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俏蕊, 何卓恩

“二战”前的亚洲一直并存着两种亚洲论述，即以孙中山、甘地为代表的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和以日本亚洲主义为典型的区域帝国话语，而且后者在日本对外扩张中高调推进。战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在亚洲失去控制力，孙中山、甘地等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凸显出来，影响到亚洲区域内更多已经独立或即将独立的国家，共同致力于探索构建新战后亚洲新秩序。1947年印度新德里泛亚洲会议即以此为背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少，除了奘严有文章(《“泛亚会议”与中印交涉》)论及会议中中印就西藏地位问题所做的交涉外，几乎没有人对会议的具体背景、中印两国意图的差异、中国政府对会议参与方式的处理、会议的成果和反响等基本问题进行专门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对其中一些主要方面略作探讨。

一、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泛亚洲会议的实际发起者是印度政治领袖尼赫鲁。关于尼赫鲁何以发起泛亚洲会议，奘严的文章《“泛亚会议”与中印交涉》归因于印度当局继承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殖民主义利益的企图，以及外交政策中的“亚洲中心”观念和“大印度主义”意识；而忽略了印度独立即将实现、需要寻求亚洲国家支持的因素。

从1945年8月“二战”结束到1947年8月印度自治领成立，是印度探索制定国家发展目标和对外政策的过渡期。在此特定时期，一方面，尼赫鲁需要借助战时亚洲国家携手对抗日本侵略的互助情谊，为即将独立的印度争取更多外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