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对“易”的接触，据他自己说，可以追溯到五岁发蒙读书以后，其在上世纪4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最早所读之书，包括了“五经三传”“唐宋诗及古文”等文艺读物。这里所谓的“五经”，当然是包括了《易经》在内的。无怪乎其在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论述古代思想史发展，能够提出那些关于“易”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具重要地位的相当有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观点了。郭沫若对于“易”的认识与评价，正式见诸学术性文字的当以此为起始。后至30、40年代，随着时代思想潮流及其自身思想观念与人生阅历的发展变化，其对“易”的看法及评价不断改变，总体呈现先高后低、先感性后理性等基本特征。

一、郭沫若20年代对“易”的认识与评价

众所周知，《易》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及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依据现在可以查考的文献资料，早在西汉武帝时，《易》就被列于学官，尊之为经，设博士以传授之，并且那些以研习《易经》见长的儒生仕途均有很好发展。《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又《汉书·儒林传》载汉武帝大臣公孙弘之奏云：“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武帝可之。同传述《易》的传承世系为：“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