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曾经，过于注重“社会承诺”的新诗使读者始终无法挣脱社会语境的束缚。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也许还可以向前追溯），当代诗歌的写作却有了新的价值：语言的丰富性、文本的包容性以及内在诗质中的复杂纹理不仅意味着其所处社会语境的矛盾与张力，更召唤着读者新的阅读视野与审美感受。然而面对新诗的迅速成长，新诗的阐发却明显有些滞后，对此诗人翟永明曾表示：“诗歌批评跟不上创作。”

翟永明的评价不仅适用于国内的当代诗歌批评，同样也精准地描述了海外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现状。过于沉浸在新诗的社会语境中一直是海外汉学界中国新诗研究的弊端所在，对此，海外汉学界开始有意对新诗研究的极端社会语境倾向进行反拨，其中尤以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发声最为引人注目。承继了荷兰莱顿汉学的“新批评”传统，柯雷在研究中国当代诗歌时从未放弃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同时身在诗歌现场，柯雷又比任何汉学家都更了解当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语境对诗歌形态的塑造力量。从“文本”到“语境”再到“元文本”是柯雷研究兴趣的发展过程，也是其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视野中的三大维度。“文本，在这里指诗歌文本，包括书面文本和口头诵读文本。语境，指诗歌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元文本，指关于诗歌的话语。”文本与语境相互独立，却又彼此依存。元文本相对于语境来说需要我们以“细读”的方式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