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1）

20世纪末，伴随着西方后现代的解构思潮，学界开始了“空间转向”。不同于以往将“空间”仅当作“场域”“容器”，福柯窥探到“空间”之中权力的渗入，列斐伏尔着眼于“空间”背后的“生产”意义，索雅将一切汇聚于“第三空间”……他们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在此思潮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与表征方式，文学被看作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那么据此，在洪深看来使得戏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固定建立”的剧作家之一——郭沫若，他的历史剧又有何指意呢？从1922年2月《卓文君》发表到1960年1月《武则天》问世，郭沫若共创作了11部历史剧作，构建出了多重文学“空间”，每一个“空间”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留给世人广阔的阐释空间。本文着意梳理郭沫若历史剧中的“空间”构建，探讨其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文学“空间”及其背后的意蕴。

一、宏大叙事下的“民族国家空间”构建

（一）国家空间的由来及其文学表征

“民族国家”是现代史上的重要议题，中国现代文学在其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就其基本特质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然而“民族国家空间”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远古，那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根据主观感受认为“天圆地方”，还只是拘于自身的生存，不知“天下”为何物。随着传说中“涿鹿大战”黄帝胜局的锁定，部落走向合一，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域版图集聚，统一的“华夏民族”开始构建，拢获天下的“想象共同体”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