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可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人，红柯却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赴疆十载，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通过《美丽奴羊》《西去的骑手》《生命树》《喀拉布风暴》等数百万字的“天山系列”作品，刮起了一场气势恢宏的西域风暴，为读者营造了一方刚烈壮美的艺术世界。然而，正如红柯本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所有的新疆小说背后，全是陕西的影子。”新世纪以来，红柯开始了他的“回望”之旅，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有着数千年沧桑历史的故土。这种“回望”在其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部作品中，浪漫的抒情气息减少了，厚重的现实书写增多了，痛苦的生活挣扎加重了，更多了对本土历史和生存境遇的关照。而在更深一层次上，他也在不断探究从根本上影响内地人精神信仰、人性特质和思维模式的民族文化根脉，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作品聚焦了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文化的总根源——阴柔观；另一方面又寄寓了对文化根脉生命性的追寻和对喧嚣当下人类诗意栖居的美好希冀。

一、一种忧虑：“皮影哲学”中的人性丢失

红柯曾经说过，《太阳深处的火焰》原名是叫做《皮影》的，定稿时才改为现在的名字，这“就像一个乡村孩子，有个小名，都很土，上学时就一定有个大名。”而正是这个很土的“小名”，却也许隐含着作者的用心：“挑皮影的都在亮子下边，永远出不了头，出头的是影子，影子都是假的，真人不露相，皮影演活了，皮影也耍人哩，谁是谁的影子也就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