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阎连科、刘震云、李佩甫、周大新、张宇、田中禾等一大批作家先后崭露头角，河南作家成为20世纪末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1999年，随着河南文学院主办的文学豫军研讨会在新乡的召开，“文学豫军”的口号被普遍接受。如果将视野延伸到当下，人们惊讶地发现文学豫军俨然成为当下文坛的主力军，他们以中原人特有的坚韧、朴实默默耕耘，不声不响，不事声张，却长篇迭出、拿奖无数。有评论者认为，“以作家籍贯论，河南的长篇小说实力的确无任何省份可比”，确为公允之论。

文学豫军的提法，鲜明地揭示了中原作家群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属性。相当尴尬的是，人数众多、长篇小说数量众多、拿奖无数的文学豫军并没有在当代文坛上表现出相对应的统摄力与影响力。其不仅与北京、上海等历史悠久的中心文化圈难以相提并论，连和同属地域文化范畴的商洛文化、湘楚文化进行比较时也难言优势。文学豫军已经蔚成规模，但领军人物缺乏、具有标志意义的代表作匮乏、突破乏力，成为制约文学豫军发展的瓶颈与软肋。地域文化是一种标签、一面旗帜、一块自留地，也可能是一份束缚、一种画地为牢。

早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豫军崛起不久，就有人指出河南文学与乡土文学、故乡记忆的关联，比如认为豫籍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李佩甫“向我们铺开了一个迷人的艺术世界，深蕴其中的是那浓重的乡土情绪”。实际上，这的确是豫籍作家在题材以及情感趋向上的共同倾向。就连对故乡明确表示拒绝姿态的刘震云也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说情感的触发点。”绝大多数豫籍作家都會坦承童年经验、乡土记忆、故乡生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文学创作最初的灵感，抑或是至今仍存的感动。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李佩甫的豫东平原、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周大新的圆形盆地，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是他们最独特的标签。

每一个作家都与自己的童年经验与故乡记忆相关联，故乡也成了作家创作挖之不尽的宝藏与创作灵感的源泉。从世界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一个作家的处女座甚至是成名作往往与故乡有关，因为故乡生活保留了他们体验世界的最初欢乐或精神伤痕。伟大如鲁迅者，其《故乡》《社戏》《祝福》等小说也与其故乡生活息息相关。豫籍作家的整体创作尤为凸显，放大了“故乡”与文学的关联，故乡永远是大写的存在。作家周大新最初写作军营题材，却在某次回乡探亲时顿悟：“就在这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最熟悉的其实还是脚下的土地和林中的农人，我最应该写的还是这块故土。”这么多年来，河南作家围绕着故乡或娓娓道来、或絮絮叨叨、或窃窃私语，在创作上简直形成了关于故乡书写的绵延不绝的书系。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系列、刘震云的“故乡三部曲”、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洋洋洒洒，穷尽故乡变迁，写尽各种故乡的人情世故。在现有的地域作家群中，似乎没有哪一个省份在文学中如此大规模、大面积地表现故乡了。

将某一种题材尤其是自己印象最深、感触最深的故乡生活进行深耕细作，即如鲁迅所言的“开掘要深”，并非坏事。问题在于，豫籍作家对童年经验、乡土记忆的无限重复，可能导致对自身经验之外的世界的遮蔽与失语。日新月异的外部环境，尤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现代化城市群，对作家来说构成了一种异质性的生活经验与写作体验。大多数豫籍作家现在都生活在城市，过着按部就班、驾轻就熟的城市化生活，但似乎在情感层面缺乏对城市的热情，在创作层面也存在着表现滞后、无力的现象。

实际上，这也正是评论界对豫籍作家群的一贯印象，即认为河南作家善于写乡村但不善于表现都市。这么多年，阎连科兜兜转转，耙耧山脉、瑶沟始终魂牵梦萦。早期的《年月日》《日光流年》是，稍晚的《受活》《丁庄梦》也是。有些小说虽没有给村庄具体的命名，但那种让人窒息的沉闷与荒芜，村民们生存压力之下的权力追求以及在权力缝隙中的苟延残喘，无不带有耙耧山脉与瑶沟的影子。如果把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描述为一条蜿蜒回旋的河流，其间支流涌现、旁逸斜出，但主流依然是对中国村庄的关注，耙耧山脉与瑶沟也是其创作河流的源泉。阎连科的早期小说虽也写到城市，但城市只是故事发生的一种模糊的背景，他很少以一种具体的、写实的手法去描写都市。其早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九都”、古都往往是迥异于乡村经验的异质性存在，一方面，九都有的是“高楼”与穿着好看裙子的“女人”，另一方面，九都也是村民们卖皮、蓝四十卖身筹钱的场所。在这样的描述中，都市的面貌是模糊的、扭曲的，在小说中也没有独立意义。阎连科后来不是没有过题材上的尝试，《风雅颂》中的大学老师即是其书写城市、书写知识分子的努力。但主人公杨科的那种窝囊、对于权力的畏惧，倒更像是耙耧山脉的一个农民而不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最后，杨科在城市待不下去了，又回到乡村去了。《风雅颂》在阎连科的小说中相当另类，其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塑造也难言成功，作家后来也坦承城市题材再也不碰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豫籍大家李佩甫的小说中也延续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城市代表了现代化的生活空间，代表了物质至上与快速的生活节奏，但同时也代表了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虚伪、自私，而乡村尽管物质贫穷、生活艰难，有时也会因为权力争斗、生存压力出现某种人性的异化，却保持着道德上的优越性。其“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均贯穿着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而且愈到后期，关于城市的篇幅比重越大。作者虽力图跳出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框架而试图对于都市与乡村进行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乡村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与批判，但读者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作家在书写城市与乡村时的情感差异。对于乡村的批判由于熟悉而显得痛切，不无惋惜与遗憾，而对城市的批判则显得没有人情味，一副事不关己的冷冰冰腔调。或者说，作家在批评故乡（乡村）时是一种在场的、“有我”的内省，而批评城市时则跳出城市之外以一种第三者姿态进行言说，乡村在此时反而成为其批判城市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河南作家依然延续了现代时期沈从文式的表现视角。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相对陌生尤其是在情感上的疏离，造成他们的城市书写相对滞后、生涩。比如在《羊的门》中，作家对中原的一花一草、一幕一景时皆饱含深情，他用细腻的笔触写土壤的气味、草的名讳、平原的传说，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乡村教父”呼天成的成长史与呼家堡如绵羊般生存的男男女女，但对呼国庆在城市里的官场争斗这条线索，则显得隔靴搔痒、力不从心。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豫籍作家在对故乡记忆的反复咀嚼与回味中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冲动与能力，河南文学在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向后看”的倾向而不能对正在进行时的河南现状进行回应。李佩甫对平原“土壤的气息”也可以视为河南作家对故乡的整体态度：“你会发现这气息偏甜，气息中有一股软软的甜味……接着，你就会对这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觉。灰是很木的那种灰，褐也是很麻的那种褐。褐和灰都显得很温和、很亲切，一点也不刺眼，但却又是很染人的，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里。那灰青是淡调的，渐远渐深的，朦朦胧胧的，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韵。”“平原的气息是叫人慢慢醉的。”在无限的回忆与发酵中，故乡单调与灰褐色逐渐淡去而显示出温和、亲切以及迷幻般的气韵，作家也愈发沉溺其中，与鲜活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

在某种意义上，故乡的深刻记忆与反复书写成就了中原作家群，但在写作上对乡村经验的过度依赖又使得故乡显得如此沉重，沉重到遮蔽了他们打量现实的目光，沉重到抑制了他们想象

的飞升。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中国化视域中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2017年河南省决策招标项目“中原文化的文学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17B3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剑（1984-），男，安徽肥东人，博士，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