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燕芬 等

时 间：2017年6月30日

地 点：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燕芬

参与者：(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马佳娜、魏文鑫、窦鹏；(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生)慕江伟、胡蔚、孔吕磊、冯阳、刘青、魏沁琳

整 理：冯 阳

主持人

：从第一次见到弋舟并开始读他的小说，到今天我和同学们集中来讨论他的创作，这中间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吧。这期间，弋舟的创作力非常旺盛，每年都有中短篇结集或长篇新作问世，批评界对弋舟的关注度也在同步提高。虽然我们在以往的课堂教学和其他专题讨论中，也常常会提到弋舟的小说，但我觉得我们依然有必要对弋舟的创作进行一次系统的阅读和整体考察，因为迄今为止的弋舟，在他的勤奋耕耘和自觉努力中，正逐渐建构出自己独立的小说艺术世界。即便我们习惯于在“70后”这一代际创作的视界中讨论弋舟，弋舟的艺术个性依然显得非常独特。我注意到近年评论界对弋舟的考察，多集中于城市书写和先锋精神这两方面。按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市书写和先锋精神都算不上是新鲜话题，但在考察弋舟的小说创作时，似乎又无法绕过这两个话题。同学们，通过你们的阅读和思考，可否说出弋舟笔下的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意象？作家秉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先锋精神？弋舟与自己的时代构成一种什么样的遇见关系？他思想的独特性与叙述的独特性之间关系如何？其生成的艺术世界有何种思想和美学意义？希望同学们结合作家的作品，在充分的讨论中走向深入的阐释和准确的把握。

一、 独特的城市书写与历史镜像

慕江伟

：一般说到文学的先锋精神，意味着作品葆有的思想锋芒是超越时代的，是一种对当下的反思甚至反叛的精神姿态。弋舟专注于写城市，首先因为城市是他的存在场，是他创作的生发地。弋舟的先锋精神深深地植入城市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结构以及文化价值的深处，体察时代赋予人、环境赋予人、生活赋予人的生存本质与价值选择，这在弋舟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都有突出表现。

长篇小说《战事》中，弋舟注重揭示的是现代城市巨变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弋舟刻画最成功的是丛好这一人物，丛好从西部落后的“兰城”到南方发达的“柳市”，从底层奋斗进入上层社会，从青涩走向成熟。作家通过丛好对自我以及周遭世界的审视，通过对人物心理世界丰富变化的描摹，不断思考着城市文明给人带来的生活虚无感和精神匮乏症。最新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中，弋舟的笔触依然集中在城市人群身上，五篇小说都藏着一个故事“眼”，导引读者聚焦于城市人的“隐疾”。《随园》里“我”的隐疾是与薛子仪老师的关系，《发声笛》里马政的隐疾是与夏攀的那一次接触，《出警》里老奎的隐疾是孤独，《巨型鱼缸》里王桐的隐疾是曾经的说谎，《但求杯水》里“她”的隐疾是自己一次次地出轨。人物的行为和相互间的关系，都是隐疾的外在表现，小说的意义则指向现代人的精神负累，指向隐深层面的心理创伤。

胡

蔚

：城市空间里的人的确是弋舟最为着力的书写对象，在城市空间里，在所谓的文明与教养的掩盖下，人变得复杂、破碎、分裂，本真面目逐渐模糊。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追求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但是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城市伦理中，充斥着谎言、假象和虚张声势。在弋舟笔下，城市里的男人、女人皆苦。这种苦不是仅局限于底层人的生存之苦，而是在稳定的生活中生出的一种存在之悲。在小说中，弋舟不是谁的代言人，而是通过语言寻找个体与这个世界的连结点。作者通过普通人的存在困境，对我们常见的异化境地洞幽烛微；通过体察个人的生存经验，反思现代城市文明中的诸般精神病症。在前期的作品中，譬如长篇小说《战事》、小说集《刘晓东》中，抗争、战斗的姿态更为坚决。在精神世界里，作者与自己作战，有着“不与世界和解”的决绝。因此，作品中体现出了一种很珍贵的少年感。而在《丙申故事集》中，决绝表现为一种伤情和隐痛。作者期许一种非实用主义的价值诉求，尝试去发现“生活在别处”的诸多可能，以期安顿、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灵魂。城市化的进程已无可避免，弋舟对抗的并不是城市这种形态，相反他以反叛的先锋姿态，在新旧交替的城市文明中，不断地寻找个人与世界、历史发生关系的契机。

冯

阳

：我注意到弋舟的小说，特别是他最具代表性的3篇长篇小说——《蝌蚪》、《战事》、《跛足之年》，都具有一种叙事空间的变化，《蝌蚪》中的十里店到兰城，《战事》中的兰城到柳市，《跛足之年》中看似只有一个模糊的城市空间概念，但其实这一城市空间也是在与兰城的对比中生成的。而这些变化正是由小说中人物逃离的行为带来的，小说中每一个逃离之人在逃离之后都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蝌蚪》中从十里店逃离到兰城的“我”(郭卡)很快就发现自己从没有融入过兰城，“我终究只是这座城市的寄居者”。《战事》中的丛好在来到柳市后也总是发觉“自己不过是一个来自兰城的异乡人，是一个寄居者，甚至是这座城市里一个莫须有的赝品或者影子。”而《跛足之年》中的马领也无奈最终被抛弃在以外市人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新的“我们的时代”之外。当他们纷纷在一个新的城市空间中寻找不到自我身份的定位，他们总是被排挤，被视作“外乡人”时，回望就成为他们很自然的一个精神选择，所以郭卡会在兰城怀念十里店的父亲郭有持，丛好会在柳市怀念兰城的张树，马领也会在外市期望收到来自兰城父亲的训骂，他们的回望是在无法融入新城后的无奈之举，更是在对城市文明普遍失望后的一种精神寻乡。郭有持、张树、马领的父亲，回望全都指向对野蛮中生命原始强力的追忆，而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回望的落脚点并非是在兰城的张树和马领的父亲身上，而是在十里店的郭有持身上。张树、马领父亲身上的生命原始强力早已变味，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其实是野蛮的另一维度，即暴力、疯狂、邪恶，以及由此生长起来的虚伪文明。而十里店的郭有持身上所展现出的“用一把菜刀收割尊严”式的血性，才是这群逃离之人不断回望、不断缅怀的根本。所以，我们可以说郭有持是一个“起点型”人物，所有人物都是从这一人物生发开去的，所有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可以在郭有持野蛮性格的两个维度中找到对应点。每个逃离之人真正的精神故乡也并不是兰城，在兰城的基础上往前追溯，我们可以追溯到郭有持生活的十里店，十里店不仅是叙事空间的最初起点，而且还是精神情感的起点。但起点并不是原点，郭有持野蛮性格中的两个维度恰好说明了他也是由一个单纯的个体脱胎而来，生命的原始强力必然会有一个类似高密东北乡的乡土场域才能孕育出莫言笔下余占鳌这类有原始血性之人。而在弋舟的小说中，我们无法追寻那个单纯的个体，那个原始的精神故乡在哪里，十里店只像是一个建立在城与乡之间起过渡功能的城镇，而乡在哪里，始终是萦绕在作品中人物心里巨大的精神困扰之一，人物在无数次的回望过程中只能找到一些碎片化的记忆，缺少一种饱满、清晰、具体的生命景象，造成了每次回望面对的都是近乎于白茫茫的一片荒野，回望即是无望。

刘

青

：“兰城”是弋舟小说中承载人物和事件发生发展的主要场所，这群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或在诱惑中失去质朴之本，或在生活的重压下委曲求全，或在默默无闻中应对着各种平凡琐事。弋舟不注重描摹城市的繁华轮廓和各处的人情风俗，而始终将目光投向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普通人，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动态。我们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有一种城乡对立的文学表现视角，人物在城市中遭遇无处不在的压抑和痛苦，心灵只有在回归乡村后才能得到抚慰。作家多以乡村所指代的淳朴健康来对比城市文化的扭曲与病态，并完成对城市文明的质疑和批判。而弋舟的城市书写则大不相同，他更多关注城市中的底层，并且将焦点放在普通人的精神状态上，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潮流中，寻求小人物的出路。无论出路有无，可以确定他们已经没有回路可逃。正如弋舟在题为《而黑夜已至》的创作谈中所说：“如果我们认同城市化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无可逆转的方向性趋势，也许我们的小说就不该过分沮丧于这个大势。人类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去，你说它好也罢，坏也罢，那个方向都是无可避免的。”

窦

鹏

：《跛足之年》的小说意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部小说成功塑造了“现代都市中的游魂”这样一种群体性文化意象，而非个体的人物形象。如小说里的马领，他辞职以后，在“这个城市”里游荡，整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像游魂一样，观看别人怎么活着，有时会无端地卷入一场打架。其他人物如老康、小昭、马袖、李小林，他们也都一样，在城市里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游离于常规秩序之外。因为无法保证哪怕最普通最庸俗的生活，于是心存惶恐，日日不安，完全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弋舟敏锐地感知着世纪之交的世态人心——在中国社会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催发之下，城市青年人身上表现出的种种精神症候，或逆来顺受，或厌倦无聊，想突破自我而无力，想打破社会常规而不能的复杂心理。他们在时间的流逝中跌跌撞撞，一路走来身后留下一路迷惘。

冯

阳

：城市化进程是时代的新课题，它给弋舟这一代作家带来了新的思考，也伴随着疑虑、困惑和痛楚的复杂感受，从而丰富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弋舟的个人简介上这样写道：弋舟，“祖籍江苏无锡，西安生西安长，现居兰州”。三个地理位置的切换，构成了弋舟对故乡的独特理解：“我的祖籍是江苏，父辈来到了西北，而我，比父亲往西北跑得更西北了一些。我们两代人的生命，便是一条离故土越来越远的轨迹。我没有故乡，不断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这就是我一切怕和爱的根源。”弋舟对故乡是没有记忆的，他在《蝌蚪》中所描绘的十里店也只是他“对于自己阙如的'故乡'的杜撰”，他本以为十里店可以给逃离之人也给他自己以心灵的安慰，但没想到十里店也仅仅只是自己城市记忆中的一环，它不过是还未发展成熟的兰城和柳市，终究承担不起思念故土寄放乡愁的情感重负。尽管弋舟反复强调用故乡的缺失去解读自己的小说“本身便源自我们文学中迄今依然强悍的‘乡土逻辑’”，是“一种农业文明的积习”体现，是“赖于我们文学批评领域的保守”，但弋舟及其笔下的人物在作品中所缅怀的生命的原始强力本身也不属于现代城市文明的精神范畴，回望也并非以城市为最终落脚点。可以说，城市与故乡交织在了一起，构成了弋舟内心解决不了的矛盾，他一方面执着于用城市经验来书写城市，另一方面，“故乡的缺失”又在不断将他拉到城市经验之外，让他也紧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逃离并一次次地回望。弋舟小说中的城市既是“故乡”也是“异乡”，他一直处在认同与拒绝的矛盾纠葛中，城市文明的荒谬和对人性的异化让作家对城市怀有敌意，但他笔下既没有预设一个曾经的乡土世界作为心灵的栖息之地，也没有预设一个未来的城市生活理想之国，他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只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做着徒劳的反抗。他的人物终究也只能生于城、活于城、死于城，他们的一切悲伤、高兴、痛苦、失落都与城市相关，他们只能像是无根的浮萍，从一个城市逃离到另一个城市，或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来回游荡。

马佳娜

：弋舟是一个“70后”作家，刚刚冯阳所说的关于弋舟作品中呈现出的“故乡的缺失”这一问题让我想到了“70后”作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历史、现实和个人的问题。梁鸿在一篇文章中把“70后”作家的历史写作称为是“小叙事的史诗性”。“70后”作家是在各种大事件之后出生的一代，早一点儿也是“文革”的尾巴上出生。所以“70后”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大的集体时间，他们面临的命运就是宏大的历史话语和历史场景已经消失，面对的只有历史废墟。如何在废墟上找到自己，找到个人与历史的联系，是“70后”作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70后”作家在最初写作时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只是在写个人体验，但当他们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之后，他们开始思考个人、现实和历史的关系。在“70后”作家当中，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过“集体化”的大事件来完成，只能通过“自我”生成，只有通过找到“自己”和“个人”这个中介才能找到社会、历史的存在。但如果没有历史作为参照，个人的塑造如何完成。没有集体性的记忆和经历，就只能依靠个人的记忆和经验来完成。所以很多“70后”作家的小说中特别喜欢用“现实和过去遭遇”的模式，如《耶路撒冷》、《多湾》、《蝌蚪》等。弋舟的《丙申故事集》中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的模式，通过记忆和现实的交织纠缠，来展现人物的成长，借助记忆的回溯来获得面对现实困境的勇气。正如弋舟在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中所说：“这本集子取名为《丙申故事集》，本身就是在向时光和岁月致敬，那么，与过去重逢，回溯和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丙申故事集》立足于当下，“它里面的每篇小说，都充满浓烈的现场感”，但又充满了与回忆和历史的纠缠。里面第一篇《随园》，写的是“我”遭遇人生危机后返乡途中的现实与回忆的遭遇和重逢。《随园》中充满历史的隐喻，“随园”、“白骨”、《子不语》、《夹边沟记事》、“执黑五目半胜”等符号成为“我”、“郭子仪”的生命与历史相联系的符号，“我”、“郭子仪”的人生如同历史的“戏仿”。《随园》一方面在寻找个体生命与历史的联系，故事发生在“累累白骨”的戈壁滩，“我”通过一个“白骨项链”(也许是胡杨木)与这种大历史建立了联系，里面隐含着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几千名“右派分子”在戈壁滩被迫劳改并经历苦难和死亡的一段历史。但同时，小说也在不断地消解这种历史的联系，小说中充满了对历史的“戏仿”，这种戏仿本身就是一种消解。这正是“70后”作家的一种历史观，大的历史已经消亡或走向虚无，真正的历史必须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产生联系。所以“70后”作家喜欢写“成长史”和“家族史”，只有与自我发生联系的历史，才有可能进入他们的小说，成为这一代人笔下的历史镜像。

二、 情绪流、意象构造及其先锋性

魏文鑫

：弋舟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情绪化”。“情绪”，很可以成为他小说描写的中心，甚至是故事叙述的中心。比如在《跛足之年》当中，马领因为一只轨道不够顺滑的抽屉辞职、而开始一段梦幻流离的流浪生活，那种伴随着卡壳的抽屉而来的无奈与愤懑之感始终困扰着马领，也贯穿小说首尾。不必要人人都与一只卡壳的抽屉邂逅，但抽屉在马领梦中的那种“碾压感”与逼仄感，想必是领受过现代社会生活规则束缚的人都不会陌生的。离开“抽屉”所代表的体制内生活的马领，与大学同学老康组建了“马鞍传媒”，却并未获得意在“驰骋”的“马鞍”所代表的自由，反而“跛足”。用马领女友罗小鸽的话来说，跟马领在一起，永远都“没有前景，没有希望”。书中人物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过着今日不知明日的生活——要么像小招那样没心没肺，要么如马领一般潦倒迷茫，或者如老康奋起——却因碰壁而癫狂，世纪末世相人情尽在书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种灰暗情绪已经漫过世纪末，弥散在当下生活的角角落落。这部小说既以“情绪”为中心，那么小说中所出现的一些看似缺点的地方，比如情节的不清晰和叙述及人物的含混等，也就不成问题，甚至反起到烘托情绪的作用，加强了小说“情绪化”的倾向。

魏沁琳

：“意象”的运用也是弋舟小说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正如刚刚魏文鑫讲到的，在《跛足之年》中抽屉和马鞍，是两个最重要的物象符号。它们具有什么隐喻意义呢？就抽屉而言，它仅仅意味着一种秩序化的生活，如果再深入一步的话，你也可以称之为“囚笼意识”。当然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状况。于马领而言，他之所以辞职不过就是为了完成“脱域”并回归到自由的主体，即摆脱抽屉式的程式化生活，追求个性的确立和充分的自我实现。与之相照应的还有老康的马鞍，马鞍指涉着一种梦想，即骑马飞翔、纵横驰骋于无垠的旷野中，市场经济时代会不会提供这种可能？所以小说即梦想，意象就是作家梦想的载体。

魏文鑫

：的确，《跛足之年》这本小说里面有着大量的象征性意象。除了“抽屉”、“马鞍”这些意象外，小说中还应注意到的是“妹妹”和“父亲”这两个形象。对于从兰城来到外市工作的马领来说，妹妹马袖和父亲代表了他与故乡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马领对妹妹马袖是极其爱护的，“妹妹”是他残败人生中美好的爱恋之情，是马领与故乡兰城无法割舍的牵绊，是逃离兰城的马领永远心心念念的归属之地；另一方面，父亲的存在似乎隐喻着马领与故乡的疏离。这个只在电话里存在的父亲暴躁易怒，次次都因马领或马袖的行为而苛责、训斥马领。父亲所代表的兰城是故乡压抑、沉闷的一个面向，是马领渴望逃离、却难断根系的地方。

胡

蔚

：弋舟在小说的叙述中注重间离效果的营造，叙述节奏具有跳跃性，常使用一些有意味的词汇，比如“等深”(《等深》)、“戏仿”(《随园》)、“执黑五目半胜”(《随园》)。但是从中篇小说集《刘晓东》到新作《丙申故事集》，这两部作品在叙述节奏和语言上又有很大的不同。新作《丙申故事集》明显在语言上更加成熟，叙述节奏更加舒缓，体现出作者在语言使用上的唯美倾向。

孔吕磊

：我在阅读弋舟的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之后，对弋舟的小说文体有种特别的感觉，即小说读来有一种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比如其中的《随园》一篇，写得很散漫，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多个故事，而是一些有联系或者没有联系的片段，被连缀起来，小说用回忆、虚构及时间的线性流动来搭建故事，其中又充满着大量的心理描写。这些特点也让我更多地会把弋舟和先锋性叙事联系起来。

马佳娜

：“70后”作家，包括弋舟，和前辈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学及理论的阅读和接受更为系统，有良好的学理资源和文学训练。他们的小说创作在文体探索、叙事实验和个体生存意义的探求方面都有较为自觉的追求，而且他们这一代确实是在新时期先锋文学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如弋舟新的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说《随园》，用一个短篇的篇幅写了跨度二十年的故事，在一次“返乡”的旅程中交织了主人公的成长回忆，完全是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用得非常娴熟。但另一方面，“70后”作家的创作又没有停留在技巧层面的探索，他们的创作有现实层面的思考，所以他们的创作在整体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但又能很娴熟地运用现代主义的技法。这是“70后”作家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他们能够很好地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同时，这一代作家有良好的现代文学理论积淀，创作中形而上的思考比较突出，所以在他们的写作中有理念先行的一种感觉，好像在刻意地去表达一种形象之外的思考，同时也展示一些新的写作技法。

穆江伟

：记得有作家说过这样的话：“长篇写命运，中篇写故事，短篇写情绪。”从2000年开始写作，弋舟对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均有尝试，但也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投入很多精力在中短篇当中，其不俗的艺术表现，成就了弋舟中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我在阅读过程中，看到一个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弋舟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如《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隐疾》、《随园》、《出警》、《谁是拉飞驰》、《赋格》、《所有的故事》等小说，都是以主人公的视角来展开故事叙述的，用限知视角去展现人物生活，剔除了作者先验的预设，给故事以发展变化的无限可能性。在中篇小说《我们的底牌》中，用“我”(曲兆寿)的眼睛见证了“拆迁”的过程，兄妹间争夺家产的过程，以及家族成员“底牌(癫痫)发作的过程”，也让读者感受到时代巨变面前底层人的无助和哀叹，利益面前私欲的膨胀和亲情的凋零，“我”的叙述让故事在表面上波澜不惊，却无法掩盖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与焦灼激愤。

在叙事策略上，弋舟的中短篇小说也是非常自觉并且表现出色的，我归纳出三点：一是“出走+归来”模式，《隐疾》、《随园》就是最好的例证。在《随园》里面，“出走”代表“过去的我”，“归来”代表“现在的我”，“我”(杨洁)用归来的“我”去审视思考出走的“我”，回顾生活的点点滴滴去拷问自我生命的价值意义。二是“过去+现在+未来”模式，其中更强调“现在进行时”，这一模式在弋舟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比如《金枝夫人》里，作者重点描写了大学生金枝和唐树科在兰城谋生的艰难，重在刻画他们“现在”的生活追求和精神状态，对过去的描述用笔比较少，对未来作者没有明说，但随着唐树科的离开，两个人的未来也都蒙上了一层悲凉的气息。三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在《但求杯水》、《发声笛》等小说中尤为突出。如《发声笛》的故事，就是由中风后的马政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组成的，小说不断闪现出的，有他中风时饭局上的场景变幻，也有他心中藏匿已久无法告人的秘密。这些叙事方面的现代手法，增大了弋舟中短篇小说的叙事容量，更有利于人物复杂内心情绪的传达，使得作品挣脱了传统中短篇小说在篇幅上的限制，攀上既简约空灵又意蕴深刻的艺术境界。

主持人

：同学们对弋舟创作的讨论，既有对作品的感性描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我们是围绕弋舟的城市书写与先锋精神进行讨论的，但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提供的主要还是切入角度，而非表象的概括和总结。在我看来，弋舟的创作其实完全刷新了我们思维定势当中的“城市”与“先锋”，准确地说，这种刷新还不是元素性的增加，而应该是层面性的变化。弋舟笔下的“城市”不仅是一种题材对象，而且是一种文学象征，是承载着这个时代叫做“中国故事”的意象体；弋舟作品中的先锋意味，显然也超越了叙事技巧的层面，而进入到对当代人灵魂样态的深度勘察。有同学也看到了弋舟的写实性，写实笔墨里蕴含的先锋精神，多被称之为“后先锋”。联系“70后”这个创作群体来看，我们注意到这一代作家普遍不再纠结于所谓“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他们更关心“谁来写”和“写得怎样”。弋舟也一样，他正在不懈追求的是自己写作的异质性，因自己的不同而有了小说的不同及其意义的不同。弋舟写城市也写底层，但显然与那些匍匐于地面而缺失了文学精神的“城市底层”叙事拉开了距离；弋舟的先锋姿态是自觉的，他的写作明显吸收了当代先锋文学发展所带来的艺术经验，但更让弋舟走心的显然不是叙事形式本身，而是在对复杂人性及其命运轨迹的审美观照中，如何达到对人的真正理解，以及完成精神的救赎。弋舟正艰苦地跋涉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即使在“70后”这个代际群体中，弋舟依然强烈地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识别度，这大约是弋舟获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一个作家既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又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我们因此期许他将有一个更远大的发展前景。

最后想说的是，“70后”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创作整体，首先基于对这一代作家创作共通性的把握，但另一方面，一个文学群落的理想构成又应该是“和而不同”，乃至以个体突破群体而形成伟大的文学个性为终极目标。我以为，“70后”这一代作家之间的个体差异性，从一开始就超过了当代文学史上其他几代作家，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也是读者和评论界对他们葆有更大期待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