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李蔚超

李蔚超：

到目前为止我都相信，考察您与文学的关联，至少需从文学行动、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三个维度入手。换句话说，您是党的文学工作者和领导干部，是批评家，是作家，三种身份神奇微妙地互相作用，影响着您的文学实践。所以，我试着从这三个方面提出问题，请您来谈谈。

李敬泽：

哦，有的记者也喜欢谈这个，当然你知道他们的兴趣所在。我通常会回答他们，这没什么稀奇啊，你看看现代文学史，身份比我更复杂的比比皆是。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才完成建构，搞出一个单一的、第一性的、自足的作家身份，甚至是单一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的身份。现在……好吧，我会认真地思考一下它们之间“神奇微妙”的相互作用——你知道，我更习惯于嘲讽自己，而不是塑造自己，谈论自己会让我很不自在，除非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啊这个人！

我想你实际上是说，当一个人如此深入地介入文学生活的几乎所有环节时，他几乎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场所或场域，在这里，事物会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好吧，可能是这样，虽然我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在编《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对了，你忘了我还一直是个编辑——现在每个月看很多论文，我赞同洪子诚老师说的，文学史应该史学化，但是，我也常常感到，这种史学化可能也特别需要边界、限度的自觉，或者说对历史之“空白”、之“相对”的自觉。于是，一些学者试图重建历史的丰富性，重建一个细节丰沛的场域，我记得郜元宝曾经有此提议，王德威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