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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青春文学的形象与贫困
——张悦然笔下的自恋、躁郁和在场与缺席

2018-11-13刘大先

小说评论 2018年3期
关键词:历史

刘大先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圣经·雅歌

你的行动要使得你能够有希望看到你做出的决定同样适用于你最爱的那些人。

——吕克·费里

20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国文学,如同彼时在国企改革中分流的工人、新一轮土地流转中进城谋生的农民与高校“双轨制”里入学的高中毕业生那样,经历了堪称断裂性的命运,只有少数幸运儿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脱颖而出,张悦然无疑是其中的一位。这个出生于1982年的女孩,十四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因为在 “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崭露头角而一跃成为青春文学的新偶像之一,并且没有像那个时候在初兴的消费主义浪潮中昙花一现的“美女作家”那样后继乏力或改弦更张,而通过在大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群中的持续性接受,成为新世纪为数不多的文学明星。以“青春文学三驾马车”而闻名的另外两人是韩寒与郭敬明,前者以其反叛的姿态切入到一种对于已经失效的政治符号的皮相言说而迅速崛起为大众传媒中的“意见领袖”,后者则通过对新兴权势与金钱的赤裸裸崇拜与讴歌而俘获了大批对都市新文明充满期待与憧憬的乡镇青年,两个人又几乎同时拥有了多重身份:赛车手、出版人、导演和娱乐节目嘉宾……在与权力与资本交织的网络体系及“新意识形态”的合谋中如鱼得水。张悦然尽管也写而优则编,乃至成为人民大学的老师,但始终与前二者的“大众文化化”倾向有所区别——她逐渐趋向于一种“纯文学”的路径,当然她的写作基本上是一种“后纯文学”,这里涉及到整个文学生态与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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