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文艺生产模式，具有鲜明的消费主义和城市文化的特征。“主旋律”题材的文艺作品若想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主动寻求与市场进行融合，这就是说需要找到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形式系统来表达主旋律主题，“好酒要用好瓶装”。我们这么说不是要反腐剧在风格上刻意迎合大众文化，而是要从大众文化的特点中找到提升质量的突破口，并获得满意的舆论效果。

2017年中国电视剧产业中的一个标志性现象是沉寂十余年的国产反腐剧重新回到主流媒介的舞台中央，成为了荧屏的热点。在关于这一热点的诸多阐释向度中，一个共同的观照框架是将反腐剧这种媒介内容产品的文本属性作为出发点。

反腐剧首先是主旋律电视剧。主旋律电视剧承载着弘扬正能量，助力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气，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凝聚人心，教化民众的重大使命。一部剧若要达到良好的播出效果，必须综合研究传播规律和受众特征，先思考何以能够更好地抵达受众，最大限度地获得到达率，进而思考如何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然后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思考如何与当下的社会文化形态所对应的文艺生产模式相结合，形成符合时代文化消费特征影视文本形式系统。

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文艺生产模式，具有鲜明的消费主义和城市文化的特征。“主旋律”题材的文艺作品若想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主动寻求与市场进行融合，这就是说需要找到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形式系统来表达主旋律主题，“好酒要用好瓶装”。我们这么说不是要反腐剧在风格上刻意迎合大众文化，而是要从大众文化的特点中找到提升质量的突破口，并获得满意的舆论效果。

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传播规律和影视剧观看特征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内容的传播路径由过去的大众传播的一点对多点的线性结构转型为N级病毒式传播的网状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所有的节点都是传播者，同时又是接受者。每个节点以自己的信息整合能力和话题影响力的强弱决定自己在传播网络中的地位，这就要求节点所传播的文本是否具有话题穿透力。

作为文化消费产品的电视剧完成其在价值链上的流动需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进行文本形式系统的建构，以完成电视剧本身的创作；二是进入传播网络与文化消费人群接触，以完成其售卖的过程。这两个阶段是相互影响的，一部剧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看它的形式系统所呈现出的艺术性和社会性，而且要看受众评价的结果，受众评价往往更具有可操作性、标准更具有统一性。反腐剧尤其需要从受众出发去思考艺术创作的问题。

电视剧文本首先需要以适合的方式抵达受众，并形成规模，进而借助故事和叙事各要素的构织形成话题、不断增效，从而获得期待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先思考受众如何接触到电视剧的文本。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特征决定了受众接触电视剧文本的方式是复合文本阅读。大众文化的主流消费群体是城市人口和青年人，他们接触媒介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互联网。因此，当下主要的电视剧观看模式是通过PC端、移动互联端媒体，或者是辅以网络的对电视媒体播放的剧集的伴随式观看。伴随式观看的出发点是围绕影视剧内容形成的话题展开的，因此作为主旋律类型剧的反腐剧需要遵从这种收看特征，通过形成话题调动更多的受众在不同屏幕、不同媒体间通过评论、跟帖形成对电视剧文本的复合，以不同媒介的联动获得尽可能大的观众规模，继而利用媒介融合传播规律，形成关于话题的病毒式增效，达成获得最佳舆论效果的目标。基于目标导向向前逆推，反腐剧在其文本的形式系统设计上，应该调动故事和叙事两个子系统的因素，针对大众文化的特征，与传播过程的各项要求相对应，完成其作为主流文艺作品的使命。

重新回暖的反腐剧的叙事特征分析

以《人民的名义》为代表的新一轮回暖的反腐剧在其形式系统构织上，能够自觉地针对当下大众文化消费的特点，在故事和叙事设计上满足了通过营造话题完成传播增殖的需要。

首先，反腐剧将故事投射在复杂的政治生活场域，复杂的政治关系结构，决定了支撑这一复杂形式的人物关系复杂性和人物本身的复杂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人物设计上没有简单化、脸谱化的弊病。剧中的正面形象大多血肉丰满，显得非常可贵；反面角色也都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性格发展逻辑，使观众觉得真实可信。比如，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仆，他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仍是一个正义无私的人民好官；而在电视剧后半部分成为观众热议焦点人物的祁同伟，正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让这个曾经的一级战斗英雄最终滑向了人民的罪人。个人的背景和经历决定了其人生走向，充分地体现出人物设计的权变性。权变性决定了真实性，真实性强化了贴近性，有了贴近性就有了亲和力。另一方面，在《人民的名义》中，无论是其从人物设定到台词、道具等方面对所展现的触目惊心的贪腐“众生相”的“尺度”之大，甚至超出了众多观众的预期。而剧中正面形象的对白，说出了观众们“想说而尚未说、想说而说不出来、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比如，“以前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懒政不作为，白吃干饭！让你们下岗是老百姓的福分”等等，这些代言性的台词让观众感到痛快淋漓。在感受被代言的过程中，公众的情绪得到了畅快而有效的宣泄。这样贴近真实、触碰现实敏感区的反腐剧和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与观众产生共鸣，进而形成话题，创造了巨大的舆论场。

从题材上看，《人民的名义》是大众文化与主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的大众文化能扮演润滑、疏解社会焦虑的角色，它可以成功触及时代痛点，同时又能有效转移和转化痛点，用白日梦的方式转移社会焦虑，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人民的名义》当中，祁同伟、高小琴挣扎奋斗的故事，以底层人的奋斗走向人性的黑暗处而告终，大尺度地表现了社会问题和矛盾，与此同时，又把这些问题进行了转移和化解。总而言之，我们的社会和时代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但这都是“腐败惹的祸”，只要大力反腐，使政治秩序变得清明，就会解决一切问题。以《人民的名义》为代表的反腐剧中，人物所指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性及其与所指身份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关系的差异导致了该剧的意义层次敞开，具有丰富性和巨大的张力。

第二，当代以城市人群、青年人为主的观众群，已经不满足在题材上的吸引眼球，更需要有精妙的叙述结构设计。以《人民的名义》为例，反腐剧的剧情是对现实中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浓缩和艺术概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引导力。该剧在叙事结构设计中设置了三股力量的斗争：正义的力量，历尽艰难最终获胜，体现出了公理和正义的力量；贪官的力量，生动表现了他们进行权力寻租、结帮拉派、巧取豪夺、侵吞钱财、鱼肉百姓的丑恶；觊觎钱财者构成的第三股力量，上演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丑剧。三股力量在政治现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每一条线索都产生了让人们思考、争论的话题，三条线索的交叉又产生了更强的张力，从而构成了吸引观众介入的不同的兴奋点。而无论观众从哪个兴奋点进入剧情，都可以通过三条线索的交叉发展缝合前面的背景故事。这种结构是符合媒介融合时代的伴随式观看特点的。

王心语在谈到悬念时认为，“所谓悬念，主要是指编剧和导演利用观众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前景的关切与期待心理，在剧中设置悬而未决的矛盾现象，从而引起观众的关注，并急切期待解决的后果，以便吸引和集中观众的注意力与观赏兴趣，诱导观众迅速进入剧情，以达到饱和状态的欣赏效果，在接受中享受审美的快感。”反腐剧题材本身就具有容易形成悬念的特征，但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交织中使悬念不断推进，延长观众的兴奋弧，从而使叙事的完整性和张力更为突出，是编导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以题材博眼球的泥潭。在新一轮热点反腐剧中，无论是《人民的名义》还是《破晓》，都注重放大题材所带来的悬念设置优势，寻求在叙述结构中体现出丛生的悬念使之产生内在强大的张力。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关于究竟是谁帮助了丁义珍出逃的演绎。

结语

新一轮反腐剧重新成为荧屏的焦点，不仅有政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反腐剧从故事到叙事，都能够根据当下大众文化对应的消费特征进行形式系统设计。以《人民的名义》为代表的反腐剧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悬念丛生的叙述结构，人物设计的独具匠心，台词设计的为民发声，使之在艺术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也因此征服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