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萍

卡夫卡需要血亲，来对抗他血液里流动的父亲。在他认的四个血亲里，克莱斯特想必是最贴心的——两人同用德语写作，语言浓于血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擅写戏剧与中篇——戏剧热如火，小说冷如冰。《O…侯爵夫人》不是他最完美的中篇，却是最迷人的。克莱斯特，二十八岁，柯尼斯堡。O…侯爵夫人是K的祖奶奶。

克莱斯特没赶上那场盛况空前的葬礼——他说过，他不回国，何况那一年他又发了疯。1804年2月的普鲁士，柯尼斯堡是中心，悲哀的人涌来，送葬队伍似乎永走不完。克莱斯特在布洛涅，离他鄙视的拿破仑不远。然而他还是回国了，第二年。破天荒找了差事，破天荒在柯尼斯堡待了二十个月——从离开军队到离开人世，他从没在一处待那么久。他写《O…侯爵夫人》；他停笔，把脸探出窗；他的鼻尖被阳光刺痛；他看到为康德戴孝的人。

“二十二岁。离开军队。家人们问他，你今后靠什么生活——在他们看来这自然是个问题。你可以做律师或者从政。但你在宫廷有关系吗？ ‘起初我尴尬地否认了，后来却无比骄傲地说，即使我有关系，也不屑于依靠关系。他们笑了，我感到我太轻率了——真相是不该轻易说出口的。’” 二十八岁的卡夫卡在日记里默念克莱斯特的话。这话像是为他写的，又像是他自己说的。这一年，1911，是克莱斯特百年祭。卡夫卡需要血亲，来对抗他血液里流动的父亲。在他认的四个血亲里，克莱斯特想必是最贴心的——两人同用德语写作，语言浓于血。不仅如此。乍看之下，两个隔着百年的兄弟境遇殊异：一个是布拉格的犹太小资，一个是被纳粹奉为英雄的普鲁士贵族；一个一辈子和父亲左右互搏，一个十五岁就步着二十代克莱斯特们的后尘，以军队代替了父亲。然而他们一样极端，一样短命，一样害怕婚姻，一样进不了成人世界。他们一样是问生活要保险的人。不同仅在于，一个是保险公司职员狗似的乞讨与驳诘，一个是生来受国家保险并为国家提供保险的贵族军官程式冷峻的质问——不失尊严，不动声色。

不失尊严，不动声色——克莱斯特的小说便是这样。《O…侯爵夫人》以一则谜面开篇：“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座著名城市M，一位年轻守寡，声名无瑕，教子有方的侯爵夫人——O…侯爵夫人——在报上登出启示，说她不知怎么发现自己身处奇怪的境遇，说她希望她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能揭示他的身份，说她出于家庭的考虑决定嫁给他。”一个怀孕的女子以布告的形式寻找孩子的父亲，中世纪意大利的行吟诗曾流传这样的传奇；蒙田在《论饮酒》里用寥寥几笔记叙了一段相似的法国乡间轶事；酷爱八卦的塞万提斯见风如雨，获得训诫小说一篇，临终前念念不忘，又写成一则奇幻故事。《O…侯爵夫人》开头便呈现与这些姊妹叙述截然不同的风貌。不再是惯常的因果，亦不见教化的耐心，可悬于现实与无地，却绝非徒手依靠偶然——我们已不在近代欧洲。一串衔接精妙的长句将悬念层层叠起，像极了侦探小说，但读到第二段你会发现，作者更像《十日谈》的说书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中篇小说家们脑袋里都有一个薄伽丘，下笔都绕开《十日谈》。歌德和浪漫派把自14世纪起便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相继成熟了的中篇小说引入德语文学，寻求国族个性：讲的仍是传奇，但抛开了连环套；承启照希腊悲剧，理想是希腊史诗。《O…侯爵夫人》是最早不用框架形式的德语中篇之一。克莱斯特是革新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粗看不离歌德席勒提倡的模式，细看却不属于歌德时代。

不属于的首先是他的文体。这种文体让托马斯·曼赞叹，里尔克膜拜，卡夫卡私淑，歌德头痛。读《O…侯爵夫人》你会发现自己疲于寻找分段符，来不及揣摩开头就已被卷入一场风驰电掣的叙述。克莱斯特行文的速度、密度与强力和狂飙突进不同——不是感性的释放，而是对感性的压制。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他对文字施加的暴力在那个时代只有毕希纳可比拟。评论界把他归入浪漫派，套用一句歌德对克莱斯特作品的评价，是“一半真理，一半谬论”。黑格尔说，我们超越不了时代，就好像超越不了自己的皮肤。而彼时克莱斯特正被一种无法驾驭的，诱使他冲破皮肤的磁力折磨。这股磁力牵引着他走异地，逃异路，大半生颠沛流离，漂泊无根。茨威格把他与荷尔德林和尼采一道称作被魔鬼追赶的人。他在他的时代之内，也在外。群星璀璨的魏玛文学圈没有他的位置。娃娃脸、口吃、拘谨、寡言，无论怎么看他都不是个有魅力的人，人们注意不到他，也不提他，他于是成了“没有传记的诗人”。他生平得到上演的剧作几乎无一例成功；同代人里除了零星几位赏识者——比如格林弟弟和一位名律师，几乎没人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写小说。

写小说的克莱斯特有一双剧作家的眼睛。《O…侯爵夫人》几乎每一段都自成一体，段末以人物的离场作结。不妨把《O…侯爵夫人》看成一出结构精巧的五幕剧，给每一幕起个标题，大致是“攻陷”，“求婚”，“被逐”，“试探”，“和解”，情节随场景的转换而展开。O…侯爵夫人是M城G…司令的女儿，丧夫后与父母同住； G…司令的官邸被俄军攻陷，侯爵夫人险遭士兵凌辱，危急关头一位俄国军官（伯爵F…）从天而降，英雄救美；传闻伯爵F…离开M城不久便战死沙场，正当司令全家为此痛心，伯爵F…神秘地出现在G…司令的新府，向侯爵夫人求婚，得到口头允诺后离开，承诺四至六周后回到M城；几周后侯爵夫人发现自己怀孕，被逐出门，回到乡间别墅登报寻找孩子的父亲；侯爵夫人的母亲见到报上启示，设计试探侯爵夫人，证明了她的清白，把她带回G…府，侯爵夫人与司令G…重归于好；翌日，伯爵F…到G…府自首，婚礼，大团圆。

相较于小说，五幕剧《O…侯爵夫人》会是一个大相径庭的文本。需要把克莱斯特的小说和戏剧分开看，茨威格说，“他的剧作是德国戏剧舞台上最主观，最具爆发力的作品；他的小说是德国史诗中最简洁，最凝练的作品”。茨威格笔下的克莱斯特和他一样不脱稚气的浪漫，他看不透他，但这句评价却一针见血。《O…侯爵夫人》若是一出五幕剧，定是一口活跃的火山——克莱斯特会让他的人物梦游，癫狂，陷入大段内心独白，而小说却有一个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表面。这个表面由一种冰冷干涩、毫无烟火气的语言织成。托马斯曼曾提醒20世纪读者，如果你觉得克莱斯特的语言古怪，别以为是历史距离所致，没有一个同代作家像他这样写作。但比起他的同代人，也许我们更容易接受他的小说。乔伊斯一丝不苟的吝啬，海明威的硬汉写作都有他的影子。医生冷面，律师诡辩，记者噱头，福楼拜和契科夫的后人为我们读克莱斯特做好了准备。但克莱斯特的简约冷峻和后辈作家不同——他的贵族腔是那么明显又不合时宜，在同代人眼里都显得造作不自然。他的风格是庞德式“明晰的细节”（the luminous detail）的反面。他爱用正式，模糊，抽象的词，比如《O…侯爵夫人》里反复出现的“事物”（die Dinge），“境遇”（die Umst-nde），是拘于礼数不直呼其名，是端着架子不把话说清。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种风格似曾相识。似乎没人追问过克莱斯特的文体师承何处。托马斯·曼在提到他的同辈“作家”时也显然没有把自称科学家的康德考虑在内。海涅曾感叹，康德精心选择建构的灰扑扑，干巴巴的“纸袋体”对文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看不尽然。我相信，克莱斯特和卡夫卡一样，有一个让他又爱又恨，又崇拜又恐惧，一生与之博弈角力的“父亲”，这个“父亲”与其说是歌德，不如说是康德。

克莱斯特的“康德危机”在克莱斯特评论里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但能把他的康德危机说清并读入作品纹理的论述，我还没有读到过。尼采曾感叹，“有谁能像克莱斯特那样，用最深沉、最圣洁的情感来判断哲学的意义？”我想说的是，扑朔迷离的《O…侯爵夫人》是用最深沉、最圣洁的情感评判康德哲学的模范文本。极度的控制力和极度的爆发力冲撞出的极端文体是这种情感的载体。关乎生死的评判被精悍的中篇形式加密，同时成就了形式。克莱斯特没有答案，他只问问题，他让O…侯爵夫人生，自己去死。《O…侯爵夫人》散发出的迷人气味是死亡的气味。

克莱斯特的“康德危机” 在克莱斯特评论里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但能把他的康德危机说清并读入作品纹理的论述，我还没有读到过

奥尔巴赫在《摹仿论》里对伍尔夫“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有精彩的分析。大意是，《到灯塔去》由一群似悬于天地间的无名魂灵对彼此片段式的印象构成，作者的声音包含于这些纷繁流转的意识里；与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左拉等18、19世纪作家不同，伍尔夫对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无确实把握，小说不呈现客观现实。奥尔巴赫的论述或多或少已成为我们思想背景的一部分——出版七十二年，《摹仿论》早已成为经典。我想说的是，早伍尔夫一百多年的克莱斯特就已把同等性质的间接引语用得炉火纯青。《摹仿论》只字不提克莱斯特并不让人吃惊。有民族主义情结、受纳粹追捧的克莱斯特若出现在这部有着强烈而隐秘的政治性的流亡之作里才匪夷所思。奥尔巴赫是罗曼语专家，《摹仿论》连乔叟也没提。但我又疑心奥尔巴赫终究是把克莱斯特归入了那一类“早就运用过间接引语、但为了不同的美学目的”的小说家。

因为克莱斯特把伍尔夫式的间接引语用得极为间接隐蔽。和他另七部中篇一样，《O…侯爵夫人》由一系列间接引语长句构成。一样是长得不可思议，克莱斯特的句子在本质上有别于《尤利西斯》不用标点的实验，或《追忆似水年华》用无法预料、无尽衍生的长句在纸上建一座巴洛克教堂的野心。他的长句所倚仗的正是后者企图消解的逻辑秩序。一个句子可以绵延二十五行，套十三个从句，介词与连词是因果律，将空间拓展，把零件有条不紊地组装。他的小说像启蒙时代风行的自然神论所描述的世界，一个设计精妙的时钟。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单子，机械链里不可或缺的存在，每一个存在都有为己与为他的目的，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互为表里。时钟虽成分庞杂，却运行守律，你可以将设计之道看得透亮，当然，如果你运用理性。

如果我们能像牛顿或洛克那样，从自然法推断出一个智慧且仁慈的造物主的存在，那么从《O…侯爵夫人》逻辑缜密、不可逆转的叙述里我们该看到一个智慧且仁慈的叙述者。是，他就在那儿，权威、自信地驾驭着叙述机器。他的流水账无色生香，但法度严谨。他告诉我们人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他对人物有最终的解释，对事件有极强的控制，而且，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无意掩饰真相。如果说 “谁是孩子的父亲？”是小说最大的悬疑，那作者在第二段就泄露了天机。伯爵F…击退攻击侯爵夫人的俄国士兵后，

“便一边用法语殷勤地问候侯爵夫人，一边让她挽着他的手臂，把她领到官邸尚未着火的一翼；侯爵夫人被发生的一切惊得哑口无言，一到那儿就完全失去了知觉。在这儿/这时——紧接着，那些吓坏了的侍女们便出现了，他就派人去请医生；他边戴上头盔边叫她们放心，说她马上会自己醒来，说完重回战场去了。”

“在这儿/这时——紧接着”，这里出现了文学史上最意味深长的破折号，《O…侯爵夫人》的所有谜团都源于此。“紧接着”(bald darauf)，或者说，“这之后，马上”—“这”指的是什么？“这”之后，伯爵F…的行动充满了逻辑破绽：他派人去请医生，却又说侯爵夫人会自己醒来（她后来确实“如俄国军官所预言的”，“未经医生帮助完全苏醒过来”）；他“戴上头盔”（他什么时候脱下头盔了？）。伯爵F…的嫌疑随着叙述的推进被逐渐坐实。他多次莫名其妙地脸红、他在指认侯爵夫人的袭击者时的闪烁其词、他迫切到近乎要挟的求婚、他给侯爵夫人及其家人一系列介于明示边缘的暗示-一切不符常理的举动都指向一个答案。令人费解的倒是侯爵夫人和她的父母兄弟近乎固执的无知了。伯爵F…对他们（和我们）只差道破谜底，两件怪事在时间上又衔接得如此紧密。于是我们看着这些人物疑惑、痛苦，感到一种喜剧用意和一个狡黠、善意的叙述者的存在。这是一群简单而健忘的人物吧， 文学史上不缺像这样让读者感到安全的人物。

然而，如果你没有被叙述的气势压倒，或者被速度冲昏头脑，如果你运用理性，你会发现，《O…侯爵夫人》无懈可击的逻辑和不可撤销的事实多处随说随扫。司令G…面对敌军起初表现得英勇无畏：“他向家眷宣告，他会用枪炮回答俄军的劝降，就好像她们不在一样”；当敌军“轰击要塞，焚烧弹药库”，“一次又一次地劝降”，司令G…“犹豫不决”；最后败局已定，司令G…“仍坚持反抗，因为没有得到俄军的休战承诺 ”。然而，当伯爵F…“满脸通红地从大门出来”，遇见退守到大门口的司令G…，要他投降时，他却“答道，他正求之不得，等着这样的命令，说着便缴械投降，请求伯爵允许他进门寻找他的家人”。但此时他并没有得到休战承诺。伯爵F…没有权力代表俄军给出保证，叙述里对此也只字未提。最接近休战的一刻出现在几行以后：“黎明时分，俄军总司令来要塞视察。他向司令G…表达了他的敬意，遗憾地说，可惜司令的好运没能使他更为勇敢，并承诺，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司令G…向他致谢，称，这一天里他欠俄国人，尤其是t…n猎骑兵团的年轻中校伯爵F…，太多了。”这一幕处处透着蹊跷。私人性的、针对个人的承诺难以被称为休战。作为敌对两国军队的首脑，两位司令的交流不但欠正式，且过于友好，特别是司令G…，与开始时判若两人。此处司令G…提到伯爵F…时提得很具体（“t…n猎骑兵团的年轻中校伯爵F…”），根据上下文推断，他是从女儿那儿知道伯爵F…身份的。他在大门口初遇伯爵F…时，叙述者道：“根据扮演的角色来判断，俄国军官似乎是这次进攻的指挥者之一。”这句话显然是从司令G…的角度说的。在得到伯爵F…的许可后，司令G…进门获知了侯爵夫人的经历。此时侯爵夫人已如伯爵所预言的那样，自己苏醒过来。“她已经知道他（救她的人）是伯爵F…，是t…n猎骑兵团的中校，曾获得过骑士勋章和其他多种奖章。”此后司令G…向俄军司令提到伯爵F…，是重复女儿的话，可见他对女儿的话很上心。也许他和我们一样，心里起了疑？司令都不知道伯爵的身份，一个女眷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侯爵夫人不是受到惊吓，哑口无言，然后完全不省人事了么？对赶来的侍女们，伯爵F…可能如此细致地介绍自己吗？诸如此类的逻辑矛盾和漏洞比比皆是。比如，伯爵F…的死自始至终是个谜，他的死被叙述得确凿无疑，但当他再次出现，被问及如何死而复生时，他每次都答非所问。又比如，开篇的谜面就藏着悖论。叙述者在第三幕告诉我们，侯爵夫人登启示的原因是不想让小孩被社会打上耻辱的烙印，但他似乎忘记了，在开头他已对我们说过，侯爵夫人走出这一步是“招来世人嘲笑”的。如果说，作者希望我们得出伯爵F…是孩子父亲的结论，而得出这个结论需要我们运用理性，看到事件背后的因果与悖论，那他应该也希望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确定的真相。因为如果我们运用理性，根据证据推论演绎，得出的结论便会是，没有一种逻辑能串起小说所有的部件，得到一个完美的体系。时钟内部充满了杂音，打满了补丁。

叙述机器的分崩离析说明作者并不完全了解他的人物，他对他们也像伍尔夫一样，呈现的只是印象

但有一种声音盖过了所有的杂音，有一种视角掩饰了所有的补丁。作者像描述人物的对话与行动那样对他并不确定的人物动机做了客观、一致的呈现。略去心理描写是中篇小说的特点，形式的限制生出种种可能——歌德和大施莱格尔对此各有一套精彩的理论。克莱斯特很少刻画人物心理，但正是那寥寥几笔暴露了作者而非人物的动机。侯爵夫人一家得到伯爵牺牲的消息后惊悲交集，司令G…亲自去驿所打探详情，得知“伯爵在战场上中弹的那一刻曾高喊：‘郁丽埃塔，这颗子弹为你报仇了！’然后永远闭上了嘴唇”。这里有一段简短却层次分明的心理描写：侯爵夫人悲痛万分，又后悔不已，责怪自己当初没有亲自向伯爵致谢，还“深深同情伯爵临死时还念念不忘的、和她同名的不幸的姐妹”。如果人物是透明的，小说就该自圆其说；叙述机器的分崩离析说明作者并不完全了解他的人物，他对他们也像伍尔夫一样，呈现的只是印象。这印象被赋予了客观的表象，但却不让人信服。郁丽埃塔是侯爵夫人的小名，只有父母或丈夫才这样称呼她。听到司令G…带回的消息后侯爵夫人心里五味杂陈，却丝毫没有惊讶和疑惑，不仅确信伯爵临死时惦念的是和她同名的女子，还“四处打听她的下落，想把这不幸而动人的事告诉她，却毫无结果。”“四处打听”为实有，而侯爵夫人怎么想的却是作者的揣测。作者眼里的——或者说，他当作事实呈现给我们的——侯爵夫人是个天使般的人物。侯爵夫人的母亲虽称不上天使，但也同样单纯得匪夷所思。《O…侯爵夫人》里有一幕很有名，讲的是侯爵夫人被母亲带回家，在母亲的促解下与父亲和好。母亲把父女二人留在房里，自己去做晚餐，但等了许久不见他们出来。于是，

“她悄悄折回侯爵夫人的房间，想听听发生了什么。她轻轻把耳朵贴着门，听到里面传来最后一丝轻柔的絮语，像是侯爵夫人的声音；透过锁孔，她看到女儿坐在父亲的腿上，司令从未允许人这么做过。这当儿，她终于打开了门，眼前的一幕让她心花怒放：女儿仰着头，紧闭着眼，静静偎在父亲怀里；父亲坐在靠椅上，睁着眼睛，眼里噙满泪水，长久、热烈、贪婪地吻着女儿，简直像个情人！”

《O…侯爵夫人》貌合神离的人物、似是而非的真相则让人看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不确定的恐惧、绝望和妥协

这近乎乱伦的一幕困惑了几代评论者，焦点大多落在父女身上。我倒是觉得，那个“心花怒放”、“感到自己真是个幸福的人”的偷窥者不比她的丈夫女儿简单。1808年，克莱斯特的一幕剧《破瓮记》被歌德看中，改编成三幕上演，结果遭遇滑铁卢。克莱斯特多次撰文攻击歌德，骂他蓄意破坏，搞得这位奥林匹斯神殿巨人再不敢帮他，还放出狠话，说即使半个魏玛要看克莱斯特的戏他也不上演。若是放进小说，我想，克莱斯特定会写歌德是“出于好意”。伍尔夫不掩饰客观的缺失，克莱斯特则选了一个莱布尼兹的声音盖住千头万绪的可能让我们相信一个事实;《达洛维夫人》疾速转换的多角度意识体现了一种无限接近真相的努力，《O…侯爵夫人》貌合神离的人物、似是而非的真相则让人看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不确定的恐惧、绝望和妥协。克莱斯特比伍尔夫更黑暗，比伏尔泰更辛辣。

是对不确定的恐惧让他离开军队，而离开军队让不确定成为现实。二十二岁的克莱斯特试图从物理、数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他要的保障，试图把一个普通女孩塑造成一位让他成为理想丈夫的理想妻子。在给未婚妻的信里他大谈“人生计划”：一个“自由、思考的人”，一个“任何行动都有恒常准则”的人，“为自己定下人生计划”。“没有人生计划，没有确定的决心，总是被不确定的愿望左右，总是与我的责任相背，做偶然性的玩偶、命运的傀儡，这种状态是多么可鄙，多么让我不快乐，我情愿去死。”自由、思考、快乐，这些是经典的启蒙价值。和一切启蒙勇士一样，克莱斯特不相信既定秩序。离开军队，他相信能凭理性找到自己真正的职责，但被承诺的必然秩序却没有兑现。也许克莱斯特发现了，大部分勇士的勇敢是上了保险的，而他没有。二十四岁，他读到了和他一样勇敢的康德。这次相遇没有拯救他，却在为他推开死亡之门的同时成就了他的文学天才。没有所谓确定的人生职责，他成了作家。

和热奈特齐名的多丽特-科恩（Dorrit Cohn）就《O…侯爵夫人》写过一篇名为“知识的问题”的文章，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克莱斯特评论。科恩看到了一个困扰克莱斯特的根本问题：认知。侯爵夫人知道是伯爵吗？科恩想知道。她知道，但她拒绝知道，“她的晕厥是在爱欲升起的一刻为保护意识的纯洁产生的应急反应”。有趣的问题，隔靴搔痒的答案。文章写于理论爆炸的1970年代，当时在欧陆和英美批评界谈克莱斯特是时髦。用弗洛依德来读克莱斯特，我以为，是评论家的一厢情愿。卡夫卡说心理分析是个大错误，我想，克莱斯特不仅会赞成，而且在他眼里，弗洛依德的祖爷爷洛克的学说也是个大错误。他关心的不是认知和欲望，而是认知和道德。

知道还是不知道，这是个问题。《O…侯爵夫人》开篇的启示里就出现了“知道”（wissen）。文中的两个关键词“失去知觉”和“良心”很不寻常地用了wissen的变体——Bewu-tlos（不知道）和Bewu-tsein（知道）——把认知和道德牵扯在一起。侯爵夫人寻找孩子的父亲，是寻找“事物的最终原因”（die letzten Gründe der Dinge）。如果把小说看成五幕剧，第三幕便是重心。这一幕出现了两个小高潮——侯爵夫人和医生以及产婆的对话——积累声势，通向小说的关键。侯爵夫人被医生告知怀孕后难以置信，问医生怎么可能，医生嘲讽地说：“不用我来告诉你事物的最终原因吧。”产婆证实了医生的诊断，侯爵夫人差点儿又晕过去，她用颤抖的声音问产婆，自然界是否存在无沾成胎的现象；产婆答，除了圣母玛利亚，世上没有女子经历过这样的事。此处双重互文，同时指向圣母受孕和康德哲学。“现象”（die Erscheinung）、“自然界”（das Reiche der Natur）、“事物的最终原因”，以及开头提到俄军撤走后侯爵夫人一家生活恢复常态时用的“事物的顺序”（die Ordnung der Dinge），这些词在康德的著作，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里经常出现。

1801年，克莱斯特在给未婚妻的信里写道，他近来接触到的康德哲学“深深触痛了他的灵魂”：“我们不知道被我们称为真理的是否真的就是真理，还是只是我们看来如此。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此生获得的真理在我们死后就消失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关于不朽的努力都是徒劳”；“我唯一的、最高的目标陷落了，我一无所有”。克莱斯特把康德读成了有神论版的休姆，但不完全是误读，他的绝望如尼采所言，是从赤诚的情感中获得的不同寻常的洞见。百家争鸣的欧洲启蒙时代从自然科学中汲取了无穷的动力。科学不能解释自己的合法性，但哲学可以。形而上学和经验论，教条主义和怀疑论——康德博采众长，一一推翻。在通向理性批判的途中，康德一度离休姆很近。吸引他的是休姆的“自知之明”，他成功地论证了客观因果律的不可知。休姆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本身没有先验因素，它的必然性是一种主观必然性，根植于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只能理解确实发生的，不能确定没有发生的必然会发生。康德认为，休姆既避免了同为经验论者的洛克犯的逻辑错误，也证实了形而上学者们的自以为是，你以为理性可以认识事物本身？算了吧。休姆是个无神论者，有点像伊壁鸠鲁。在他看来，知道理性的局限并不妨碍我们理性地生活；源于经验，归于经验，朝生暮死、不知道明天太阳是否会升起，也无碍。但克莱斯特不能够。他要先验的确定，笛卡尔式的确定，灵魂不朽的保证。其实，这是驱动《纯粹理性批判》的原始问题。怎样让休姆的怀疑与笛卡尔的确定并存？或者说，怎样让离不开经验的知识有先验的确定的可能？用康德的原话：综合、先验的（synthetic a priori）知识如何可能？休姆的不可知论挑战了自然科学的权威，而维护自然科学恰恰是康德的出发点。超验唯心论建立在牛顿科学的客观性与普世性已被证明的假设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同时也是个唯物经验论者。无论是笛卡尔、斯宾诺塞，还是牛顿、洛克，主客观规律划上等号最后一步靠的都不是逻辑，而是信仰——推断，或者说先设——造物主的存在。康德对理性的信仰相当纯粹，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我们能认识客观规律，因为我们是客观必然的。我们有让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客观必然的认知模式。知识离不开经验，但认知模式无条件存在。经验世界从一开始就经过我们的思考和定义，我们对它能够有确定、完全的知识。我们有条件理解、但不能理解物自体，但没有我们的物有什么意义？

外界的灯一盏盏暗下，她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筑起坚实的屏障。她是新教极度孤独的个体

康德给我们超验的自信是要我们在经验世界履行与生俱来的责任——遵循道德法。理性要理解的是自身，最终达到一个无条件的好的意志，这是康德道德法的核心—— “绝对法令”（der kategorischer Imperativ）。“行动，就好像你的行动准则凭你的意志能成为普世法。”康德的意思大致可以套用孔子的话来解释——从理性所欲，不逾矩。理性所欲即是守法。每一个行动都以普世的道德法为准则，以守法为目的。我们是自然界唯一具有理性和道德的个体，守道德法就是实现我们的自性，或者说，必然性。这是自由，自由必然。

O…侯爵夫人要寻找“事物的最终原因”；康德说，“事物最终的客观原因是物自体”。侯爵夫人最后似乎找到了答案，现代评论家无论多么有怀疑精神，都没怀疑到这个答案上。但我以为，侯爵夫人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答案的。她无法知道因晕厥而没有感知的事物，就好像读者无法知道破折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伯爵泄漏的“证据”最多给她（和我们）带来徒劳的猜测。她若以为她知道答案，便和对答案深信不疑的评论家一样，成了康德眼里逾越理性边界的教条论者了。答案不可知，侯爵夫人知不知道，说到底也不可知，但这些不是关键。关键是小说的关键转折处（Wendepunkt）侯爵夫人姿态的转变。

经过医生和产妇的“审判”，侯爵夫人被母亲所弃，父亲一纸“命令”，将她逐出G府。侯爵夫人跪在父亲脚边苦苦哀求，此时司令G…背对着她，从墙上拔下枪，枪走了火，打进天花板。侯爵夫人突然警醒了，她惨白着脸站起来，冲出父亲的房间准备离开。她的哥哥受父亲之命要她把孩子留下。“孩子？她问道，说着站起身。告诉你那没有人性的父亲，叫他来一枪打死我，但别想夺走我的孩子！带着问心无愧者的骄傲，她抱起孩子，上了马车……”

这一漂亮的举动让她认清了自己，突然间，她好像亲手把自己拽出了命运把她抛进的深渊。……她自豪地回想起自己如何靠清白的良心的力量战胜了她的哥哥。她那顽强的理性没有被她的奇怪境遇击垮，在伟大、神圣、无法解释的世界面前完全折服了。她意识到不可能说服家人自己的清白，如果她不愿毁灭，就必须让自己平和下来。回到V…后没几天，她的悲伤便被一种用骄傲来回应世人攻击的英雄决心所取代。她决定完全退回她的内心……

侯爵夫人的理性“在伟大、神圣、无法解释的世界面前完全折服了” ， 这是《O…侯爵夫人》最接近浪漫主义的一刻。但O…侯爵夫人没有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外界的灯一盏盏暗下，她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筑起坚实的屏障。她是新教极度孤独的个体。理性产生了一个意志：她是清白的。她把它当作普世法。行动的准则也是行动的目的。她登报了。

所谓的“清白”值得玩味。侯爵夫人表面的意思是她不知道。既是不知道，那就谁都有可能。这是启示背后的涵义，也是G…夫人对女儿的试探遵循的逻辑。G…夫人对司令G…说，再狡猾的骗子在她的计策面前也会出卖自己。她告诉侯爵夫人，孩子的父亲已经向他们自首了。侯爵夫人惊讶不已，追问不休，G…夫人卖足了关子，同时观察女儿的反应。当她最终道出自首者是他们雇的猎手时，“上帝，我的父亲啊！侯爵夫人喊道；有一次，我在正午的暑热中睡着了，醒来时看到他正从我的睡榻走开！说着便用手捂住自己羞得通红的脸。”这一刻，G…夫人完全相信了女儿的清白：“天使都比不上你的纯洁”。

G…夫人很清楚猎手没有嫌疑，否则便不会确信女儿的清白。但她怎么能确定猎手不会刚好是女儿知道的那个人，而这样做不是成全了他们？如果G…夫人的问题是侯爵夫人知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这个办法是有漏洞的，但如果她的问题是侯爵夫人知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X（X不是猎手），这个计策便可证实侯爵夫人清白与否。

所以，“清白”藏着另一层含义。躲在G…夫妇和侯爵夫人含混不清的语言的背后是一个让他们无法驱散又难以启口的问题：是不是伯爵F…？在最后“自首”的一幕里，G…夫人若无其事地对女儿说：“有什么好惊讶的？”“除了他还有谁？我们真傻！”其实除了那个犬儒的、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哥哥，谁都不傻。克莱斯特的人物远比他们看上去的聪明。侯爵夫人被证实怀孕时刚刚和伯爵定下婚约，但所有人都好像把婚约忘了。伯爵的求婚、对侯爵夫人可能怀孕的多次公开暗示和侯爵夫人的怀孕、被逐是交叉发生的，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侯爵夫人难逃知情——或者说，苟合——的嫌疑。 破折号里发生了什么只有伯爵F…和侯爵夫人知道。所以，侯爵夫人“意识到不可能说服家人自己的清白”；所以，司令G…如此多疑。G…在看到侯爵夫人登的启示后嘲讽地说：“噢，她是无辜的。…… 她是睡梦里干的。”第二天，报上出现了回应侯爵夫人启示的公示，他看到后破口大骂：“不要脸的女人！……十条母狗的淫荡加上十只狐狸的狡猾都比不上她！看看那张脸！看看那双眼睛！比天使还纯洁！”G…夫人不解，他答道，侯爵夫人和“那个男人”早就串通好了。对于父母的怀疑，侯爵夫人岂有不知？她也怀疑自己。“医生离开后，“她带着对自己的怀疑，一幕幕回想起过去一年里发生过的事，想到最后一件事时，她觉得自己是疯了”。又是关键处语焉不详，但无论“最后一件事”指的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侯爵夫人想起过这件事，而且不确定。但她不能生活在怀疑和不确定里。理性意志是绝对确定，认识自己是没有怀疑。在破折号这件事上，伯爵夫人要没有怀疑，说“不知道”是远远不够的。她必须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必须相信不是伯爵 F…。所以，侯爵夫人的“清白”的意思是她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确定不是伯爵F…，或者说，除了伯爵F…谁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这是侯爵夫人所意愿的普世法的具体内容。

登告示是确认普世法的普世性——像立社会契约那样，通过明言来确认所有人和自己想得一样

登告示是确认普世法的普世性——像立社会契约那样，通过明言来确认所有人和自己想得一样。侯爵夫人做得很成功。G…夫妇是天底下最难和侯爵夫人想得一样的人，但就连他们最后也相信了侯爵夫人的清白。司令G…的“认输”相当夸张。侯爵夫人和G…夫人“像得胜似地回到M…”，G…夫人要女儿待在房里，等司令来道歉；这时，她们听到门外有人走来，哭声越来越大；司令G…走进房，用手帕捂着脸，站着哭，一句话也说不出，“哭得直不起身，号啕声响彻四壁”。紧接着就发生了近似乱伦的一幕，我把这一幕理解为女儿对父亲的绝对胜利。康德有一句名言， “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侯爵夫人丧夫后回到了孩童的状态，她和父母住在一起，受父亲庇护。在伯爵求婚的一幕里，伯爵问她的问题不是司令夫妇回答，就是她看了父母哥哥的脸色后再回答，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重复父亲的话。离开M…回到V…是侯爵夫人脱离孩童状态的象征。“情人”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坐在父亲腿上被父亲吻着的侯爵夫人和父亲的爱不再是人类和一个暴虐的耶和华之间的爱，而是一个独立、理性的个体和一个被他／她认同的上帝在共识中产生的爱。

认知和意志是一回事吗？克莱斯特关心的是：“O…侯爵夫人是清白的”是普世的道德法吗？—— 《O…侯爵夫人》对康德一再追问

但侯爵夫人确认普世认同并非一帆风顺。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试探之前的花园一幕。伯爵F…来V…找侯爵夫人，两人在花园相遇，侯爵夫人开口就问，你从哪儿来？伯爵说从M…来；侯爵夫人接着问，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伯爵说，我什么都知道了，但完全相信你的清白。听了这句话，侯爵夫人脸色骤变，歇斯底里地把伯爵赶走。伯爵最后哀求道，“只一句话，只悄悄地说一句……!”“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侯爵夫人说着猛地推开他……”。“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不足以证明侯爵夫人知道了什么，但能说明无论伯爵会说什么她都不愿知道，这与她意愿的“不知道”相背。在“真相”大白天下以前无论知道什么，她的“清白”都将不再成立。但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直接的引起侯爵夫人强烈反应的原因。侯爵夫人要确认普世认同，她虽自信清白，但在现实世界，伯爵是唯一真正无条件认同她的人。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一个人她不能接受。因为她所定义的“普世”里没有这个人，她的绝对法令是以排除他为前提的，她的“清白”建立在一个没有他的世界里。

所以，赶走了伯爵F…的O…侯爵夫人凭着“清白的良心”战胜了母亲的试探、父亲的多疑，却在纯粹理性即将成为实践理性的一刻被伯爵的“自首”彻底击垮。“她把两道闪电般的目光射向伯爵，脸色变得像死尸般惨白”。面对G…夫人的催促，她说：“我要疯了！”这句话在文中是第二次出现，她又回到了自我怀疑的状态。她“像躲瘟疫似地避开他 [伯爵]，打开房门，喊道：快叫司令来！”— 她又成了依赖父亲的女儿。

O…侯爵夫人凭理性意志建立起的世界在最后一刻轰然崩塌。也许，这说明她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没有严格遵循康德意义上的绝对法令？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是我。把包法利夫人换做O…侯爵夫人，我想，这句话用在克莱斯特身上再恰当不过。问题不在侯爵夫人，而在康德哲学。

康德的绝对法令是无条件的，行为的本身就是意义。“守”是关键，“法”在其次，“法”本身没有具体内容。但“法”的内容又是重要的，否则，行动只是自由选择，而非自由必然。但在由人类行动组成的社会里，存在无视条件的、普世的道德法吗？即使存在，这样的法有意义吗？康德说，自然界按法则运转，而我们——理性的个体——按源于我们的万法之法行动；又说，理性的使命是产生一个好意。这里有个大矛盾：认识法和被法促动、依法行动是一回事吗？或者说，认知和意志是一回事吗？克莱斯特关心的是：“O…侯爵夫人是清白的”是普世的道德法吗？—— 《O…侯爵夫人》对康德一再追问。其实，像这样的问题，问的人又何止克莱斯特一个？康德道德律的形式主义在欧陆哲学中引起纷争无数——虚无论与教条论之争、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之辩，追根溯源，都绕不过康德。克莱斯特无意成一家之言，他只是像把钻石镶入戒指一般，把问题嵌入它所有的现实与神秘。

无论康德的绝对法令是否缺乏指导意义，他的理论本身完美地演示了什么叫“好的意志”。康德确信，也要我们自信，我们是理性的、道德的个体。既如此，如果我们能够真诚地、理性地意愿一个行动准则可以被普世追随，它就是普世法，甚至不需要外界确认。“行动，就好像……“。“就好像”不是逻辑，而是想象。所有的知识都是“综合”（synthesis），而“综合”，康德说，“是想象力的产物”。普世法是理性产生的知识，那也是想象了。康德是科学家，还是不露声色地让世界天翻地覆的大艺术家？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康德：普世法是否真的是普世法不重要，对此，我们甚至不得而知（康德自然不会这样说，但他是否这样想过呢？），重要的是我们确信它是。就好像我们无法知道物自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现象世界的客观规律确定无疑。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有无可比拟的魔力。革命一场场地发生了。我们不需要从自然界、信仰、传统中寻求根据，我们就是根据。黑格尔，马克思，到他们的给我们解放保证的徒子徒孙，这个魔力一以贯之。O…侯爵夫人也酝酿了一场革命。在她完全退回内心的一刻，所有的因果链被切断，历史开始了。她以一个自己给的对自己的信仰替代了不可知的“事物的最终真相”，让世界运行了起来。这个信仰不以“自然界”的“事物的顺序”为根据，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侯爵夫人从未放弃自己是无沾成胎的可能，而且对种种“证据”视而不见。从结尾反观她的“自信”，能够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但对任何不可知的事物采取确定无疑的姿态，不都是自我欺骗吗？

莱斯特无意成一家之言，他只是像把钻石镶入戒指一般，把问题嵌入它所有的现实与神秘

对于这样的指控，我想，康德会说，这样的价值判断对一个无条件的好的意志是不适用的。道德法高于自然法，让人类的自我完善、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自我保存——成为可能。但康德又是极现实的。O…侯爵夫人所意愿的法是不是普世法？这个让克莱斯特发狂的问题不是康德关心的，他没有正面答案。但他是有答案的。他会肯定地告诉我们，O…侯爵夫人不应该、也不可能说服所有人。如果每个人都遵循绝对法令，世上就应该没有纷争了吧？许多康德主义者这样想，但康德不是。康德的政治哲学一扫其道德哲学的理想主义，他告诉我们，每个人根据绝对法令能知道／意愿自己的完善之路，但不能知道／意愿别人的完善；在法权领域，当我的意志与他人的起了冲突，我必须遵循众人的意志，就算是不公正的法也不能反抗；纷争是好的，战争是必须的，只有到了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一天——天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普世太平才于我们有益。“这一切，”康德说，“说明了一个智慧的造物主的存在”。

克莱斯特不能接受这样的答案。当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时候，丧钟已经敲了一百多年。康德用纯粹理性杀死了上帝，又用实践理性让他复活。但死了的上帝怎能复活？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知肚明，费希特跑出来大呼小叫还被歌德奚落了一通。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上帝死了总有替代，比如众神、自然、历史、存在。克莱斯特不接受复活，也不接受替代。他只是追问刽子手，以后呢？我们真的能给自己保障吗？歌德和席勒要的是荷马史诗，他给了塞壬的沉默。

卡夫卡在《塞壬的沉默》里讲了尤利西斯和塞壬的相遇。尤利西斯要抵挡塞壬的诱惑，带着蜡和锁链就上路了。虽然世人都知道这样做不管用，但他“没有听到她们的沉默；他以为就只有他没有听到她们的歌声”。在离她们最近的时刻，她们从他面前消失了。幸亏她们没有意识，否则，面对他脸上的狂喜，她们是要被毁灭的。

侦探小说是解谜，《O…侯爵夫人》是成谜，对克莱斯特而言，文学是通向神秘

“尤利西斯诡计多端，是一只狐狸,”卡夫卡写道。尼采说，尤利西斯是古典时代最狡猾的人。“十只狐狸的狡猾也比不上她“，司令G…说。G…差点像塞壬那样被毁灭了，虽然最终差点被毁灭的是侯爵夫人自己。O…侯爵夫人还不是卡夫卡的尤利西斯，至少我这么认为，从尤利西斯到卡夫卡的K也经过了基因变异。但O…侯爵夫人是K的祖奶奶，K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卡夫卡的尤利西斯预言了将把他家人吞噬的纳粹梦魇。汉娜·阿伦特在卡夫卡逝世二十周年写的短文“卡夫卡：重估”里把K看作一个世界建造者，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错误。还是布莱希特看得准，他说，卡夫卡是一个被卷在车轮底下的人。克莱斯特是一个不愿意被卷在车轮底下而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人。纳粹把他看做知音不是毫无根据，但他们没有看到他早就看到的他们的命运——被毁灭。克莱斯特是比卡夫卡更早的先知。

也难怪克莱斯特被误解——他自己也不知道拿他的小说怎么办。色调黑暗的《O…侯爵夫人》有一个使它更黑暗的喜剧结尾。侯爵夫人不能接受伯爵F…，眼看到了毁灭的边缘，克莱斯特魔杖一挥，让她接受了一切，还“生了一串小俄国人”，如G…夫人所预言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悲剧之后是闹剧，和康德哲学一样。克莱斯特最好的小说-《O…侯爵夫人》和《迈克-康哈斯》，都像不知道怎么结尾。伍尔夫让塞普提默斯替达洛维夫人去死，克莱斯特自己替O…侯爵夫人去死。三十四岁，与康德哲学纠缠了十年的克莱斯特终于找到了一位患绝症的女子愿意和他一同赴死。1811年，两人来到柏林近郊的万湖，从容地喝咖啡、写信、双双自尽。一百多年后，卡夫卡在克莱斯特的墓地逡巡良久，陷入沉思。“他终于找到了出路，”离开时，他对同去的女伴说。他自己是情愿死也不给小说结尾的。

《O…侯爵夫人》留下许多未解的悬疑：疑似串通的军事侵袭、伯爵的死而复生、伯爵对侯爵夫人怀孕的预知，等等。我以为，克莱斯特暗示了一个和“是伯爵”具有同样魅惑力和可能性的答案—— “是圣灵”。身为新教徒的克莱斯特对天主教的着迷渗透于他所有的作品，《O…侯爵夫人》潜伏了一条连贯的、指向无沾成胎的线索-反复出现的“三”字，对伯爵神性的暗示，等等。但这些都是不可知、不可知了。侦探小说是解谜，《O…侯爵夫人》是成谜，对克莱斯特而言，文学是通向神秘。我啰啰嗦嗦说了这许多，想必连阴郁寡言的作者也要笑了。相信吗，如果你问他，《O…侯爵夫人》说了什么，他的脸上会现出阴晴多变的复杂神情，沉思良久，脸憋得通红，然后说:“O…侯爵夫人”。

❶ 引文由作者译自德文，参考了Andrew Miller和David Luke 的英文译本，以及译林出版社2007年的中文译本（赵登荣，杨武能，袁志英译）。