩烹熘、各显其能；更多的人群沿街观望，他们穿上只有过年才穿的新衣服，等候宜兴的新女婿从这里经过。南宋时的宜兴古城区域，仍旧保留以蛟桥河为横向水轴、主城路为纵向陆轴的“田”字形空间布局。四街八巷、七座城门各有出处。城中心的蛟桥堪称古城肝胆。这一天早晨，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城外的人群蜂拥而入，热闹的程度比过年更甚。这里顺便说一下宋代的服饰，宋太祖时规定，庶民百姓不得采用绫缣五色华衣。但到仁宗、英宗、神宗直至政和七年时期，官府提倡改良服饰，而且更趋奢华。江南宜兴属于富庶之地，对于这些规定，民间从来置若罔闻，不但绫缣锦绣任意服用，而且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多种装扮方法，不但衣料选择考究，而且梳妆也很特别，有的梳大方额，有的扎发垂肩，有的云光巧额鬓撑金凤。贫穷人家还有用剪纸装饰头发，身上抹香，足履绣花等装扮。当岳飞迎亲的马车队伍从西城墙的荆溪门呼啸而入时，人们看不清被红盖头遮蔽的新娘子的容颜，却看到了威武的岳飞和他那闻名天下的坐骑“雪花骢”，在乡亲们的认知里，岳飞的容貌应该属于年画上画的那样，身躯魁梧，着黄金甲，披紫蟒袍，腰横玉带，一手抚剑，一手牵马，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特别是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敬意。却不料骑在马上的岳飞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他的眼睛亮得纯净，脸上是慈意的笑容，如果卸去身上的战袍，真像个邻家的大哥。他的坐骑“雪花骢”倒是非常了得，那是一匹浑身雪白、没有一点杂色的高头大马，据说此马健步如飞，长啸一声便吓破敌胆、闻之溃退。又传说它食量也惊人，每天要吃几升黄豆，要喂几石草料，只喝泉水，河水则不吃，脏水更是闻也不闻。

总之那一日宜兴古城的父老乡亲们过足了一把瘾。满城的酒香肉香让吃不上酒席的人，站在下风口闻闻味道、听听故事也蛮满足。有一个结论似乎是一致的，李娃这丫头嫁得好，嫁得真是时候。她应该为岳飞生五个儿子。满城的美女则一致嫉妒李娃的命好，凭什么呀，不就是个捉鱼佬的女儿吗，她身上的鱼腥味只怕还没洗干净呢。也不知道她哪来的福分。

这李娃倒是不肯辜负乡亲们的厚望。她一口气给岳飞生了三个儿子岳霖、岳震、岳霆，一个女儿岳银瓶。如果只把她看作一台只能给岳飞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那就错了。史书称她忠贞贤惠、有胆有识。首先，她对岳飞前妻刘氏生的孩子岳云、岳雷倍加爱护，视如己出。然后，对岳飞母亲姚太夫人非常孝敬，深得姚氏欢心。其实对于一个古代女子来说，这两样都是起码的功课，否则你怎么立足，怎么抬头？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或许会有一千个女人跳出来说，这有什么，我们都会。因为我们生下来就被告知，每个女人都必须这么做。不过，接下来的事，就不是寻常女子能所为了。居然这个渔家女子心细如发，不但能给岳飞管家，还能给他打理军队的后勤安抚事务，每当部队出去打仗，她必定要去那些部将的家中慰问女眷与孩子，那些来自五湖四海跟着男人闯荡的女人们，特别信服岳夫人。据汤阴县志记载，李娃还“日夜协助岳飞布置军事，部下军事有谋逆者，李夫人廉得之，不以言，一日会诸将于门，立命捕斩叛者，一军肃然”。这就更厉害了，李娃居然发现，岳飞的部将里有谋逆之贼，而当时岳飞并不在军中。情况想必十分危急。李娃不动声色，迅速搜集谋逆证据，然后布置妥当，突然齐集诸将，当众揭穿判贼行径，并宣布调查结果，将几个毫无防范的叛将悉数捉拿斩首。岳飞闻讯大惊，安抚妻子那是必然，但作为一个统帅，他是否也有用人失察之错？彼时男人的心思比较复杂，在整顿军纪的时候，岳飞加了一条：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干预军事。具体地说，李娃不得代行军令。这一条，想来并不单是对女人的限制，而是做给男人们看的。

不但限制李娃的权利，还限制她穿绸缎的衣服。作为岳飞的夫人，李娃平素非常注意自己的穿着，不华丽的素派装束，是她的基本格调。李娃的贤德内外皆知，皇家封给她的荣誉也很多，什么正德夫人、晋秦国夫人等，断不了有些场面上的应酬。岳飞对她的限制，有点说不过去；但他应该不是一般男人的那种小心眼，他是要李娃做全军家属的榜样，这跟他自己一贯的节衣缩食、不贪不占的风格是一致的。好在李娃听话，从此素食素衣，丈夫的话都是对的。古时大凡夫妻能够琴瑟和谐，必是女人让步，男人有数。岳飞和李娃都做到了。

其实李娃的主要功绩，还在岳飞被害之后。绍兴十一年的年底，她突然失去了青天般伟岸的丈夫，剩下她和一群孤儿寡女。于岳家、岳军，这无疑是一个灭顶之灾；于神州大地，则是一个举世皆知、人神共愤的冤案。老百姓的情感比较朴素，对于正在演绎的历史，他们一时缺乏与事实对称的信息，只能共同把愤怒的矛头指向“秦桧矫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主犯，是那个离宜兴不远的临安皇宫里的高宗皇帝，这个被朝野称为 “官家”的赵姓男人此时的心理，是不可能让岳飞多活一天的。李娃虽然是个女人，但她非常清楚，她丈夫的死，根源并不在秦桧，而是那个权谋权术已经相当成熟的帝王兼性格上的偏执狂。为什么要杀岳飞？一般人认为他是不想更深地得罪金人，是为了保护尚在北庭的母亲，实际上是为了规避更大的风险：哥哥钦宗尚在五国城“坐井观天”，假如金人一急之下将其放回，那么他的帝位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挑战。宋金重新开战之后，“岳家军”已经成为全国军容最盛、战力最强的部队，而且他杀气腾腾，动不动就“怒发冲冠”，扬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如果岳飞借此谋求政治地位，甚至挑战朝廷的权威，有谁可以与他交战并且取胜？

所以，岳飞必须死，死定了。这不光是做给金人看的，也是自己内心最迫切的需要。至于罪名，这并不重要，“莫须有”，便是一个上不封顶的滔天之罪。从岳飞开始，它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千百年来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强加罪名。

接下来，李娃见证了抄家罚没等皇家对待死囚的程序。她想带着孩子们回老家宜兴。老家的父老乡亲也在以各种方式安慰她，亲朋好友甚至已经在太湖边的唐门村为李娃的到来准备生活上的安置。但是官家咳嗽一声就否掉了，不允。从地图上看，宜兴离临安太近了，任何一个君王都不会允许一个死囚的家属定居在皇城的眼皮底下。于是，一份荒蛮且悲苦的流放文书放在了李娃面前，举家去岭南，这个队伍里包括与岳飞一道遇难的长子岳云之妻巩氏，4岁的长房幼孙岳甫，才1岁的次孙岳申、3岁的幼孙女岳大娘；岳飞的次子岳雷时年16岁，次媳赵氏，1岁的次房幼孙女岳二娘；另外还有她与岳飞所生的三儿一女。

流放岭南，这是当时对重要政治钦犯的特别待遇，酷热加上瘟疫，加之江南人的水土不服，官家希望李娃一家最好是死在那条艰难的驿道之上，这样于大家落得个干净。临行前，官府的衙役突然不允许年幼的岳甫、岳申与母亲巩氏一起上路，这让巩氏大哭不止，甚至以自杀相抗。李娃安抚巩氏道：“以吾夫之贤，可使无后乎？”巩氏于是忍痛不再哭泣，携着坚韧的婆婆踏上征途。

通过渠道，与官府一再交涉，李娃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脉资源，但是她不弃不馁，最后官府终于同意两个幼孙跟他们一起上路。

历史没有记载李娃拖儿带女前往岭南的具体时间，但是宜兴的父老乡亲却打听到了他们动身的日子，那一日城南的城隍庙前集聚了许多百姓，他们面朝南方，焚香祷告；更有三二文人赶到古城墙外当年岳飞与金兀术大战一百回合的 “百合场”，临风洒泪，挥写胸臆。

岭南是李娃生命里的一阕绝唱吗？整整二十年，仅仅用“凄风苦雨”来形容她和儿女们的困苦与卓绝是不够的。那个年代，纵穿帝国南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大运河入长江，再入赣江，翻南岭，过梅关，入珠江流域；还有一条路是由长江入湘江，经过灵渠，再进入珠江流域。李娃一家应该是走大运河这一条路线的，这条布满冤魂怨鬼的曲折道路，多像一根长长的绳子，把历朝历代不同际遇却同等命运的人捆绑在了一起。不过，若要盘点历史，像李娃这样的女子，在流放的人群里，绝对是绝无仅有。

最难忍的苦，不是瓦灶绳床、缺衣少粮，而是精神上的种种奴役。今天的人们或许久违了古时发明的一种惩罚之法，叫做“编观刑”。这是流放人群里最为严苛的一种刑罚，表明人身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比如你到了一处稍有人气的村落，你却不能与当地的人有任何交流。你隔三差五必须去监管人那里“呈身”，这里的呈身可不是旧时意义上的自荐求仕，而是带有“验明真身”的味道。如果李娃是个意志脆弱的女子，在岭南的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她完全有理由去死一千次。但是，汤阴县志称她“居患难不改幽闲之操”。她竟然是乐观的，当眼泪已经流干，当心肝已经变铁，当脚茧已经变厚，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李娃一定把什么都想到了，她眼前晃动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岳飞的第一任夫人刘氏，她给岳飞生了岳云、岳雷，自己却在战乱中弃下儿子，改嫁他人。刘氏被天下人耻笑了许多年，成为铁板钉钉的著名民间弃妇个案。她爱岳飞，生是岳飞的妻，死是岳家的鬼。只要一息尚存，她一定要带着儿女们活下去，以自己的全力，照看好岳氏一门的生命脉息。

史书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李娃在流放岭南的二十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为岳飞申冤，她在飘忽的烛火下秉笔直书的，其实是自己一直没有放弃的信念，她的丈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她相信那些横加的罪名，终将要被推翻，一定会被推翻。

说什么梦里家山、故园依稀，宜兴在她心头，从来不是一个飘渺的梦幻，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依存。事实上，她和老家一直没有断过联系。《岳氏家谱》这样写道：“霖以家难去相徙宜兴，宜兴之民念飞之功，相率为买田宅以居之”。这里记载的，是岳家的一个重大转折，李娃之子岳霖带领家族的部分成员终于从岭南迁到宜兴，在岳飞生前住过的唐门村落户。这里地处太湖之滨，也是李娃早年随父打渔的栖息之地，河汊港湾、水陆通达，能进易退、民风敦厚，是避居的绝佳之地。给岳家买田置地的钱物，除了亲朋好友，更有宜兴的一些望族出手相助。这个时候的知县已经不姓钱了，但是，宜兴人不忘旧恩、乐施好善的古风还在。这座厚道的古城不会忘记她的优秀女儿，不会忘记曾经前后十年之久在宜兴保家卫国的岳将军。

彼时宋高宗已经下野，以“太上皇”之名安享晚年，他的侄儿宋孝宗继位，形势似有松动，时局也今非昔比。李娃的申诉状一封接着一封飞向皇宫，朝野对岳飞一案的议论波涛，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有一位名叫张伯麟的内侍右武大夫，号称白锷馆客，曾在太学壁上题字：“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当时徽宗已经死在金国，明白人都知道这是讽刺赵构的。如果说，当年官家杀岳飞是政治需要，那么，现在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也是政治需要。然后，此时秦桧已死，把所有的罪名推到他身上，更是一种政治需要。不过，秦桧可没有那么傻，他或许知道身后的千古骂名，在晚年的日记里，他披露了一段当年他与官家的对话，大意是，他曾经劝官家不要杀岳飞，一是罪不致死，二是动静太大，恐会引起举国上下的动乱。官家盯着他说了一句话：岳飞不死，那就你死。

彼时李娃已然飞雪白头，她等到了丈夫的昭雪。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她和家人从惠州生还。荣誉突然像雪片一样飞来，岳家的子孙不但获得自由，又可以做官、封妻荫子了，之前她被剥夺的荣誉，诸如“正德夫人”、“晋秦国夫人”、“楚国夫人”等，一起回来了。不过，历经生死大劫的她，无论皇恩的雪球滚得多大，皆能平淡面对。心头唯有一处是热乎乎的，那就是故乡一直爱她。平生最大的欣慰，就是她的儿女们都爱宜兴老家。岳霖把乃父的衣冠冢建在宜兴唐门村，供爱戴的人们凭吊，他自己活到88岁，乃选此地，作为自己的安眠之所，永远陪伴父亲的脉息。

古城的父老乡亲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李娃能够在家乡安度晚年，退一步说，纵使生不能还乡，至少也能在身后魂归故里。宜兴方面派亲属代表与李娃接触，表达故乡对她的挂念。李娃长泪双流，面朝故乡的方向，深跪不起。她托来人转告家乡父老，因为岳飞的母亲葬于江西庐山，出于孝道，也出于对岳飞的交待，她不能回来与家乡父老团聚了，假若人有来生，她定会给家乡父老尽孝。之后，她立下遗嘱：终后葬庐山，陪伴岳母姚老太太。

古城闻知消息，一片咽然。

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孝宗皇帝发表《径岳夫人楚国夫人文告》，称：

“荣悴有时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飞以篆车絺冕，备大将之多仪；而李以文驷雕轩，正小君之显号。系疆宗之鼎盛，何奇祸之骤兴？殆兹天定之时，宜尔邦诬之辨。前楚国夫人李氏，柔洁以为质，检勤而自修，处安荣不闻骄妒之愆，居患难不敢幽闲之操，阖门远徙，阅岁屡迁。眷念前朝既下生还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锡以土田，为其汤沐，子孙并仕，顾惟晚岁以何忧？门户再兴，尚识大恩之所至，可特复楚国夫人。”

第三张签：浮在一壶茶里的沧桑

前两折也太高大上了吧，动不动就是宰相将军、名媛夫人，老百姓仰望了一会儿，脖子都酸了。其实古城内外世世代代苟活的，太多的还是平头百姓。很久以来他们的精神如何安放，如何给他们构建一些够得着的精神平台，往往容易被历代太忙的大人物们所忽略。

上庙烧香，下馆喝茶。老百姓的精神就是这样安置的。烧香的事咱们不说，就说喝茶这件事，基本与口干没有关系，它是人的一种精神念想、一种肢体活动，一张喝茶的嘴只是帮衬。古城外的南山上产茶，当地还出紫砂壶。这里的人爱说一句话：用紫砂壶泡茶的地方，哪怕是个茅棚，也是茶馆；用水杯解渴的场所，就算富丽堂皇，也只是个喝茶处所。

古城里原先茶馆很多。大大小小，有五条河穿城而过，城就像一把大茶壶，舒舒服服的泡在水里。茶馆就设在邻水的楼屋，不是湘西的那种吊脚楼，那比较逼仄；江南茶馆的格局，要的是宽敞明亮，要的是河风穿堂而过，要的是边品茶边凭栏欣赏河景，人坐在里面当然舒服。不过古城外的乡村茶馆不会那么讲究，乡下人也要喝茶。有点实力的角色都去了城里的茶馆，草民也分三六九等，进不了城里的茶馆，乡下人就去小街上的茶社、茶摊，一样开心。

古城的茶馆，首先不是讲喝什么茶的。它是当地新闻的权威发布中心，比如共产党刚进城那会儿，各种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手里的金圆券都变成废纸了，以前银行的存款还作数吗？新政权为了安定民心，贴了很多布告。但是，毕竟许多百姓是不识字的，以讹传讹的事谁敢相信呢？再就是江南的雨水多，一夜风雨刮下来，什么都没了。准确的消息，还是要到茶馆里去打听。你一踏进茶馆的大门就有人在说：凡是国民党遗留的银行债权债务之清理，一律以人民币结算，1元人民币折合金圆券6500元。利息呢，结算至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是共产党进城掌权的日子。好了，大家都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讲道理的，虽然过去的钱已经不是钱了，但是，新政权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擦屁股纸。发布消息的人其实就是茶馆的老板，他肯定不拿政府一分酬劳，但是他一张嘴就起到了今天的一个外宣部门的作用。

久而久之，在茶馆聆听说古道今，慢慢成为茶友们精神上的一种依赖。

有些消息，本身就是替政府在说话。比如，抗美援朝那会儿，政府号召捐飞机、大炮，有人在茶馆里说得慷慨激昂，志愿军在前方流血牺牲呢，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一进茶馆就有茶友问你，喂，老贾，你捐了多少？哎哟老李你太厉害了，捐这么多啊！最后政府统计的数字也在这里传播：“全县人民共捐献飞机大炮折合人民币57.9万元，慰劳品284365件。”没有捐献的人，喝茶的那颗头颅，怎么也抬不起来。

当然也有政府不便公布的负面消息，在茶馆流传得特别厉害。因为消息本身是带翅膀的，即便是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你也封锁不了。比如，刚解放那年，徐舍区美栖乡政府助理员杨某，被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头子高某策反，居然携一挺轻机枪投匪。杨某投匪后，先后在张渚、鲸塘、徐舍、官林等地发展特务组织，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多名。此事在茶馆被编成了段子，茶客们听得心惊肉跳。最终大家还是嘘了一口气，共产党江山都拿下来了，还怕你几个虾爬虫？

有些事情传起来特别来劲，比如古城东门外最大的尼姑庵“净山堂”被遣散，十多名尼姑还俗，其中有两个号称绝色美人，她们去了哪里，如何安生，还俗后她们会嫁人吗？茶客们比政府还上心。又有某青楼老鸨居然摇身一变，当了居委会的治保委员，也笑翻了大家的肚皮，至于谁谁谁贪污腐化吃官司了，谁谁谁咸鱼翻身平步青云了，都在茶友们的辛辣点评之中。

说茶馆里只有茶香，那是外行话。一壶茶之外，还有蟹黄生煎馒头的飘香，各式应时零食的诱惑，也是不可阻挡的。比如百合莲子羹、推酥麻糕，以及蛤蟆酥饼、烧麦、炸春卷、鸭胶面、鸭血粉丝汤、开洋馄饨等花样小吃，纵然你有两个肚皮，也让你吃撑了兜着走。

嘴里吃着，耳朵和眼睛也不能闲着呢。本地戏曲有滩簧调，俗称常锡文戏，昆曲和苏州评弹，有让茶客们着迷，扬州评话与南京白话也不赖，说武松血溅鸳鸯楼，光是从楼上跑到楼下，就讲了一个月，听众还真没办法不跟着如痴如醉。江湖上的草根说唱艺人，大有大的来头，小有小的出处。他们的献艺场所，主要还是茶馆里。自诩品味高雅的诗人词客，也会放下身段，到茶馆的雅座间里吟诗作词，号称雅聚。清末民初，本地有白雪诗社，江南一带小有诗名，常熟太仓、昆山江阴，这些地方的骚客文人经常跟他们来来往往，客人来了，大家就在茶馆里轮流做东。到民国初年，古城最牛的茶馆当数凤阳楼了。老板姓王，家藏唐伯虎、郑板桥等名家字画，茶馆里有时来了大菩萨，（本地对大客户的俗称），王老板为了给客人助兴，就会把那些镇宅的宝贝挂在茶馆后边的一间雅室里，供茶客们欣赏，座间也时有艺人前来清唱助兴。乾隆年间，西城墙下靠近护城河的一家茶馆，名叫春泉楼，某日来了一位皂衣茶客，包了一个雅间，大锭的银子往桌上一搁，要当地唱滩簧戏的头牌花旦莫水蓉来给他唱上几曲。可是那天有一个当地的巡捕头子过生日，提前一天订了莫水蓉的戏牌。当时戏就在他的隔壁唱，一阵阵软糯婉转的曲调传过来，让这个茶客好没面子，此人故意去隔壁挑事，没好好说几句话，就跟巡捕头子打起来了，从楼上一直打到楼下，围观的人跟着起哄。原来那客人是苏州巡捕房的，也是个捕快领班角色，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当地的巡捕头子赶紧谢罪，把那莫水蓉拱手相让。没想到莫水蓉是个有血性的女子，她竟然不依，朝那苏州巡捕房的客人唾了一口，水袖一甩，掀翻一盘送上来的银锭，转身就走。围观的茶客一齐鼓掌，说这女子真帮咱古城长脸。

特殊情况下，茶馆跟戏园子一样，也是可以包场的。比如民间诉讼，类似土地纠纷、房屋债务、婚姻冲突等等，矛盾的双方都不愿意去官府报案，花冤枉钱，影响也搞得太大，相比之下，还是在茶馆“吃讲茶”，私了比较妥当。如此，茶馆就变成了一个临时审事庭。大法官是谁？应该是当地的“老娘舅”，他不一定是当官的，却是民间有身份、有实力、有地位的长老。这种人很忙，到处有事请他，平时他就吃三碗面：场面，情面，人面。比如兄弟两个为了祖传的房屋起了争端，不惜大打出手，于整个宗祠都没有面子。这个时候的“老娘舅”，就必须是宗祠的长老。把茶馆包下来是因为家丑不能外传，费用是按座位计算的，由双方平摊。茶馆收了钱，有义务把场子重新布置一下。老娘舅肯定是高居中间的主位上座，他的左右边，分别是矛盾的双方。待堂倌给每位泡上香茶，老娘舅就开始讲话，实际上是给双方制定一个游戏规则，有理可以说理，无理不可取闹，更不可大声喧哗。每个人手里的一盏茶也在提醒大家，这里是说理的茶馆，不是喧嚣的闹市。各种申述、争辩由此展开。如果哪一方情绪激烈、言辞失当，老娘舅就会适时地假咳一声，这比法官的惊堂木灵多了。其实双方的矛盾分歧，老娘舅心里早就心知肚明，要不他还能吃这碗饭？他用的是平衡法加推背法，说是非他必有定见，讲公道则不带私情。他说出的每一句话，看似随口而出，实则深思熟虑，句句都是点到为止，进退自如。说到最后，有理的一口气终得释放，亏理的脸面上也能过去；赢了理亏些钱，赢了钱挨些骂，大家心理上都扯平了。若是夫妻破镜重圆，还得给老娘舅送份厚礼。

想一想也真是，一座古城有真该有那么多的茶馆。那都是精神的气场。在这古城里做一个老百姓，每天去茶馆里舒舒坦坦喝一壶茶，换一口气，释放一下精神，多好啊。

可是，时光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古城里的茶馆，却只剩下两家了。

并不是喝茶的人少了，而是大大小小的茶馆经历了合并与归公，这里并不是说合并与归公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作为公家，他总有全盘的考量，在一种跟以往不同的价值观的支配下，他有权力对茶馆进行改造。经营不善的可以撤并、改行。所以最后就剩下两家了。

一家叫畅和茶馆，场面很大，就在蛟桥附近的闹市，喝茶的人大都是“五匠”：泥瓦匠、木匠、铁匠、油漆匠、箍桶匠，当然它的外延太大，还可以有钟表匠、豆腐匠、弹棉匠、理发匠、阉猪匠、补锅匠、焗碗匠，等等。有些还称不上匠人、凭点死力气吃饭的角色，比如脚夫、撑船佬、举重（非体育项目，单指抬死人的行当），也在这里喝一壶茶。

另一家叫公园茶馆，略偏僻些，在古城南的护城河——南虹河边，原来的任姓私家公园里。有巨大的银杏、倒垂的古柳，有九曲桥、藕池，半山凉亭。茶客多半是教师、医生、会计、文书、画人像的，代写书信的、邮差、唱戏的，写招牌的，反正都是断文识字、有文化墨水的人。

自打这古城有茶馆以来，茶客们都是“混搭”在一起的。虽然古人说绸不搭布、穷不搭富，可在一壶茶面前，人人都是客人。为什么后来的茶馆会这样分？那可能还是跟每个人的“成份”有关。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出身、成份太重要了，两个陌生人在茶馆相遇，一起喝茶前，先要问一下什么成份。贫下中农是不可以和地主资本家坐在一起喝茶的，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有必要重温一下当年成份的划分，贫农乃至雇农，是最可以依靠的革命阶级，中农这个档次里面比较复杂，下中农还可以跟在贫雇农后面一起进步，但已属于受重用的边缘；轮到富裕中农就要打折扣了。因为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富裕中农肯定是不愁温饱的，甚至是饱暖思淫欲的，能重用他们吗？至于地主富农，那是被打倒的阶级，是剥削贫下中农的。

过去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不是钱多钱少，也不是房大房小，而是穷人基本上不识字，而识字的大都是剥削阶级。按这个意思来理解，那些能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其“成份”基本上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畅和茶馆就变成了古城的一座革命大本营；匠人们都来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或者是贫下中农底子的工人阶级。凑在一起喝茶时，虽然也开一些不那么革命的玩笑，但是他们大体上不会豁边；共同的乐子，共同的嫉恶如仇，编织成一种温暖的、不可替代的氛围，而且这是茶资以外的馈赠，是免费的，大家都很在乎。他们凑在一起还有一个好处，谁要修个房子、砌个灶台，搭个牛棚、堆个猪圈，你只要到畅和茶馆，大着嗓子一喊，立马就有一圈人站起来跟你走。

公园茶馆的茶客呢，如果你说他们没有那么革命，他们会生气的。事实上，在那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努力进步而生怕被时代抛弃。有些娘胎里的“毛病”，比如，书读得多了些，脑子就会多动一些，眼光就会独特一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些几乎是共同的“毛病”，让他们的人生总是磕磕绊绊。那时的小知识分子，成份都不太好，在单位里即便不受排挤，也会过得不太顺心。打死也改不了清高、雄辩、爱激动的毛病，有点事就长吁短叹。而他们喜欢了一辈子的古典诗词，已经逐步让位于时尚的口号与标语了。怎么办呢，毕竟精神的标配比口渴的时候喝一壶茶要难得多。

这里保存了两张畅和茶馆与公园茶馆某日的节目单：

畅和茶馆

1965年5月1日

上午：说岳全传第三回：《岳飞枪挑小梁王》

（江都县曲艺团 刘一先）

下午：革命长篇评书《烈火金钢》

（吴江县评弹团 钱浩榕）

茶资：上、下午（各）绿茶1角 红茶8分

特供：绿茶末6分 红茶末5分

公园茶馆

1965年4月15日

上午：《梁祝》

（特邀苏州评话名家：金声伯）

下午：革命长篇故事：《青春之歌》

（特邀著名弹词演员：邢晏芝）

茶资：上、下午（各），绿茶（毛尖）2 角

特级红茶（阳羡金毫）1角5分

另有各式时令小吃，味美价廉。

这两份节目单看上去平平淡淡，细细琢磨，却觉得蛮有意思。首先，从两家茶馆上演的节目看，除了传统书目，都加上了革命题材。1965年已经是文革前夜，即便是在偏安一隅的古城，政治空气一样很浓；不过，即便是革命题材，也有区别，畅和茶馆讲的是从头打到尾的抗战故事 《烈火金刚》，而公园茶馆却选择了有大段知识分子爱情故事的《青春之歌》；其次是演员的阵容，畅和茶馆的两档节目，都是县级剧团的演员挑梁，公园茶馆却不同，居然请来了金声伯和邢晏芝这样的曲艺名家；即便当时他们的出场费不像今天这样昂贵，但肯定比县剧团演员要高得多。再就是茶资，显然畅和茶馆走的是大众路线，且特别考虑到收入低的人群，以价格低廉的茶叶末子来惠顾囊中羞涩的茶客。

显然公园茶馆是以名家的影响加茶叶、小吃的档次来拉开与畅和茶馆的距离。去过公园茶馆喝茶的人知道，每逢早晨八九点钟，茶馆还免费提供一把热毛巾给每位茶客，据说那把热毛巾很香，热腾腾的，喝早茶的人出门早，很多人还没顾上洗脸，三壶茶一喝，浑身汗津津的，这个时候来把热毛巾，有醒神提气之功效。江南四、五月份，正是新茶上市的季节，一杯新绿售价2角钱，价格确实不菲，当然，节目门票已经包含其中。即便这样，对于一个月薪金几十元钱养一大家子的职员来说，依然是个考验，也就是说，来公园茶馆喝茶，可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你得有点文化，要不然别人说话你接不上茬，比如你能参与讨论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爱情吗？你得会品茶，懂点茶道，要不这么好的茶，你当河水井水喝，脖子一仰一通牛饮，岂不糟蹋了。最关键的是你舍得口袋里的两角钱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角钱，可以买八个鸡蛋，或买三碗阳春面，可以供四个人同时看一场电影。如果你一边喝茶一边心疼，那么你的胃是舒服了，但小心脏会受不了的。

不过，喝茶叶末子的畅和茶馆，绝对有政治上的优势。这些是后来的人才醒悟到的。许多“五匠”身份的茶客，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先后离开了手艺，当上了干部。由于他们出身好，政治上可靠，虽然识字不多，但经常走南闯北，嘴皮子功夫没有问题，组织上需要把他们充实到革命的第一线。有的在村里担任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也有当村支书的；厉害的角色，被选拔到城里来了。比如当年的一个茶客刘木匠，出身是三代贫农，各种身段恰当；造化弄人，没几年出息得有头有脸，七拐八弯就进了城，到商业系统当头头了。由于太忙，刘木匠慢慢地不能来畅和茶馆喝茶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他喜欢的那种温暖的气场，办事的时候，总要给畅和茶馆一些照顾。相比较之下，当他路过公园茶馆的时候，心里突然会感到一阵别扭。你们不就是工资高一些、出手大一些、识字多一些、想法多一些吗？两角钱一壶茶，你们知道贫下中农在田里干一天挣几角钱吗？你们聚在一起，拉呱一些什么鸡毛蒜皮啊，牛逼给谁看？根据线报，你们谈论的东西，貌似革命，其实是对社会的不满。这很不好！

这个时候，中国城乡的权力重新分配，已经在敲锣打鼓和口号喧天的格式中完成。按当时人们的理解，革命，就是革掉那些不合时宜的、非无产阶级的，让人瞧了不舒服并有可能毒害劳动人民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公园茶馆因“上级通知”和“革命需要”，撤并到畅和茶馆了。为了接纳新的茶客，畅和茶馆盘下了隔壁的两间门面，增加了若干桌椅，颇有一种招安的味道。以前在公园茶馆喝茶的各位茶友，欢迎你们。

当然，有些人还是来了，开始不习惯，慢慢就融入了，不就是喝口茶嘛；有些人却来了又走了，虽然是喝口茶，这茶也要喝得舒坦，喝来喝去，难道不是喝的心情吗？还有些没有来的人，改在家里喝茶了。

一种接近主流价值观的民间舆论认为，古城过去的茶馆太多，容易滋生好吃懒做的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古城的群众比较忙，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少喝一壶茶，多干一会活，这才符合时代精神！把公园茶馆撤并到畅和茶馆，有利于让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完全彻底地占领一切阵地。

很快，规模扩大后的畅和茶馆出台了惠民措施：为了让更多的工农群众能够更好地喝茶，茶资一律5分钱，取消所有茶食点心。据刘木匠透露，把一壶茶降到5分钱，壶里泡的可不是茶末，而是正宗的阳羡红茶，当然是亏本的经营。领导层为此分歧颇大，最后民主集中，还是决定，为了方便工农群众，这一壶亏本的“革命茶”，必须让大家喝。

然后，评话说书的内容，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扫地出门，全都改成了革命故事。比如《李双双》《红色的种子》《平原枪声》等等。茶客们觉得也挺好，一样有噱头，有乐子，吊胃口。但也有的人私下说，爱情没有了，难道这些故事里的英雄都是和尚加尼姑？

据说，公园茶馆的招牌被摘下来之前，一些老茶客相约一起，以茶馆为背景，请古城中学的王老师拍了一张照。王老师也是这里的老茶客，他有一架德国徕卡相机，是这古城的稀罕之物。四十年后，它成为一张典型的老照片，出现在一本古城文化界的回忆文集里，从画面上看，你看不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心情有什么不畅快，所有的人面容安详，目光沉静，并且略带笑意。如果细细端详，依依不舍的意味是有的。或许他们想说，这个世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人活一壶茶，怎么也得喝好它；老百姓怀里揣着一颗平常心，日子总是要好好过的。

这张照片的影调很柔和，背景虽然有些发黄，但愈益增加了沧桑感，让我们今天的人心生感慨与敬意。

第四张签：户口啊户口

1985年冬天，农民作家老徐正式接到让他“农转非”进城的通知。

对于今天的人们，“农转非”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一种通俗的解释是，本来你是乡下的农民，是“交公粮”的角色；一下子被转成城市户口了，从此你吃的粮食不需要你自己来种，是国家给你分配的，于是又一个名词出现了，叫“吃皇粮”。

老徐是农民。但他除了是农民，他还喜欢写字，还写出了名气。村边的小道上，隔三差五会有外地的陌生人来找老徐，有的是采访，有的是约稿，按老徐的话说，是“订货”。老徐不爱吹牛，但有时口风难免不紧，也会透露他一篇文章得了多少稿费，比如他家里的蚊帐破了，就用写了篇小文章的稿费买了一顶新蚊帐。也就是说，即使他不下田干活，他也一样“发家致富”。在当时的乡村，一个农民不好好干活，专门趴在家里鼓捣文字，居然可以比在农田里累死累活的人挣的钱还多。这就挑战了一种亘古以来颠破不变的价值观，所以你不能怪村上的乡亲们对这事大惑不解。

不光如此，这还给乡村的干部提出了难题。这村里的农民，吃的每一颗粮食，都是生产队分配的，谁家有多少钱、多少粮，都在生产队长心里记着。你每天干什么活，干多少活，也都是生产队长调派的，让你往东，你不可以往西。但是老徐竟是个例外，他不出工，你拿他没办法；他每天写多少字，也不是生产队长下达的任务。还有更气人的，老徐经常去小街上的邮局领钱，都是外地的报刊杂志寄来的稿费，这个也不需要生产队长批准。邮局的人透露，老徐一年的稿费，比当地五个正劳动力挣的工分加起来还多。这样折算起来，可能也超过生产队长甚至大队书记的收入了。实际上老徐的存在，已经严重地挑战了乡村干部的权威。

接下来，老徐要“农转非”了。进一步的消息说，不但老徐，就连他的妻子、两个孩子都要跟着“农转非”。

这事居然没有经过村里。按往常的作法，这乡村里的一个人，或者当兵，或者上大学，就算到社办企业当工人，都要经过村里推荐。你就是上边有人，但乡村这一关不能不过，就别说像“农转非”这样的大事了。

于是有一天，古城的一位领导接待了老徐所在村里两位干部。他们当然不会责备领导没有经他们同意，就把老徐“农转非”了。而是选择了一种婉转的口气，说，像老徐这样的人也能“农转非”，是不是哪个部门弄错了？如果到乡村征求意见，贫下中农是不答应的。要是老徐真的可以转，那……说着，他们拿出了一份盖了村部公章的人选名单，说，这些同志长期在乡村务农，政治素质好，吃苦耐劳、根红苗正，等等。

领导说，你们知道老徐是什么人吗？

村干部说，知道，他是我村的农民，只读了两年半小学，表现嘛，一般。

领导说，他是目前为止，本地区唯一的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了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全国影响的农民作家。给他和家属“农转非”，是县委常委会的决定，不需要村里的同意和推荐。至于文化程度，不能光看文凭，你们读过他的书吗？

村干部摇头。说，农村工作那么忙，哪有工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

虽然不敢跟领导顶撞，但话里还是有骨头的。

领导的一席话，实际上是推翻了当时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因为，很久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太多的人并不把脑力劳动者当一回事，就像太多的人并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

“农转非”这件事让当时的老徐非常兴奋。但他拿着有县委书记批示、县长签字的文件去公安局办“农转非”手续时，却遇到了一点麻烦，接待他的一位局领导，据说是个老八路，人是蛮好，可惜文化低点，拿着文件瞅了半天，说了一句后来成为经典的话：

“我就搞不懂了，凭什么给作家转户口啊，作家，不就是开作坊的嘛。”

请体谅老徐当时的哭笑不得。他说，我是个开作坊的，不过我的作坊只生产小说散文，不弹棉花也不做豆腐。

好在有惊无险，老徐的户口终于落到了城里，定为副科级，每月66元工资，加6元奖金。他拿到的第一笔工资，老伴数了半天，还是数错了，激动得手一直发抖。老徐心疼她，就用这72元工资奖金，给老伴买了一块手表。

从此古城里有了自己的一位作家。他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尊严和体面，不是落在纸上，而是落到了实处。县政府还按照相应的“级别”给他分配了房子。

这件事一时成为古城内外的美谈。这个时代好不好，要让老百姓来说。一个勤奋写作的农民，不靠任何关系，用老徐本人的话说，连一支香烟也没有递，就成为了一个吃皇粮的副科级干部。这在过去不是天方夜谭吗？老徐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为此夜不成寐，有多少文学青年发誓要好好写作，努力奋斗，早日成为像老徐那样的作家。

当时的乡村社会，你再怎么优秀，只要两只脚上还沾着泥巴，就不算真正的成功，但凡有一天你吃上皇粮了，哪怕你在城里是个打酱油的，那你也算是成功了。

没过多久，又一个“开作坊的”进城了，此人比老徐年轻很多，是某边远山镇小厂的一个青工，他没有文凭，没有干部身份，甚至也没有老徐那样的名气，但他能写，拼了命写，据县文化馆的老师推荐说，写得真不错，有潜力。正巧古城文化馆的馆长下乡，得知情况后就去看他，一间局促的斗室，破旧的木床下塞满几只大麻袋。馆长问，麻袋里装的什么？答曰：废稿。馆长抽出一篇，翻了一下，谁知道一翻就放不下。最后馆长又看了看三个大麻袋，感动了，说，跟我去城里吧，给你一个环境，好好地写。

他说得轻巧。却把一群人吓坏了，除了青工，还有青工的家人，以及青工所在工厂的领导和弟兄们。

按说一个县文化馆长，充其量不过是个正股级；这个职级的干部是没有人事权的。为什么口气这么牛，有人说他文化高，气场大。别的馆长下乡，顶多一个当地的文化站长陪同。他不一样，他不要谁陪，他会直接找乡镇的一把手书记，或者企业的一把手厂长。如果领导没空，他会等。然后见了面，语气硬邦邦的，一口要求领导重视文化，而且说出一二三四。有的领导见他说得真切，会肃然起敬；也有的领导不买账，并不是嫌他级别低、口气横，而是经济工作压力太大，各种指标的排行榜，把干活的人压垮了，文化算什么，只能垫垫床脚。于是馆长就当着大家的面给领导上课了，说你不重视文化工作，经济肯定上不去，然后又是一二三四，吆五喝六。

很多事情，只要馆长想办的，居然就办成了。他并不是胡搅蛮缠，也不是目无领导，但认准了的事一根筋到底，那是肯定的。他有句口头禅，文化人不把自己当老子，没文化的人就把你当孙子。

认准了要调青工进城。于是开始走程序。比如，了解该同志平时的思想表现。问题来了，倒不是该青工在厂里表现不好，而是厂里的领导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只是个初中生啊，平时一声不吭的，他会写文章吗？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厂里连黑板报也不让他写，因为有那么多高中生，还有中专生，轮不到他啊。建议您们再了解了解，不要搞了半天是个同名同姓的。我们可要对年轻人负责，万一将来被你们退回来，得了精神病谁负责？”

人事干部犹豫了：是不是缓一缓？馆长却不买账，拍着桌子说：

“他床底下的三个大麻袋，就是文凭！比个文凭重得多！这个人我要定了！”

这些，青工起先都不知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他，真的跟着馆长，挑着一个小铺盖进城了。一个山镇小厂的工人，很快正式转为县文化馆的一名专业创作人员，进入了“文化干部”序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老觉得在做梦。体制。编制。人脉。这些沟沟坎坎他都不懂。

和老徐一样，前前后后他也是连支烟也没送。后来他懂得珍惜，那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后来他才知道，从山镇工厂到县文化馆的几十里地，其间有多少堡垒和障碍。不过，事实表明，坚固的时候，它们是铜墙铁壁；脆弱的时候，一脚它们就被揣掉了。

青工记得，奉调进城的通知来了，他去跟父亲要户口本，说户口要转到城里去了。父亲怎么也不相信。以为儿子莽撞，要去做什么出格的事。还把那个表明全家身份的本本藏起来了。后来，父亲知道了真相，偷偷抹泪了。一个城市户口，对于太多的非城市人来说，就像悬在天上的月亮一样遥远啊。

可不是吗？

在高考没有恢复之前，一个乡村的孩子想要脱胎换骨，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推荐上那种“工农兵大学”。这二者的结果都有可能通向城里。可是，这样的名额实在太少了。那种无声的残酷的竞争，绝对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于是就出现了人和身份的分离。人在城里，身份在乡下；比如有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城里买了房子，但他们的孩子上学必须回到乡下去；他们在单位干得再好，甚至在城里当了老板，也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过去讲成份，现在讲户口。城里的姑娘，不会愿意嫁给户口在农村的小伙子，哪怕你有再多的钱。

终于熬到了改革的年代。有一天古城的领导们忽发奇想，既然户口这么金贵，能不能当作“商品”一样出售呢？比如，乡村的“先富起来”的人群，古城需要他们的加盟，古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优秀人士参与，一个“农村户口”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无论从哪头看，都是划不来的事。如果能卖出一万个城市户口，那就是一亿元人民币，古城可以盖多少房子，修多少马路啊！

据说决定此事的古城顶层设计者们只开了一个争论激烈的会议，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得以通过。这个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不发文件，只在相关的部门做口头传达。

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座江南古城上演了一出亘古未有的“卖户口”的喜剧。说它是喜剧，是因为这个政策一出台，鞭炮店里的炮仗就卖空了，一连多天，古城几乎所有的饭店家家爆满。为什么？喜庆啊，一夜之间很多农民变城里人了。这种彻底改变身份的事，让很多人奔走相告，吃，必须大吃一顿，不吃不足以抚慰自己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的心。并且还要借助古老的火药，以升腾的喧响，带动他们内心被压抑已久的火焰，然后以婆娑的泪眼仰望漫天的缤纷，来庆贺他们突然降临的新生。

“凡农村户口，只要交1万元‘城市建设配套费’，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在入学、吃粮、招工、提干、选举、计划生育、结婚登记……等方面，享受古城居民同等待遇。”

这是若干年后，一个列席古城顶层设计者会议的老干部，过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的话。他怕政府赖账，所以违反纪律，偷偷记下了这几句让他当时“心惊肉跳”的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万元，或许相当于今天的120万元之多。即使当时的乡村农民已经普遍尝到了分田到户的甜头，但真正的“万元户”还属于凤毛麟角。于是民间的地下钱庄空前活跃。很多人变卖房产、田地，甚至借高利贷；待嫁的姑娘甚至推迟婚期，变卖嫁妆，无论如何要凑满那一万元，先变成城里人再说。城里的房地产突然火爆起来，廉租房不声不响地一路涨价，各种小广告像膏药一样贴满背街小巷。也不想想，一个城里户口，难道是一个简单的存在吗？即便是一个单身汉进城，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乃至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蜂拥而至，一个世世代代在农村的家族，突然在城里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所有人的精神为之一亮，岂止是一个家族，甚至那就变成了一个村子的驿馆，会带动一大群人的吃喝拉撒，就连城里的河水也金贵了三分。

民间舆情里的一位甄老先生，时年81岁，是夜观赏鞭炮烟花，喜极而泣，继而泣不成声。为何？他续弦的老伴小他近20岁，一辈子是农民户口。子女们孝顺，为了让老人家高兴，东凑西挪，给老娘买了一个城市户口。老太太兴奋过了头，其实还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的生活，但精神上打了鸡血，突然就中风了。

万余人在一夜之间转户口这件事太大。大到影响了一座古城的精神层面发生连续性的震动。一万多个变换身份的农民突然闯进城来，说实话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古城的很多生活配套设施，比如菜场、供电、自来水、液化气、垃圾处理场，等等等等，也都是老胳膊老腿了，哪里经得起如此的折腾。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连街头的皮匠都抱怨，他的地盘说没就没了，一碗饭原来是一个人吃，突然变成十个人来抢，谁都觉得有点乱套。不过，城关派出所治安记录表明，那几个月的刑事犯罪案件反而下降了，而城里几乎所有挣钱的单位乃至个体都说爆满甚至撑死。包括影剧院、茶馆、歌舞厅、酒店、副食店、小吃店、澡堂、理发店、菜场、自来水公司、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管厕所的环卫所，都说撑不住了。

若是别的事做到这样的场面，报纸要大版面宣传，电视台要连篇累牍报道，会有光荣榜，会有大红花，会有领导的表扬和某些人的火线提拔。但是，这件事很奇怪，自始至终没有人出来说话。没有书面总结，没有文字记录。也就是说，没有人邀功，也没人给你发赏。或许谁都知道，今日之功说不定就是明日之过；至于到底有没有人留下文字，这个难说。反正谁也没有见到。譬如前几年，某个权威部门奉命编纂《古城百年大事记》，有人建议将此事写入此书，所有的桥段写得客观而含蓄，但最后成书时，该条目不翼而飞。

好在民间的口头记忆还是清晰而坚挺的。有谁能够未卜先知、不走弯路呢，有谁能够跨过时光的栅栏，一步跃向远方呢，这个世界太宽广，不怕人们折腾，但愿人间万般疾苦，常常能够秋风苦雨化作春光荡漾，或如寒梅傲霜、否极泰来。

“户口”这个话题，维系着一国的国情和几代人的精神状态，其背影已经渐行渐远，记录下它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表情，只是为了抚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也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能忘却。

2018年3月12日于铭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