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曼曼

影片《我不是药神》于2018年暑期档上映。上映后，该片赢得了广泛的关注，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本文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作为分析范本，通过运用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来分析影片中的人物角色功能，理清表层结构，继而建立起符号矩阵来分析人物之间的潜在关系，架构深层结构，由此揭示影片所要表达的社会思考与现实意义。

影片《我不是药神》根据2015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改编，讲述了神油店老板陆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的奇妙经历。从一开始为一己私利被动帮助白血病患者，到后来不顾自身利益与安危主动帮助他们，陆勇在私利与公益、情理与法理的交织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本文根据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来解读《我不是药神》，通过分析影片的表层结构及深层结构，从而揭示影片所要表达的社会思考与现实意义。

一、格雷马斯行动元理论与《我不是药神》

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一书中归纳并建构了行动元模型，他将“行动元”分为六种，分别是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

如图1所示，整个模型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欲望追求关系为轴；发送者与接受者的交流是一条线，交流的内容是客体；辅助者与反对者的关系是另一条线，它们帮助或阻碍主体愿望的实现。格雷马斯认为：“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明一个微观域结构。”也就是说，行动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通过分析行动元的功能与相互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叙事作品中复杂的矛盾与深层的意蕴。

影片《我不是药神》以主人公程勇代购印度药为明线，以多重矛盾的纠葛、多方势力的较量为暗线，充满各色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与个性刻画，给人以笑中带泪的现实思考。程勇的主观意愿是救人而非盈利，但他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法律法规。程勇因犯走私罪、销售假药罪而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此案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程勇最终获得减刑并被提前释放。法大于情的事实不可置否，但导演最后的安排也表达了在非常情况下法理向情理的妥协。电影的主题融合在跌宕起伏的叙事之中，这不仅是主人公程勇的自我救赎之旅，更是中国社会情理与法理相互交织的现状。运用行动元理论对人物进行分类，可快速概括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人们透过繁杂的现象去追寻事件的本质。

二、从行动元分析中看情节发展

格雷马斯在他的行动元理论中，将叙事作品的角色分为六种行动元：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其中，主体与客体的欲望追求关系是行动元模式中最根本的一组关系。其中，主体是表达愿望或欲望的人，客体则是主体想要追寻的对象。发送者是推动主体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力量，它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接受者接受发送者传达的信息，往往和主体身份重叠。帮助者与发送者都有推动主体达到目的的作用；与帮助者相对应的敌对者是有碍于主体实现其愿望的消极力量。

在影片《我不是药神》中，叙事主体毫无疑问是程勇，但是他所追寻的客体因为他的一些经历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因交不起租金，程勇租借的房子被锁，因为没钱他无力为生病的父亲支付巨额手术款，甚至无法让亲生儿子留在自己身边。此时，他获得金钱的欲望是强烈的，正如他在影片中所说：“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这样影片的前半段便围绕程勇的赚钱之路展开。

如图2所示，在卖药赚钱的过程中，程勇是主体，金钱是客体，程勇通过售卖印度仿制药赚钱构成了最基础的框架。程勇想轻易获得金钱并非易事，也就是说主体的意图有时并不能直接到达客体，因而需要发送者给主体一个契机，来缩短主体到达客体的距离。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现便充当了发出者的角色，他为程勇走上销售印度仿制药的赚钱之路提供了方向。程勇既是欲望的追求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即两个行动元以一个角色的形式出现。

程勇之所以能够顺利把印度“格列宁”卖给大批的白血病患者，得益于思慧、浩子等人的帮助。他们几个人各司其事，组成了一支“卖药小分队”，使得卖药赚钱能够有序进行，思慧、浩子、牧师，包括吕受益在内，他们都是主体程勇的辅助者。在影片中，程勇的卖药生意一开始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在叙事故事中，主体对客体的追求不总是一帆风顺。故事发展到这里，担当反对者的假药贩子张长林出现了。他以多次举报、金钱许诺等手段迫使程勇将印度“格列宁”的供货渠道卖给他。表面上，张长林是程勇在卖药赚钱阶段的主要反对者，但细细思索人们会发现，真正限制、阻碍主体获得欲望的反对者是隐形的法律约束。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在影片《我不是药神》中，主体追寻的客体随主体的经历与感受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年后，已经成为工厂老板的程勇再次卷入了印度仿制药事件中。好友吕受益的死对他的触动很大，看着那么多与吕受益一样备受折磨的白血病人，内心的愧疚与良知让程勇决定重新“卖”药。不以赚钱为目的甚至贴钱为广大病友寻药买药，实則便是救人了。

如图3所示，影片后半段主要围绕程勇为帮助白血病患者“买”到便宜的印度“救命药”，不顾自身利益与安危，游走在法律边缘。因此，主体依旧是主人公程勇无疑。老吕、浩子的相继离世，让程勇深觉生命短暂，唯有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是无法割舍的，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能救一个是一个”的决心。因此，主体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客体正是白血病人的生命。

程勇重新代购印度“格列宁”遇到了比之前更多的困难。一方面，国内仿制药泛滥引起了瑞士医药代表的不满，公安部门也加紧搜捕不法贩药者的动作；另一方面，印度药厂受国际方面的压力，面临关厂停产。即便这样，程勇还是在全力帮助病人购药。从开始的一心赚钱到如今的主动救人，这样的转变是他内心深处的道德与爱心、良知与情义在起作用。因此，内心深处的道德与良知是发送者，而接受者是程勇本人。

随着剧情的深入，辅助者与反对者也有了些许变化。首先，主体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遭遇了更多反对者的阻挠。这些反对者不仅指某个人物，还包括事件、社会环境等。瑞士医药代表对印度仿制药的极力反对、公安机关加大对买卖假药者的打击力度、国际上对于仿制药尤其是印度药厂的限制等，这些都成为阻碍程勇救人愿望实现的反对者。

所幸的是，程勇在追寻目标的路上遇到了许多帮助他的人，原先的“卖药小分队”依旧是他实现愿望的得力助手，受助的病患们自然也站在他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原先作为反对者代表的假药贩子张长林，在被捕后竟然没有将程勇供出，他们都为程勇无偿帮助白血病人的行为动容。作为刑警的曹斌，在法大于情的案子面前他无力改变什么，却依然站在正义与善良的一方。反对者转向帮助者，相应的反对者位置缺失，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就变得水到渠成。这些都是这部电影值得人们品味的细节点。

三、从符号矩阵分析中品深层意味

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的开篇这样说：“意义问题是现今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我们看来，人类世界本质上可定义为意义的世界。世界只有意谓什么才称得上是‘人的世界。”因此，在研究叙事作品时，人们不应该局限于了解外层的故事讲述，而应该透过故事的表层结构去探索作品背后的深层意味。通过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人们已经理清了影片《我不是药神》的故事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则需要解析不同“语义素”相互之间对立关系所生成的“意义”。格雷马斯结合结构语义学和叙事功能学，提出了一种深度解读叙事作品中人物关系和情节意义的模式，即“符号矩阵”，如图4所示。

图4 符号矩阵

在这个符号矩阵中，X和反X是一组核心的二元对立式，而非X和非反X是由其他因素所推演出的另一组次要对立关系；X与非反X、反X与非X分别为蕴含关系；此外，X与非X、反X与非反X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但不一定对立。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的架构源自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是在叙述过程中有必要增加新的因素来使故事变得更加丰富，于是便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故事也就更加丰盈、更加充满张力。

因此，人们可以用符号矩阵来分析、体味《我不是药神》的深层意味。在影片中，所有事物的根本矛盾与对立都源自于情理与法理的不相容。在此，人们取贯穿影片始末的一对对立关系——程勇与警方的对立为代表进行深入分析。符号矩阵关系如图5所示。

图5 程勇与警方的符号矩阵关系

在影片中，程勇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与警方本应是被保护与保护的关系，但从他开始代购印度“格列宁”起，无论是起初的为一己私利，还是后来的为了能救更多的人，他与警方已然形成了一种互为绝对否定的关系。程勇作为主体，生活的重压让他走上了代购仿制药赚钱的路，可以说刚开始代购仿制药程勇是为了自救。后来，当他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白血病人，当他见证到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时，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了“拯救”更多白血病人的责任。无论是为了自救还是救人，程勇的行为都属情理之中。作为程勇对立面的警方，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利益，制止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因此，警方严厉抓捕无视法纪法规的程勇也是合情合理。程勇代购印度仿制药救人没错，警方严厉打击买卖假药也没错，药商与病患都没错，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实际上是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博弈。

程勇与法律是矛盾而非对立的关系，当吕受益第一次请程勇帮忙代购印度药并承诺给予报酬时，他当场拒绝了，可见程勇对法律是心存敬畏的。后来，他在代购仿制药做得顺风顺水时，无奈放弃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也是因为怕坐牢。由此可以看出，程勇认同法律对人的约束力。但同样是他，为了挽救千千万万脆弱易逝的生命，他不顾法律法规的权威，罔顾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反而为更多的白血病患者低价代购印度药。程勇违反了法律法规，但人们并不能否认程勇救人的初心与他对法律的敬畏心。

警方与情理也是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警方坚决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严格执行上级委派的任務，比如，为了抓到幕后贩药者，他们只能将买药的白血病患者拘留进行审问。另外，警察也并非毫无人情味的执法机器：警官曹斌一直在良心与职责中纠结，他私自放了被拘留的白血病人，还多次向上级说明群众的呼声；送程勇入狱的警察也为他的事迹动容，看到路边那么多送他的白血病人，故意将车开慢。执法者也有柔情的一面，只是他们有更需要去坚守的纪律与原则。

四、结论

影片《我不是药神》以程勇为主体，以主人公的转变架构剧情，是一个主人公的成长故事，更是一部反映现实、直击人心的大片。在影片中，人们感受到了种种的困境：白血病人的生存困境、主人公程勇的道德困境、以曹斌为代表的警察的法律困境以及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通过行动元及符号矩阵的分析，人们不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无奈，更看到了剧情背后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博弈，以及在艰难现实中闪现的人性光辉。

（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