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瑛

中国话剧的“舶来品”性质决定了戏剧翻译活动在话剧的形成过程中必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话剧的发展史上，1917—1927年属于现代话剧的形成期，之前的话剧被称作早期话剧或者文明戏。研究话剧史的论著在讨论现代话剧的形成时，往往都要着重墨介绍外国戏剧的译介和20世纪20年代的爱美剧运动(简称“爱运”)。正是因为“爱运”的开展，早期话剧才得以脱胎换骨，最终发展为现代话剧，所以“爱运”在话剧史上所起的桥梁和枢纽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就笔者所见的文献，最早系统研究“爱运”的论著是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未完稿)，其中第二章论述了“爱运”产生的理论背景和在上海、北京两地的实践表现及成绩。曹晓乔的《试论“爱美剧”运动》是第一篇研究“爱运”的专论，对“爱运”的历史背景、主要组织体现、理论成就、实践中的缺陷和历史意义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其他较深入的研究还包括：葛一虹(1990)，杨新宇(2006)，刘方政(2009)，张艳梅(2013)等，这些都是著作中的章节。此外，众多戏剧史的教科书都对“爱运”有所介绍。然而，上述文献中凡涉及戏剧翻译的部分，多侧重于史实的介绍；那些专门讨论外国戏剧对中国话剧影响的论著又倾向于从比较戏剧学的角度进行纯理论或纯文学的分析。受制于戏剧独特的“二元”属性(既是文学又是艺术)以及戏剧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几乎没有学者尝试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考察现代话剧形成期的戏剧翻译与话剧实践的互动关系，而这正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