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家生 方 岩

两个概念：“文学”与“文学批评”

在现有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中，固然可以看到批评史研究方法、视角的多样性。但是依然需要把每种方法及其所针对的基本问题尽可能地语境化，以检验此类方法的边界及其可行性。当某种研究方法无法有效地覆盖它所针对的特定问题时，则说明方法及其背后的文学批评观点需要得到进一步检讨。对此，我的基本判断为，现有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即无法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观念及其实践充分地语境化、问题化，让文学批评与周遭世界的各种重要的影响因素建立历史关联。因为，我所看到的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在默认文学批评是依附于批评对象的衍生品，何为“文学批评”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研究者对自身方法论里所涉及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审视和反省，同样涉及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观念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至少包括文学批评观念的理论构成、历史渊源、现实诉求等。

目前的批评史研究对上述问题的淡漠，很容易在本人已经分析过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证实。甚至可以说，目前批评史研究的种种缺陷最终要归因于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无视或观念的僵化单一。举例而言，在我讨论过的研究成果中，只有三部涉及文学批评观念的泛泛而谈：

“必须首先对文学理论批评是什么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里，一方面要看到文学理论批评是一种在特定文学观念指引下的文学活动，它包括对文学本质规律的反思，文学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和规范活动；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来说，要求批评家与文学对象之间建立一种以情感交流为基础的审美体验关系，把文学作为审美的物化形态来考察。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批评又是一种运用概念、逻辑来描述、阐释、评价文学现象的理论活动，对于生动的文学实践来说，它具有抽象性、超越性，应该纳入科学体系性的理论思维框架之中。”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任务是勾勒自第一次文代会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为止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概貌，描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迂回中前进的历史，总结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理论批评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深入考察和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评论家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作品的得失，指出其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影响和地位，说明他们之间的继承和革新关系，以促进今后文学理论的批评和发展。”

“所谓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以下三个方面：(一)对文学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偏于学理性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二)对文学及文学活动提出的思想主张，常与创作活动相互呼应、相互推动，形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介绍与批评，于其褒贬之中，往往可见一时文坛之好尚或禁忌。”

文学批评的定义、对象，以及批评史研究的目的、覆盖范围等文学批评观念都包含在这些表述中。这些表述无非想传达一些看似无可非议的“常识”，其实完全可以总结为这样的表达：“简而言之，文学批评乃是批评家通过文字对于作品、作家以及文学史的解释、分析、判断与评价。”揭示“审美经验之谜”是文学批评的首先任务。上述的定义来自90年代初的比较风行的一本普及文学批评相关知识的小册子。作者是南帆，是80年代中后期涌现的重要批评家之一。我倾向于把此书视为80年代文学批评史现场的参与者、制造者关于文学批评的经验之谈，并将其视为80年代文学批评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十年后此书重版时，作者并没有修正这个定义，这至少说明作者希望把它作为基本常识来进行推广普及的。如果将此与前述的三段引文对比，则表明，这个定义还构成了80年代至今的批评实践和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观念之一。类似的定义属于静态的、无背景的常识性知识，作为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认知并无不可。然而，在需要具体化、语境化、历史化的学术研究中，常识则需要修正。否则，批评史研究只能停留在常识性的判断上。

支撑常识性的文学批评定义的，是一些未经语境化的观念。首先，“文学批评”在语法上被理解成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概念。“文学”规定、修辞了“批评”，即那个叫“文学”的事物的存在催生了“批评”这个事物，同时也是“批评”获得存在意义的源头。其次，“文学”的主要属性被界定为“审美”，“审美”经验被发现、传播的工具、途径则是“批评”。第三，“文学”像其他客观事物一样具备“本质”意义上的抽象性，他需要通过“批评”去不断地发现、归纳、总结，最终形成“理论”。与此同时，“理论”能够通过“批评”去发现那些叫作“文学”的事物。但是，当把“历史”引入这些观念时，上述这些静态的、未加任何限定的常识观念都将被重新修正。

乔纳森·卡勒之所以认为“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不重要”，那是因为“如今我们称之为文学的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文学的现代含义才不过二百年。”佛克马也曾指出：“对审美的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强调导致文学的概念进一步缩小为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如果我们仍采用这个术语的话)的少量的一组文本。”也就是说，“文学”是历史性的观念产物，而非客观存在的事物，即“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与此相应的是，即：“也许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仅仅意味着对于某个名为‘文学’的对象的任何一种谈论。”这便是说，常识性的观念得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在文化成规的内部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任何文化成规的形成都与具体历史语境密切关联。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常识所暗示的普遍性、概括性将被具体语境中的事实分析所代替。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不能把文学视为一种‘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那么也不能把文学只说成是人们随便想要称为文学的东西。因为这类价值判断完全没有任何随意之处：它们植根于更深的信念结构之中，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巍然不可撼动。于是，至此为止，我们不仅揭示了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以及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其统治权力的假定。”

与文学的“历史可变性”相伴的是“文学批评”的历史可变性，即：“批评总是受制于它所处的环境：它是怀疑论的、世俗的，而且反思地坦然面对着自己的失误之处。但并不是说，它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恰恰相反，因为批判意识的必然轨迹，就是在每一文本的解读、生产和传播中必然带有对于政治的、社会的和人性的价值的事物所得到的某种敏锐的意识。”

如果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成规、具体语境等因素，伊格尔顿的下述判断应该重新思考批评史的出发点，即：“文学批评根据某些制度化了的‘文学’标准来挑选、加工、修正和改写文本，但是这些标准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争辩的，而且始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

若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具体的批评史研究中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研究者不但可以考察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文学批评如何按照文化成规(文学制度)的规训来运作。这种批评史现象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一个是批评家们(由于出生、民族、专业)在嫡属性上与之相紧密联系的文化；另一个是(由于社会的和政治的信念，经济的和历史的境况，自愿的努力和赋予意志的慎重而)在隶属性上所获得的一种方法或体系。”

我认为这个层面的批评史现象构成了某个时段批评史的稳定状态。这个层面的文学批评的运作方式与历史影响可以代表某个时段文学批评史的整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还可以成为考察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形成的重要载体。

其次，研究者可以考察文学批评与具体语境下的各种历史因素的复杂互动。这里主要包括批评对于自身状况的认知，批评对于成规、制度的改写、颠覆乃至创造新的成规，以及批评作为一种实践对周遭的各种历史因素产生的影响。萨义德曾用“反抗”来形容这种现象：

“假使我就批评(不是作为一种变体「modification」，而是作为一种界定清晰的形式「emphatic」)始终如一地使用一个字眼的话，那就是反抗的(oppositional)。如果批评既不可能还原成一种学说，又不可能还原成有关特定问题的一种政治立场，如果它是在世的(to be in the world)，同时又具有自我意识，那么它的身份就在于它与其它文化活动，与思想或者方法体系的差异。就它怀疑总体化概念，就它不满于物化的客体，就它难以忍受行会、特殊兴趣、帝国主义化的封地和正统的思想习惯而言，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它自身，而且，如果默认这一悖论的话，批评，只要它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教条的时候，也就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它自身了。‘反讽的’(ironic)，用在‘反抗的’上面，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因为总的来说——这里我想说得明确一些——批评必然想到自身是张扬生命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它反对种种暴政、统治和虐待；它的社会目标在于为人类自由而产生出来的非强制性的知识。”

上述引文虽然是萨义德对于批评理想状态的设想，但是这种批评在每个时段的批评史中都或隐或现的存在。我认为，这个层面的文学批评构成了具体时段批评史中的不稳定因素，而正是这种对主流、规范的破坏、质疑的因素构成了批评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说前一个层面是历史的权威在支配着文学批评的运作，那么后一个层面的批评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紧张状态中的一种抗衡因素。

上述的两个层面只是进入批评史研究的大致途径。但是具体问题的提出，只有通过考察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才能完成。雷蒙·威廉斯对关键词“批评(criticism)”的总结是：

“criticism需要被解释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反应，而不是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判断’。在复杂而活跃的关系与整个情境、脉络里，这种反应——不管它是正面或负面的——是一个明确的实践(practice)。”

这便意味着，“批评”并非仅仅是文学史现象中的一种类型，它需要在动态中被理解为一种行为发生的过程与结果。这是由“批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基本含义和基本功能所决定的。

“Criticism已经变成一个难解的词，因为虽然其普遍通用的意涵是‘挑剔’(fault-finding)，然而它有一个潜在‘判断’的意涵，以及一个与文学、艺术有关且非常令人困惑的特别意涵(这个意涵是根据一些假说而来的，而这些假说目前可能逐步瓦解，即将被后起的假说所取代)。”

也就是说不管此后的理论假说如何界定“批评”，其基本内涵却被保存下来。韦勒克对希腊文进行语义分析时，亦指出“批评”的最初含义为“裁判”“判断”。由此可见，选择对象并进行价值判断，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实践的文学批评的主体行为。进而言之，作为实践的文学批评使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批评史：文学批评通过“选择对象”和“价值判断”这两种行为实现了自身的功能和目的，同时，这两种行为发生的过程，亦是文学批评与具体情境下的各种历史因素发生种种关联，并形成自身历史的过程。反之，对任何文学批评及其历史的考察，都可以通过对“选择对象”和“价值判断”这两种行为的分析，从而将研究具体化。

对“选择对象”这种行为的解释，可以被细化为“文学批评选择了哪些文本？”“为何如此选择？”“选择后所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同样，“价值判断”的行为可以被细化为“价值判断的内涵为何？”“为何如此判断？”“判断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是什么？”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我们完成研究思维的转变。在现有的研究中，文学批评及其历史被视为依附于文学及其历史，前者被视为后者的一部分，或者说后者提供、决定了前者的存在意义：

“从构成上说，批评被认为是由它的次要性(secondariness)所永远界定了的，即由它后于它必须处理的文本和场合的那种时间上的不幸所永远界定了的。文本被看作是关于过去的整体式(monolithic)客体，而现在批评又沮丧地把自身依附于这些客体。由于情形往往是这样的，因此，一提起批评的概念就象征着它过时了，象征着它是从过去开始的，而不是由现在所启动的。”

但是，当我们持续追问“批评如何选择并进行判断”这样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个观念，即文学史如何在批评史的框架中生成？具体而言，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所筛选的文本，成为文学史叙述首先要关注的对象。文学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对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对象的再次批评；文学批评所提供的价值判断，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为历史评价，而这种历史评价又构成了文学史叙述必不可少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史一直在不断地为文学史筛选叙述对象、提供历史信息。进而言之，文学史在这个意义上被批评史塑造出来。伏迪契卡的观点可以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在谈及文学史(接受史)研究时，他强调：

“……文学史家要做的四件相互关联的工作：

1.在研究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史时，要重建当日的文学基准(literary norm)及文学规条(literary requirements)；

2.重整当时的文学现象，找出经常被评论的作品以及当时文学价值的等级体系(hierachy of literary values)

3.研究个别作品(包括过去的和当代的)‘具体化情况’(actualization)；

4.作品在文学和非文学的范围中的效应(effect)。”

不难看出，除了第四条中的“作品在非文学范围中的效应”的信息需要在其他历史文献中寻找答案外，其他所有问题的信息，皆需要依靠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来提供。例如，“作品的具体化情况”的记录和“经常被评论的作品”的目录来源于批评的选择，而“文学规条”“文学基准”和“文学的价值体系”的形成则是批评的判断与理论来源、审美风尚、历史语境中的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层面，有的学者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两个范畴已经融合为一了。”

一种观念：以批评文本为中心

在前述的文字中，我集中讨论了一个问题：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实践形式，主要是通过“选择对象”和“价值判断”两种行为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批评与文学以及历史的诸种因素产生各种关联；其实践的结果，在文学史方面主要是，为此后的文学史叙述设定大致的范围和基本内容，甚至可以说，文学批评在历史现场就构成了决定文学史面貌的基本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解成若干层面，从而将批评史研究具体化。而这一切最终要落实到对批评文本的细读上。因为，作为实践的文学批评，批评文本是其最终的物化形式，也是将与批评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具体化时最直接的依据和最基本的出发点。如此一来，便面临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将批评从“次要性”观念中解救出来，尝试从批评史的视角来考察文学史的生成，并非企图把文学及其历史降为“次要性”的事物，而是试图重建文学与批评的关系。换而言之，改变原有的偏见之后，如何重建批评文本和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其次，如果说，具体的批评史研究要以批评文本为中心，那么如何在批评文本与批评史之间建立合适、可靠的联系？或者说，若以批评文本为中心，批评史研究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先谈第一个问题。

哈克曼曾经问道：“德里达学派使我们面对着一个本质的问题。在‘批评的’活动和‘创作的’活动之间，或者在‘主要的’文本和‘次要的’文本之间特有的关系是什么呢？”

尽管哈克曼的追问有着明显的解构主义背景，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哈克曼的目标不是文学或批评本身，而是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价值等级关系，即“文学世界中指定给批评的处于二流地位的那种非创造性的和附属的功能”的这种偏见。因而，他思考的出发点为：“基本的问题是创造性批评的问题：怎么去理解这种现象的‘辉煌’，这种现象也就是把批评活动从它的肯定的或评论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从它对于被加以评论的事物的从属中解放出来，无论被评论的是人工制品还是一般的主题。”

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已经习惯用“话语”“文本”等概念，去命名包括批评、创作(文学)等在内的语言行为的物化形式，这已经成为我们常识的一部分。但是，在哈克曼看来，除非能够证明同为“文本”的“文学”和“批评”在话语属性存在本质区别，否则这种划分是难以成立的。

我们通常会把“创造性”表达、“虚构性”叙述这样的语言行为视为文学文本的独特属性。在哈克曼看来，如果“把批评看做是文学之内，而不是文学之外”，我们便会发现文学文本的独特属性同样在批评文本上显现：“因为所有的批评都必定需要一种再思考，这种再思考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其他的人也认为它是创造性的：在研究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种再思考是一种对于非真实的事物的存在和对于关于存在的虚构的一种细察。”

因此，若承认“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这种观念的合理性时，我们会用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批评文本：“……文学评论能够越过界限，并成为像文学那样被需要：它是一种无法预言的或者不稳定的类型，这种类型并不能够服从于它的参考的或者评论的功能……它的纯理论手段现在运用它们自己文本的力量，而不是正在完成、说明或者具体化现存的文本。正在发生的既不是以损害创造性的作品为条件的批评的膨胀，也不是两者的一种随意混合；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考查和对于种种限制的解释……”

在这里，批评文本不仅依靠文本类型的不确定性、自我指涉的能力获得与文学文本同等的价值地位，而且意味着批评文本脱离文学文本而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时会极端地表现为，批评文本将选择对象(即，文学文本)变为附属性的存在：“当真正对一种先验的理念有兴趣时，迫使批评家去‘描述’或‘评论’一件人工制品。这首先是比所有可能的虚构更重要和更伟大的虚构(Dichtung)的理念；同时，以其反讽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批评家专门地服务于那种理念。”

这个问题在萨义德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批评论文所做的，只是开始创造借以判断艺术的价值观。……但又表明，批评家怎样在实际上挪用了他们为自己正在予以判断的作品开始创造价值观的那种功能。”

萨义德和哈克曼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即作为选择对象的文学文本，并不必然构成文学批评存在的前提条件。恰恰相反，文学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只源于自身，而非任何外在于批评行为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文本不仅仅摆脱了附属性功能的限制，而且像文学文本那样成为意义自足的文本。顺着这个思路推进，我们可以说，作为选择对象文学文本已经内化为批评文本价值构成的一部分。具体而言，作为选择对象的文学文本在批评文本中——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阐释对象，还是作为非文学文本看待，或是仅仅作为某种观念的例证与媒介，又或仅仅是批评行为发生一个可有可无的缘由——的地位和意义，则是需要通过细读批评文本来寻求答案，但无论怎样，文学文本的中心主义观念首先是被排除的。

面对上述意义上的批评文本，是否意味着，聚焦文学文本的相关理论对阐释批评文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呢？

进入第二个问题，作为文学文本的文学批评，可否成为批评史研究的中心、焦点？或者说，批评史研究的可能性，是否能够在批评文本与批评史重建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我并没有暗示已有的研究忽视了批评文本的重要性。这里需略作说明的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批评文本的重视，主要体现在：把批评文本视为被动提供历史信息的物化载体，所谓本质的、正确的意义凝固在文本之中，有待被历史叙述者去发现、挖掘、描述，并用来验证或反对某个观点。在这样的研究中，批评文本只在材料、史料等通常意义上被使用，即文本停留在历史时间的某个节点上，成为某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值得强调的是，批评文本固然可以被视为历史信息的物质载体。但是，批评文本更是批评实践的历史性产物。批评实践在与各种历史因素产生关联的过程中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这些信息并不能事无巨细地通过文本直观地呈现出来，因此，批评文本作为话语实践的历史产物，在形态上就是不确定的、开放的。

“在这一论点内——我尽量谨慎地提出这一点——的现世性、境况性，以及文本作为既具美感特殊性(sensuous particularity)，又具历史偶然性的事件的地位，都被视为含纳进了文本，而且，在传达和产生意义能力上，是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意思是说，一个文本具有具体的情境，它之所以对释义者及其释义施行限制，并不是因为情境像一种神秘事物那样隐藏在文本之中，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一情境与文本性客体自身那样，存在于同一个表层特殊性之中。表达这种情境的方式为数甚多”。

具体的批评文本，同样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产物，即便是将批评文本视为审美判断的结果，这之中同样包含了历史情境下各因素作用，这些因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批评文本中留下或隐或现的痕迹。这与上述萨义德所谈的文学文本的境况性、现世性问题是相同的。同时，文本作为历史产物一旦形成，又会成为一种建构力量参与此后的历史进程。因此，所谓历史信息的记录、呈现只是批评文本的部分功能。

“文本和世界之间或者文本和言语之间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文本仍然被视为一种被无声地印刷出来的客体，有它自己的无声的乐曲，但仍然有太多例外，太多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和形式的境况，在真实性上依然会对文本产生影响。文本，不是一个沉默理想(ideality)的事实，而是一个生产(production)的事实，……我的论点是，文本的任何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概念，……都忽视了文本从中产生的自我确证的(self-confirming)权力意志。”

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批评文本。批评文本的所承载的价值判断本身就在表明它强烈地干预世界的企图。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批评话语的首要目标，或者说谈论问题的冲动，就是批评家劝说其他人对一部文学文本价值的发现。”所以，成为一种历史建构因素已经变为批评文本的内在属性，即“作为文本它们需要通过要求世界的关注，来确定自身的位置——这是它们作为文本的功能之一——而且，实际上它们就是其自身。”

因此，若将批评文本作为考察对象，便会涉及两个层面的境况性问题。文学批评在对文学文本进行价值判断时，不管批评是否直面文学文本的产生的语境问题，文学文本都已经携带自身的境况性进入了批评文本。这个过程，也是批评实践在具体语境中形成批评文本及其境况性的过程。

“批评家不仅仅是炼丹术式的文本翻译者，仅仅把文本转变成境况性现实或者现世性；因为他们既受境况制约，又是境况的创造者，无论批评家的方法拥有什么样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些境况都能够让人们认识得到。关键在于文本拥有存在的方式，即使以最精致化的形式出现，也总是羁绊于境况、时间、空间和社会之中——简言之，它们是在世的，因而是现世性的。不论文本是否保存或搁置了一段时间，不论它是否放在图书馆书架上，它是否被认为是危险的：这些问题都与文本是在世的有关，这是一个比个人阅读过程更复杂的问题。就批评家是在世的读者和作家的情形来看，这无疑也蕴涵着同样的意义。”

我们在谈论批评文本及其境况性时，事实上已经在触及了如何在具体的批评史研究中处理这个问题了。首先，当批评文本将文学文本纳入自身的价值判断时，则意味着文学文本的生成语境在批评文本的生成语境中被呈现、被叙述。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历史现场的批评行为如何参与建构甚至是决定文学史面貌。因为，在批评文本中能够得到较为显著呈现的是：现象归纳、史实叙述、经典筛选(文本的挑选与排除)、价值评判和引导等话语实践。这些无疑都是塑造文学史形象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些话语实践无一不是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诸历史因素有所关联，甚至有些批评文本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诉求直接推动下形成的。正如有的学者提醒的那样：“绝不仅仅限于中国现代历史时期的文学话语，但是体制化的(institutionalized)文学批评逐步发展为20世纪中国的一种奇特建制(establishment)，成为一个中心舞台，文化政治轰轰烈烈地展开。”

其次，上述所谈的批评文本的境况性以及作为历史建构因素等问题，需要在后来的历史叙述者的所处历史语境中得到辨认和分析。同时，从批评文本境况性到研究者的历史语境转换，其实也是批评文本发生影响的历史过程。境况性的批评文本既然包含了多种因素，那么便意味着，通过细读批评文本可以发现诸多线索来完成其历史影响进程的叙述，而且每条线索均能构成具体时段的批评史面貌的某个侧面和研究的切入点。

“因为如果我们反而假定，文本构成了福柯所谓的档案事实，而这种档案又被界定为文本在世界上社会话语的在场，那么，批评也就是现在(present)的另外一个方面了。换句话说，批评与其说是被无声的过去所界定，并由过去命令它在现在言说，毋宁说批评是其阐述过程中的现在，是其努力争取界定中的现在。”

如果说，批评文本是将文学文本和文学史带入了批评行为发生的现场，并参与了此后的历史建构，那么批评史研究亦是将过去的批评文本纳入当下进行再批评的行为。由此可见，批评史研究同样存在着一个境况性的问题：通过对批评文本的细读，不仅是基于当下的问题意识对批评文本的再解读，而且是为当下的批评立场追溯历史根源。

批评史研究拓展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具体的批评史研究中，首先必须把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从文学文本的中心主义观念和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理解中解放从来，即把“‘文学’视为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这些作品则处于被米歇尔·福柯称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的整个领域之内”。在这个领域内，文学批评可以被理解为话语实践类型之一。它依靠“对象选择”和“价值判断”两种实践形态实现自身的权力意志，并物化为意义自足的批评文本。需要补充的是，所谓意义自足，并非解构主义所强调的，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功能，而是指，文学批评的合法性无需通过批评行为之外的其他东西来证明。其次，不能把批评文本仅仅视为意义明确、价值判断清晰的物质载体。批评文本开放性在于，批评行为规定了文学文本和文学史如何在批评文本的内部语境中产生意义，并把它们变成了自身价值构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不断通过批评为文学提供定义”，抑或说：“是批评定义了文学，界定了文学史的研究。”同时，各种历史因素在批评行为发生的语境中与批评行为相互作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批评文本中留下或明或暗的痕迹。因此，批评文本的价值构成中亦包含着种种非文学因素的诉求。再者，批评文本一旦存在，便是“现实的一部分，文本形成了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构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文本携带自身含混而复杂的价值构成成为历史建构因素。最后，如果我们以上述的观念为前提进入具体的批评史研究，便会发现，有效的批评史研究必须以批评文本的细读为基础。如此一来，当我们携带自身的问题意识进入文本分析时，便发现有诸多线索或者叙述逻辑来完成某个具体时段的批评史叙述，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为批评史的不同侧面。当批评文本细读成为批评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时，批评史在整体上就呈现出——批评文本不断出现，并持续参与此后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这样的批评史意味着，批评文本就是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制造历史事件的话语实践。正如有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所尝试的那样：“我的初衷是要拓展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以批评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史，至少包含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历史，而且都是通过批评行为的主体性这个视角展现出来：批评文本中内置的文学史形象及其改变的历史；批评的价值判断在整体上更迭的历史(其中包括价值等级的形成与调整，批评对各种理论资源的理解和运用，以及批评关于自身的期许、反思与实践)；批评对各种非文学范畴的诉求回应的历史(既包括各种诉求在批评上的显示，亦包括批评如何主动与各种诉求达成同谋，并参与各种制度、成规的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层面往往是纠缠一起的。

毋庸置疑，上述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批评文本的细读来解决。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携带不同的理论立场和问题意识进入文本分析，这并不意味着以批评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史研究在默认相对主义的滋生。

“阐释一部文学文本的方法永远不止一种，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阐释都是等同的，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得与失相差无几。文学文本在某个特定历史上的展现的可能风貌是有限的，因此阐释方法也不可能是无限的。”

批评文本的解读同样如此，批评文本在“某个特定历史上的展现的可能风貌”同样是有限的，即前文提到过的批评文本的境况性。因而，这个境况性应该成为文本解读的边界，同时亦是不同研究观念进行对话的基本平台。如何建立起批评文本的境况性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萨义德在讨论“批评论文”的相关问题时，触及了这个问题：“第一种隶属性方式，是论文与它试图讨论的文本或者场合的关系。它怎样通过自己的选择找到了这一文本？它怎样进入这个文本？它与它所探讨的文本和场合的关系，其结论性的界定又是什么？第二种隶属性方式，是论文试图进行某种探讨的意向(以及由论文所假定或者所创造的、那种读者所具有的意向)。对它所选择的文本，批评性论文是想加以鉴别还是认同？它是站在文本和读者的中间，还是偏向于两者之一方？在它本质上的不完美性(「incompleteness」因为它毕竞只是一篇论文)和它所探讨的文本完美性之间的反讽性悬殊(disparity)，究竟是大还是小？第三种隶属性方式，关系到作为一个域(zone)的论文，在这一域内，某些类型的事件会作为论文产生过程的某一方面而出现。论文自身对它所讨论的文本的边缘性(marginality)的意识是什么？在论文创造自身历史，即从论文开始到发展再到结尾的过程中，它允许历史发挥某种作用的方法是什么？论文言语的性质是什么？它接近、远离，还是进入了真实性——与论文自身同时产生的非文本性的历史生命力和在场的舞台？最后，论文是否是一种文本、一种文本之间的干预、一种文本性观念的强化(intensification)，或者是一种语言的扩散(dispersion)，即摆脱偶然(contingent)的事件，而朝参与并维系历史的场合、倾向、思潮和运动的扩散？”

萨义德认为上述引文讨论的是：“论文所具有的那些成为批评家采用的形式，批评家置身于其中并借以完成他们任务的三种连续方式。”在原文的语境中，萨义德是想通过对“批评论文”的“隶属性”的讨论，将文学批评从“次要性”观念中解放出来，将文学批评变为建构性的历史因素。然而，这种讨论却为如何阐释批评文本限制了大致的边界。批评家如何实施批评行为并最终形成批评文本的这一过程，被萨义德分解成若干细节问题来进行讨论。但是这些细节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批评文本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批评文本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这是在提醒我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要充分注意这些细节所牵扯到的语境问题。这个语境问题就是，萨义德所强调的“批评论文”的“隶属性”，或者说是，批评行为发生过程牵扯到的各种历史因素，即：“行会意识、共识、协同共治、职业礼让、阶级和优势文化霸权等等。”其实，这也类似于伊格尔顿所强调的文学研究中的“政治批评”意识：“我用政治的(the political)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到的种种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

最后，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尽管我本人在前述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推进研究的设想，但是这些想法还需要进一步在具体应用中进行验证、修订。如果将“以批评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史研究”视为方法论意义上某种定义或核心观念的话，那么“这个定义的作用只能通过考察它在书中其他部分用到之时的实际才能得到明确”。另外，在讨论现有研究成果时，我已经将这些研究视为大型的批评文本，通过细读的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这些尝试性的观念。这也是艾布拉姆斯所强调的文学研究中的探询性的方法、态度：“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瞧瞧看看，只有我们采取探询而不是争端的姿态，致力看清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而不是预先认定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只有我们避免分析家们太仓促地止步于孤立定义那种错误，在整体环境中去观察其所起的作用，方能做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