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娱玉

1997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学界激起轩然大波。此文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评述，它的亮点，也是其后聚讼纷纭的焦点在于：汪晖一反“新启蒙”运动对共和国以来思想状况所形成的共识，独辟蹊径地提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136)。这一观点甫一亮相，就让众多学者为之振奋，引为同道，比如李杨、韩毓海、旷新年、贺桂梅等人，一时间，“反现代的现代性”成了“新左派”的理论宣言，进而成了“新左派”现代史观(特别是文学史观)的结构性要素。

鉴于“反现代的现代性”是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所瞩目的焦点，具有极其强大的思想含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来重新梳理它的发生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作出理论反思。事实上，这一理论并非植根于中国，也不是汪晖的原创，而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最先提出，影响了求学西方的中国的青年学者，或者经过翻译漂洋过海地影响了本土学界。早在1993年，德里克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本文详细地论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反现代的现代性”特征，显然，汪晖深受影响。同年，海外学者唐小兵编撰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延安文艺所代表的大众文艺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