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霞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代际视野中，“70后”历来比其他代际遭遇了更多的冷落、质疑、隔膜和误读，一种来自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暧昧混杂将这代人弃掷于“夹缝”“低谷”而使其文学价值的呈现成为一道“难题”加“谜题”。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了发生在“70后”身上特殊的“代际生存的尴尬”和“代际焦虑”问题，指出其既有的“创作实绩”被有意虚置，现在应当正视这个代际命名，摒弃泡沫式酷评，以学理化眼光在“70后”中“遴选出优质的作品”，逐步完成其“经典化”过程。这一论述客观而具有合理性，它是在代际的多维视野中，结合当下的文学问题和批评状况而发声的。

近年来，在“70后”持续不断的自我突破和超越之下，其被忽略、被遮蔽的失衡与紧张状态正在得以缓解。2017年堪称“70后”的长篇丰收年，徐则臣的《王城如海》、石一枫的《心灵外史》、李师江的《中文系2：非比寻常》、李骏虎的《浮云》、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艾玛的《四季录》、鬼金的《我的乌托邦》、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乔叶的《藏珠记》、鲁敏的《奔月》、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阿乙的《早上九点钟叫醒我》、马笑泉的《迷城》等先后出版或发表，部分作品以单部的高品质引发了文坛的反响，使其连带的“70后”话题再次进入批评界的视野。这种近乎“群涌”和“井喷”式的局面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一代人长达数年的文学坚持与思想积淀的结果。

面对这种无法回避的丰赡，“70后作家已成长为文坛中坚”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和人文情怀开始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