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下海 李博文 吴春秀

一、引言

流动人口的“草根创业”是“万众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繁荣有着突出贡献。但由于天然具有“外地人”标签，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开展创业活动通常会遭遇诸多障碍，比如户籍制度、信贷约束、社会融合以及营商环境等。在耳熟能详的成功创业的案例中，人们通常可以看到创业者身上所具备的某种优良独特的“创业人格”，比如强烈的进取心、领导力、勇于冒险、有组织和计划能力等。这些鲜明的人格特征是作为“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存在，对个体创业起到关键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创业者的人格特征因素正逐渐成为一个新兴议题。根据现有文献的定义，“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模式，体现了个体在某种情境下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Roberts，2009；李涛和张文韬，2015）。abRoberts, B. W.,“Back to the Future: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43, no.2, 2009, pp.137-145.目前，“大五”人格分类法是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人格分类法。“大五”人格量表的思想根源于Allport和Odbert（1936）所提出的特征概念。cAllport, G. W., Odbert, H. S.,“Trait-Names: A Psycho-Lexical Study”，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47, no.1, 1936,pp.1-171.他们认为个体性格方面的主要差异可以通过日常使用的“词汇”进行分类概括。随后Costa和McCrae（1992）发现，用以表述这些微观个体性格特征的词汇可以归纳为五大类，这是目前使用的“大五”（Big Five）人格分类法。aCosta, P. T., Jr., McCrae, R. R.,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and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 PAR, 1992.“大五”人格特征包括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顺同性（Agreeableness）、开放性（Open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等五大维度。其中，严谨性体现个体的成就感与工作的努力程度；外向性代表个体的决断力、领导力、进取心和活跃度水平；顺同性衡量个体是否易于与他人合作，对他人宽容与信任的程度；开放性反映个体的创造力、革新精神与好奇心；神经质反映个体情绪稳定性，以及乐观、自信和抗压能力。

关于人格特征的非认知能力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国外不少经验文献已得到确认。比如，Evans等（1989）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如控制观等一直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与被雇佣的管理人员相比，在相同条件下，神经质、顺同性水平较低的个体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大。bEvans, D. S., Leighton, L. S.,“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9, no.3, 1989, pp.519-535.Zhao和Seibert（2006）发现严谨性尤其是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与创业具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特别地，将开放性与个性的一致性维度（如想象力，创造力，直觉和判断的独立性等特征）结合在一起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开放性水平高于管理者。cZhao, H., Seibert, S. E.,“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Status: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1, no.2, 2006, pp.259-271.Caliendo等（2014）利用德国数据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做出创业决策和维持企业生存发展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开放性和外向性对个人选择创业的影响最为明显，顺同性和神经质次之；开放性和外向性得分越高，神经质得分越低，创办企业和维持企业运转的可能性越大；顺同性得分较低的人维持企业生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顺同性较低的企业主往往讨价还价能力较强。dCaliendo等（2010）还发现了一些更具体的特征如控制观和风险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运营发挥作用，其中内源控制观的人创办企业的可能性更大，而风险态度适中的人比过于偏好风险或过于厌恶风险的人维持企业生存的概率更大，风险态度与创业成功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即非认知能力存在异质性（Ciavarella等，2004）。efCaliendo, M., Fossen, F. M., Kritikos, A. S.,“The Impact of Risk Attitudes on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76, 2010, pp.45-63.Rauch和Frese（2007）研究表明，成就感、自信心、创造力、抗压能力和自主偏好对于创业选择和创业成功都有显著地积极影响。gRauch, A., Frese, M.,“Let's Put the Person Back into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 Meta-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Owners' Personality Traits, Business Creation, and Success”，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16, no.4, 2007, pp.353-385.

目前，关于人格特征对创业影响的国外研究较为丰富，国内文献则相对匮乏，在中国研究这个议题既有趣又有现实意义。毕竟，国外文献多以西方的创业人格特征为研究对象。文化是孕育民众人格特征的土壤，中西方文化之差异使得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和表现形式与西方人有所不同，h王成利：《变革型领导与知识型团队绩效关系研究：心理资本与组织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比如中国人更强调稳定严谨和顺从集体等，而西方人更强调个体价值和冒险精神。也正是由于人格特征的差异，使得其对于创业行为影响效应存在不同。这也就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外向性、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向性、开放性和严谨性都对流动人口的创业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神经质对创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不同异质性流动人口中，人格特征的创业效应有不同的表现。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二：一是通过识别非认知能力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影响，拓展了人格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政策层面提供新的洞见，即应强化引导外来人口完善“非认知能力”，发挥人格的力量，从而更好地激励草根创业。

二、研究设计

（一）人格特征的测度指标和方法

本文基于国际标准的NEO人格问卷，并结合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外向性、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人格特征测度指标的数据来源一般有3种：自我报告（Mueller和Plug，2006）、他人评价（Carneiro等，2006）和行为表现推断（Kuhn和Weinberger，2005）。abcMueller, G., Plug, E.,“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Male and Female Earnings”，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60, no.1, 2006, pp.3-22.这三种数据来源各有优劣。其中，“自我报告”数据因可得性较高且对数据条件要求较低，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研究使用形式，本文采用的即是这种形式的数据。根据NEO-PI-R的特征维度和特质分量表，我们将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四大特征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进行实证研究。表1是对应的量表，具体取值见于表3，每一个维度均包含3个问题，取值越高，该维度非认知能力越明显。

表1 人格特征量表

（二）数据指标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d该数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数据平台（www.chinaldrk.org.cn）提供。该调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组织，旨在了解流动人口变动及公共卫生服务利用、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等情况。2014年的调查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中，采用PPS方法进行抽样，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的流动人口开展调查。

本研究主要关心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被解释变量，我们根据2014年调查中“您现在的就业身份属于哪一种”这一问题构建调查对象是否创业的0-1虚拟变量，这也是目前研究中较为常用的做法。在创业方面，我们构造了“创业”、“机会型创业”（身份为雇主）、“生存型创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不同口径的三个指标。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受访者的就业身份分别为“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四类。据此，我们构造了宽口径的“创业”（enp）变量，当受访者的就业身份分别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时，取值为1，否则为0。为进一步分析非认知能力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我们同时构造了两个窄口径的创业变量，分别定义为“机会型创业”（身份为雇主，enp_1）和“生存型创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enp_2），当受访者的就业身份分别为相应的创业形式时，取值为1，否则为0。表2给出了不同口径创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在全样本中，创业者的比例为30.5%，其中机会型创业者的比例为9.7%，生存型创业者的比例占24.9%。显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房租、日常开销等创业成本较高，不愿意雇佣他人以付薪，即使亲人帮忙也不予支付工资，以此降低成本，所以生存型创业的比例较大。同时我们也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因素，以使估计结果更为稳健。各变量定义及取值详见表3。

三、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表2 创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3 变量定义与测度

由于我们关心的因变量“创业”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所以本文主要采用probToussaint-Coneau, M.,“Do Ethnic Enclaves and Networks Promote Immigrant Self-Employment?”，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2, no.4, 2008, pp.30-50.it模型进行估计。基本模型如下：

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1）受教育年限。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更强烈的创业动机（KaKaushik, S. K., Kaushik, S., Kaushik, S.,“How Higher Education in Rural India Helps Human Rights and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7, no.1, 2006, pp.29-34.ushik等，2006），aKaushik, S. K., Kaushik, S., Kaushik, S.,“How Higher Education in Rural India Helps Human Rights and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7, no.1, 2006, pp.29-34.但另一方面，由于创业风险较高，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更愿意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成为工资获得者。（2）年龄及年龄平方/100。加入这两个变量试图刻画个体创业行为的生命周期特征。（3）性别（男性取1，女性取0）。通常，女性相比于男性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风险厌恶，同时在创业过程也更容易遭遇歧视等。（4）民族（汉族取1，少数民族取0）。加入这个变量以反映不同民族的创业差异。（5）婚姻状况（已婚取1，未婚取0）。已婚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往往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因此，相比未婚个体，预期已婚个体的创业概率会更高。（6）户籍（农业户籍取1，非农业户籍取0）。农民在城市谋求生活，有更大概率选择生存型的自雇创业（Toussaint-Comeau，2008）。bToussaint-Coneau, M.,“Do Ethnic Enclaves and Networks Promote Immigrant Self-Employment?”，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2, no.4, 2008, pp.30-50.（7）流动时间。在迁入地工作生活越久，拥有的生活经验越丰富，就能较为迅速地开展创业活动。此外，家庭特征变量包括：（1）家庭收入与家庭支出；（2）老家农地与住房；（3）赡养老人与抚养儿童。

四、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估计

我们首先分析个人的非认知能力包括外向性、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这四个方面对其是否创业的影响。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值离散变量，我们采用probit模型。在回归方程中，主要解释变量为外向性、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教育年限、年龄、性别、民族、健康、婚姻状况、户口、社会地位、流动时间等）及家庭特征（家庭支出、家庭收入、老家农地、老家住宅、赡养老人、抚养儿童等）。除选用宽口径的创业指标（enp）作为被解释变量外，还选用窄口径的“机会型创业”（身份为雇主，enp_1）及“生存型创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enp_2）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探讨非认知能力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

表4报告了利用probit模型进行全样本估计的结果，列（1）和列（2）分别为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效应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由结果可知，非认知能力的外向性、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前三者为正，神经质为负（Zhao和Seibert，2006）。cZhao, H., Seibert, S. E.,“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Status: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1, no.2, 2006, pp.259-271.具体而言，当流动人口的外向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92%；开放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62%；严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63%；而神经质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下降0.67%。

在估计中，大部分控制变量均对流动人口创业概率有显著影响且基本符合预期。由表4知，流动人口教育程度越高，创业的概率越低。平均而言，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创业的概率便下降2.48%。年龄平方/100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也印证了前文的预期，创业具有明显的“倒U型”生命周期模式，即创业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男性比女性的创业概率高4.23%，这与个体的风险偏好有关。已婚流动人口比未婚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高13.82%，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Laure等，2010）。aLaure, Humbert, A., Drew, E.,“Gender, Entrepreneurship and Motivational Factors in an Irish Contex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vol.2, no.2, 2010, pp.173-196.拥有不同类型户籍的流动人口创业概率也存在一定差异，平均而言，拥有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

创业概率比拥有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高6.01%。流动时间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人口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对其创业存在正向影响。家庭支出和收入显著为正，表明更好的家庭条件有利于流动人口创业。老家农地和住宅系数为负，基本符合预期。

表4 全样本估计结果

（二）分样本估计

1.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对不同创业类型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影响，我们主要考虑了“机会型创业”（身份为雇主）和“生存型创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两种类型，回归结果见表5。列（3）和列（4）、列（5）和列（6）分别为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效应的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系数显著且稳健，与前面基本一致。由表5可知，对于机会型创业来说，外向性和开放性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严谨性和神经质方面并不显著；对于生存型创业而言，严谨性和神经质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外向性和开放性也较显著。

表5 非认知能力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差异

具体而言，对机会型创业来说，当流动人口的外向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75%；开放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55%。对生存型创业来说，当流动人口的外向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63%；开放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39%；严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62%；神经质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下降0.77%。外向性和开放性对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提升比生存型创业要大。究其原因，生存型创业主要是通过创业以实现就业，在提供就业岗位数量、产业升级、创新产品、市场拓展以及提升经济社会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劣势，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创业类型，而机会型创业主要是追求商业机会，其创新性高于生存型创业（刘鹏程等，2013）。a刘鹏程、李磊、王小洁：《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基于创业动机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8期。因此，当外向性和开放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前者比后者创业的概率均稍大一些。严谨性对追求商业机会的创业者来说不显著，这可能因为他们更愿意冒险，外向性和开放性对他们的影响较大；而对生存型创业，严谨性影响较为显著，在创业方面，他们更谨慎一些，希望通过创业顺利实现就业；神经质对他们的影响都是反向的，但是对机会型创业并不显著，对生存型创业却是显著为负，并且神经质每增加一个单位，生存型创业的概率下降的幅度更大（Uysal和Pohlmeier，2011），bUysal, S. D., Pohlmeier, W.,“Unemployment Duration and Person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32,no.6, 2011, pp.980-992.这也很容易理解，越易焦虑、抑郁的流动人口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概率就越低。

表6 非认知能力对不同性别创业的影响差异

表7 非认知能力对不同创业地点的影响差异

2.不同性别创业的影响差异。

由于创业的性别差异一直存在，与此同时，考虑到天赋、身体和家庭偏好等因素，非认知能力对男女创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a乐君杰、胡博文：《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4期。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对创业影响的性别差异，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列（7）和列（8）、列（9）和列（10）分别为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效应的男性和女性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

由表6可知，对于男性来说，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外向性在5%水平上显著；对于女性，除了外向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他三项非认知能力均不显著。具体而言，对男性来说，当流动人口的外向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74%；开放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81%；严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92%；神经质每增加一个单位，创业的概率就降低0.87%。而对女性而言，当外向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1.12%。总体而言，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对男性创业的影响比女性创业更显著。我们认为，出现上述差异的可能原因是，男性和女性创业人员由于天赋、身体和偏好等方面的差异，相较于女性，男性创业者在开放性、严谨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事业心更重，行动力更强，做事情更有魄力，更容易带动、影响和说服他人，这也是创业者的必备素质。

3.不同创业地点的影响差异。

我们还进一步研究了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对创业影响的地点差异，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回归结果与前面相差不大，此处不予汇报。列（11）和列（12）、列（13）和列（14）分别为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效应创业地点在市区、郊区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

由表7可知，对于创业地点在市区的流动人口来说，外向性对其创业的影响不显著，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对于创业地点在郊区的流动人口，开放性和神经质对创业的影响不显著，外向性和严谨性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对创业地点在市区的流动人口来说，当流动人口的开放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87%；严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57%；神经质每增加一个单位，创业的概率就降低0.85%。而对创业地点在郊区的流动人口来说，当外向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1.36%；严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创业的概率就上升0.75%。总体而言，开放性和神经质使流动人口在市区创业的概率比郊区更大，而外向性和严谨性的影响则相反。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的NEO人格问卷中的人格特征维度量表，结合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考察流动人口的非认知能力（包括外向性、开放性、严谨性、神经质四个维度）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向性、开放性和严谨性都对流动人口的创业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神经质对创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机会型创业，严谨性和神经质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更显著，但是外向性和开放性对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提升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相对女性而言，开放性、严谨性和神经质对男性的影响更显著，但外向性对女性创业的概率提升大于男性；开放性、神经质对创业的影响在市区创业比郊区创业更大，而外向性、严谨性对创业的影响在市区创业却比郊区创业更小。

本文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非认知能力对创业影响的确凿证据，丰富了国内关于创业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政府应充分意识到流动人口非认知能力培养和建设的重要性，将非认知能力作为专项教育内容，通过教育干预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激励他们在迁入地更好地开展创业活动。同时，应塑造良好的社会信任和互惠环境，提升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为，负面情绪可以相互传染，正面情绪就可以相互激励。如果两亿多的流动人口能形成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自然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人格“正能量”。这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无疑是一种宝贵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