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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景园林视角下对于中国古代园林理水科学特性的思考*

2018-11-12孔繁恩刘海龙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8年5期
关键词:园林水质景观

孔繁恩 刘海龙

0 引 言

“理水”指中国古代园林中对水景的综合处理,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水为主要审美对象,结合其他造园要素对空间资源进行配置和整合。中国古代园林博大精深,尤其体现在理水方面。理水是中国古代园林造景的核心内容之一,体现传统园林艺术特色的同时,所蕴涵的生态智慧远远超越其美学价值。由于理水是一项综合性的园林造景内容,涉及基址选择、意境表达、水形设计、设施设计、水质保育等诸多方面,因此长期以来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园林理水的研究,集中从形、声、色、动静、意境、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与阐释,对意匠和内涵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本文试图从现代风景园林的研究视角切入,对中国古代园林理水进行分析,归纳思想和方法,并从中总结其所具有的科学特性。

1 中国古代园林理水的思想和方法

1.1 园林理水与水利功能的结合

梳理水系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重要环节,对于防洪排涝、农业灌溉、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用水等功能的发挥起着重大作用。在水系的梳理中往往会随着水利工程的建设在城郊产生一些大型园林,位于城内的众多城市型园林也在保证水系整体连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然地表水资源进行园林水景的营造。因此,不论是大型风景园林,或者是小型城市园林,中国古代园林理水都非常重视与水利功能的结合。

1.1.1 城市水利与西汉昆明池

很多古代的大型园林是水系梳理结合水利工程建设的直接产物,比如春秋时期楚国章华台的陂池、寿县芍陂、吴国姑苏台的天池、西汉昆明池、杭州西湖及颐和园等等。以西汉昆明池为例,昆明池是一座大型人工水库,根据文献记载,昆明池的修建具有训练水军、游览、渔业生产、摹拟天象等多种功能,但以调蓄城市供水为主[1]。

汉代国势强盛,都城长安繁荣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早期的潏水水源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各类用水的需求,必须大幅度增加水源,遂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城西南修建昆明池,以引交水。昆明池的水源是交水,首先在交水上作石堨,平时在堨上引交水入昆明池,洪汛季节,由堨顶溢流,多余的水沿交水故道入沣水。昆明池通过两条渠道向下游供水:北出的一条即昆明池水,下游又建次昆明池一级的调节水库堨水坡,既可加大蓄水量,又可直接控制向长安城各用水部门分配用水。堨水坡下流又与潏水合,后分为北、东北向两支。一支北流入建章宫,宫内有太液池,其尾水排入渭水;另一支以渡槽东北流入城内,水入城后入未央宫园林水体沧池,再经石渠导引分别穿过后宫和外宫,汇入长安城内之王渠,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2]。

汉长安城以昆明池为中心的水利系统是蓄水、引水、排水相结合,供水、航运、灌溉和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综合利用的系统[2],对昆明池及其相关水系的梳理和整治,使该区域内的各类风景要素得到相应开发和建设,湖陂池沼散落于上林苑中,汉长安因此而成为一座拥有丰富水利景观的城市,而昆明池本身也成为汉上林苑中最优美的观赏园林,开创了我国以大型水体为核心来布置园林景观的先河。

1.1.2 城市水利与隋西苑

隋唐时期,洛阳城周围的自然河流有洛水、伊水、涧(谷)水、瀍水,洛河北岸有漕渠、泄城渠、写口渠三条人工渠道,洛河南岸有通济渠、通津渠、运渠和伊水二支渠等五条人工渠道[3]。城内的自然河流与人工渠道穿流于宫城、皇城、御苑和里坊间,遍布城市的河渠水网,对城内用水、排水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隋唐洛阳基于水利工程,开发了大量风景园林,造就了这一时期洛阳园林的盛况。

隋代开凿的南北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去的通济渠,即以洛阳西苑为起点[2]。西苑水系根据地势“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4]。隋西苑正是这样一座水利功能导向下兴建而成的大型人工山水园。其布局是以人工挖掘的“北海”和海中的三神山为景观中心,以龙鳞渠为脉络,曲折萦回于苑中十六组庭院间,联系苑内大小池沼,并最终注入北海,形成完整的水系[1][5]。

1.2 园林理水与自然基址的协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主线,这种关系体现在中国古代园林的营建中,即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特征。在“人与天调”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园林理水表现出对地域自然环境和场地特征的尊重,在保持水环境良好生态的前提下,利用和改造水体,并与其它造园要素进行有机结合,创造了理想的水域空间和水景观。根据基址特征合理布局水形水系,是古代城市水系适应自然水文循环的表现,对场地自然地形的积极改造和利用,是中国古代园林在水的社会循环中依赖并尊重自然循环的生态策略。

1.2.1 隋唐长安宫苑池沼

隋唐长安城利用梁洼相间的地势,因地制宜进行城市设计。充分利用基地内高起的岗原与低洼的坡地,根据功能及景观需求布设了宫殿、衙署、寺庙道观及贵胄宅邸[6]。同时将开辟水源与准备水源相结合,利用城中的天然低洼之地,开凿城池沼湖泊,综合生产、生活等功能,构成长安城的景观水域:如城东南的曲江池,兴庆宫的龙池,大明宫的太液池,东内苑的龙首池,太极宫中的东、西、南、北四大海和山水池等,都与引水渠道相通,起着调蓄水量、丰富景观的作用[7]。

1.2.2 隋唐洛阳魏王池

根据文献调研发现,隋唐时期洛阳地区开发的大量风景水体,不论公共园林或是私家宅园,都是利用城内丰富的水道,根据自然地形建设而成的。比如位于洛水南岸的魏王池,是当时洛阳城内的公共游览胜地,是一处由洛水溢余而成的天然池沼[3],《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贞观中并坊地以赐魏王泰,泰为池弥广数顷,号魏王池。”又洛渠“(洛水)过桥合而东流尚善、族善二坊之北,南溢为魏王池。与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壅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菱翻覆,为都城之胜地[8]。”从以上描述可以推测出,魏王池基址范围为地势较低的区域。

1.2.3 北宋汴梁池沼园林

北宋汴梁城原处于大小湖泊密集分布的地理范围之内[9]。北宋时为满足需要,对各湖泊及地势低洼地在原有基础上给予了扩充、修治,形成较大的池沼,比如文献记载的有太液池、灵沼池、凝祥池、曲江池、方池、园池、迎祥池、莲花池、凝碧池等,以及夏侯陂、牧儿陂、梅渚、芦渚等其他十多处水池和湿地[10],大都结合当时的区域地形结构,利用洼地蓄水,疏浚成池沼园林,丰富城市景观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化整为零,分区承蓄”的雨洪管理作用。

1.3 园林理水与水质保育的协同

水质是影响水景效应的主要因素,景观水质保育的基本原理是维护健康的水循环状态,常用的方法有引水、补水、生物净化、生态净化、径流阻断等方法[11-12](表1)。在尚无生物、化学、环境工程等学科及相关技术的古代,古人却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园林景观,并有效保证了园林水体的水量及水质。古人在长久的劳作过程中,总结出了大量水质保育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与居住环境进行创造性、艺术性的结合,形成丰富的园林水景。在园林水景水质保持方面,虽无固定模式,但有规律可循。

1.3.1 引水补水与水质保育

寻找水源始终是中国古代园林理水的首要步骤,除了保证景观用水的稳定,水源的充分补给,也是景观水体水质保育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对水源的利用,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两类,引用地表水进行园林造景是最理想的方式。据史念海先生在《唐长安城的池沼和林园》中对唐长安城内池沼数量的统计,城内共有池沼园林72处分布于坊里之中[13]。如此众多的池沼,得益于长安城富足的用水环境,城外的自然河流以及城内人工开挖的主要渠道, 都起到了导引水流的作用,使各处池沼都能有水可取,河流、水渠、池沼湖泊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隋唐长安城的水系空间景观,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水利之盛和中国古人在城市和园林景观整体性思考和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虽然取井水作为水源并不是古代园林理水中引水方式的首选,但随着凿井技术的日渐成熟,在难以通活地表水的时空范围内,园林水景的营造便于溪池深处就低凿井,将园内池水和地下活水沟通,以保证水量的稳定及水质的清洁[14]。

1.3.2 水形塑造与水质保育

在人口规模相对小、手工业制造污染微乎其微的时代,人们面对的污染源也相对简单,径流污染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古人针对此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比如积极探寻理水与植物、山石、地形等基本造园要素的关联性设计手法,强调在人为干预下借助一些园林设施解决或者减缓地表径流污染的问题。

水形塑造的深层原因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指导,摹拟大自然形式多样的水景形态,其实质可视为是一种创造和维护园林水体内循环系统的方法,蜿蜒曲折的岸线形式和动静结合的水体形态,为各类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并形成生物多样性,看似诗情画意的背后,实则是一个个功能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

表1 中国古代园林理水与水质保育的协同途径Tab.1 the synergistic ways of waterscape effect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ndscape

除了私家园林对岸线形式及水体形态的塑造从较小尺度上发挥了减少径流的作用之外,古代大型皇家园林中因有意识地考虑雨水净化而设置的一些类似于今天所探讨的人工湿地等设施,也充分发挥了汇集雨水、保证水质的功能。如颐和园前山与昆明湖之间设置有葫芦河,对前山径流进行提前栏截。葫芦河的作用相当于昆明湖的预处理前池,让前山的暴雨径流先在此进行短时的蓄积沉淀,去除泥沙、树叶等杂质,避免直接排入昆明湖,增加湖体的淤积量[15]。另如避暑山庄,园中水体除了引园外武烈河及园内热河泉水,还承接了园内的山泉及山谷径流。梨树峪、松云峡的山麓区域布置有狭长型的水系,水系局部放宽营造半月湖,用以汇集西北区域的雨水径流。拓宽的水面起到降低径流流速的作用,澄清雨水携带的泥沙[1]。

1.3.3 水生生物造景与水质保育

自古就有“深柳疏芦,蔬蒲水芳”的说法,是古人关于园林水景植物造景的总结性描述,也是利用水生植物达到水体净化效果,实现生态治水的重要方法。此外,鱼、龟等水生动物的培养,也是保证水质的常见方法。明代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中记载了当时的凿井技术及程序,对其中的关键环节“澄水”做了详细说明:“作井底,用木为下,砖次之,石次之,铅为上。既作底,更加细石子厚一二尺,能令水清而味美。若井大者,于中置金鱼或鲫鱼数头,能令水味美,鱼食水虫及土垢故”[16]。又如,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南越王御苑遗址的水池底部发现大量龟鳖残骸,并在连接水池的石渠中发现三处用于龟鳖登岸的斜面出入口,可见当时御苑中有大量动植物,尤其是龟鳖[17]。古人尚不了解生物操控技术,但利用生态系统食物链原理达到稳定水体生物群落结构关系,从而改善水质,保持健康的水体内循环的做法却于千年之前被频繁使用。

《癸辛杂识》生动描述了宋代江南私家园林俞氏园的景象:“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乃于众峰之间,萦以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荫巨竹,寿藤,苍寒茂密,不见天日。旁植名药奇草,薜荔、女萝、菟丝,花红叶碧。潭旁横石作杠,下为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然潭中多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影凌乱,如穷山绝谷间也”[18]。由此发现,古代园林水体保持水质的措施包括引水、造型、选材、工程技术、植物群落配置和水生生物培养等方法,覆盖了园林理水从寻找水源到选择造型,再到工程设施的各个环节。

1.4 园林理水与水景工程的统一

古代园林理水在寻找水源、创造水景形式及净化景观水质时必然涉及各类相关的工程技术问题,其中包括园林引水工程做法与对所有水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各种园林分水、配水、排水工程做法[14]。

1.4.1 园林理水与引水工程的统一

园林引水工程主要是对地表水、地下水及雨水的引用。渠道引水是普遍采用的地表水引用法,在无地表水或者引用地表水有困难的情况下,通常采用凿井技术引用地下水。除了以上两种常见的工程技术之外,我国古代智慧的先民非常注重对雨水的景观化利用,中国古典园林因雨成景的局部创造性理法“坐雨观泉”[19],就是非常典型的雨水利用与瀑布水景营造相结合的手法,对雨洪资源的景观化表达具有现代启示。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引用活水,保证水体、水态、水形、水质等景观特征,园林内一般都有水口,水口处或设水门、水阁,或水窦,水门和水阁通常结合亭廊轩榭进行布置,这在江南私家园林中比较多见,如耦园、留园等。此外,还有通过暗埋水窦涵管的方式。水窦是一种引水设施,藏于墙内或地下,通过暗藏水窦函管来与园外地表水相沟通也是古代园林理水在处理水口时的一种方法[14],比如南北朝时期位于建康的华林园,利用玄武湖的水位高差“作大窦,通入华林园天渊池”[1]。另外,为了调节水流,园林内普遍使用水闸作为配水设施,单独设置或与其他造景元素配合。

1.4.2 园林理水与工程设施的统一

纵观各类园记对水景的描述可以发现,水景具有水体、水形、水声、水势、水态、水色、水质、水光、水影等景观特征,营造不同的水景特征则相应采取不同的工程措施。比如,如需多个水面之间联系并保持不同高差,或是要营造动态的水景、水声,则需要设置各类小型水坝,尤其以小型滚水坝居多,比如拙政园中亭榭、廊桥与滚水坝的结合处理,滚水坝位于园中长廊北端,在保持不同水面水位差的同时,水由滚水坝流向低处,发出潺潺流水声,激起浪花,创造了无声与有声结合、动态与静态结合的多样性景观[14]。又如以水池和水渠为主体的人工水景园南越王御苑,遗址发现,其水渠中有两处拱形石陂,类似滚水坝的作用,当水流翻过时可掀起局部涌浪,形成碧波粼粼、水声潺潺的景观[17]。

2 中国古代园林理水的科学特性

中国古代园林理水体系是由自然及人工系统共同作用,有机联系,通过水安全、水生态、水循环、水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而成的,各系统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古代园林理水的发展。这一体系的科学特性主要体现在整体系统性、有机关联性两个主要方面,反映出古人在人居环境营造中的生态智慧。

2.1 整体系统性

中国古代园林理水由宏观的区域、城市层面到中观的园林内部场地,再到微观的理水手法和工程技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中国古人的整体性观念而言,水体不论规模等级,都是整体水系统中的一部分或是水循环中的某个阶段,因此在理水过程中,始终遵循水系景观系统协同发展的整体性思路。

这一特性首先体现在空间结构的系统性上。基于古人并无建筑、城市、园林景观的学科分野,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对于城市水系的开发、利用及保护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对于水系空间的规划强调从源至尾的系统梳理,讲求连续、贯通、均匀和次序。城市空间格局、水系、园林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促进了自然水文的良性循环。作为理水系统的第一环,结合水利工程建设的皇家园林往往从区域尺度上发挥着水文管控的功能[20]。而后,各类水利工程在保证城市生产、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多级输水渠道,结合城内地势低洼部分形成大小池沼湖泊、私家园林、内河等蓄排结合的雨洪收集系统,一方面成为城市的储备水源,一方面承担调蓄与分流的作用,成为输水、蓄水的重要载体及通道。

其次是理水手法的整体性。中国古代园林理水实际是以水为主要线索,在不同场地尺度下展开的“理园”活动[20]。从宏观的城市层面到中观的园林层面再到微观的技术层面,是“确定园林选址—选择理水手法—择取相应技术”的完整过程。每个过程都基于对水的源头及尾闾的关注和处理。综合水系情况确定的园址与采用的引水方式相互对应,引水方式与理水手法相互适应,而理水手法关系到各类理水设施与技术工程的采用。三个过程之间相互统一和适应。

2.2 有机关联性

在自然和人工双重作用下形成、发展并成熟的中国古代园林理水,是由不同尺度、不同功能及不同形式的各类空间元素有机联系而成的整体,人的活动贯穿于这种联系的各个方面,是对环境、安全、功能、景观、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思考的结果。自然山水环境首先确定了城市的选址和形态,对防洪排涝的硬性要求决定了城市水系结构,选址、形态、水系结构进一步影响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空间格局直接或间接决定水体在城市不同区域中应发挥的主要功能,格局和功能往往融合景观形式和要素得以实现,而“人与天调”的水文化则为人居环境的安全保障、环境适应性、功能发挥、景观营造奠定了基础。

3 结 语

随着风景园林概念内涵的逐步扩大,风景园林的研究对象从以往具有边界限制的“古典园林”扩大到区域空间及景观格局。城有界而水无界,从该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园林理水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基于整体发展模式的系统[21]。城市水系不仅是一个集运输、蓄水、排洪、灌溉、防火、防御、游赏于一体的功能体系,也是一个充分利用水资源进行水景营造的城市景观系统[22]。水安全、水生态、水功能与水景观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质融合,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理水发挥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及文化功能的重要策略。这对于现代风景园林在自然与人工系统构成的复合环境中解决城乡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表格来源:

表1:根据参考文献徐竟成, 顾馨, 李光明, 等.城市景观水体水景效应与水质保育的协同途径[J]. 中国园林, 2015, 31(5): 67-70. 及任拥政, 章北平, 章北霖, 等. 住宅小区景观水体生态保持系统工程[J]. 中国给水排水, 2004,4:66-68.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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