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生

作为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事件和标志性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学派能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独特的景观表征出：人们曾如何蹒跚地走过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几多可圈可点的痕迹，或浓墨重彩的印记、或痛彻心扉的遗憾，这其实也就是从直指本心、直达历史深处的终极层面来触摸、理解和捕捉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任何一段精神的历史，即便初始时还很微弱、渺小，甚至往往会无疾而终，倏忽而逝，但对于未来都将具有不可替代的定格和不可磨灭的价值。躬逢其盛，中国传统“诗论”思想博采众长、自我扬弃，同“无论是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阐释语境，还是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批评视域”都生成了一系列的蕴涵交集与视域融通，从而为文化诗学整体形态平添了更多中国元素与中国气派。

似乎再度呼应了“以全球为架构思考，以本土为关怀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流行语，当今世界的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多元文化竞相迸发的繁荣格局,为不同区域兼容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双重维度的“国别体”文化诗学批评形态同步粉墨登场准备了时代契机和资源优势。尤其是进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提出的“后理论”时代，落实在“通过比较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的方法论层面上，要实现这些异域及异质文化——包括作为文化范畴中的一种特殊构成的文学形态在内——之间的批评交流与商谈沟通,就更需要我们去寻求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和共性所在,寻找它们之间平等对话和有效沟通的载体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