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耀

2017年12月10日下午，我乘坐公交车由太原市区回晋源，车上收到降先生爱人张秋怀老师的微信：“大任今天决定放弃治疗，只输止痛药和消炎药，非常平静。”我将这个消息转发给了一直关注降先生的张继红老师、赵学文老师、张星亮兄，之后，压抑已久的眼泪终于决堤，一直伴随了我从建设路到晋源新城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是我自今年正月降先生确诊癌症继而手术失败，到本次入院的近一个月来，第一次真正的痛哭。

这一年里，我先是隔一周去拜访先生一次，本次入院后，则是隔一天去看望他一次。每一次的相见，都怕是最后一次，所以总是有各种问题请教，先生也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就在12月9日下午，我在医院陪他坐了近两个小时，他一直微笑着和我聊天。问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向张继红老师报告他放弃治疗的消息后又说：“他一直对我都像严师，只有昨天，最像慈父。”我与降先生接触两年多的时间，除了陪孩子高考那段，几乎“言不及私”，很少谈家长里短。我们都是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有太多重要的精神产品需要被开发和创造，有太多的学术遗漏和谬误需要纠正，我们无睱顾及人间太多的是是非非。

12月9日下午，在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他又说起了学术。我们都感叹于当代太多民间学者（非高校）的无组织（无相应协会）、无待遇、无传帮带，因而也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形成学术氛围的现象，因而他嘱我，以后如果有力量，就要往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